北魏早期士兵类别及其构成

北魏军队可根据其控制权不同分为两部分：一是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下的中军和外军,另一部分则是部落首领控制的部落兵。士兵最初构成主要是六夷部落,但也有汉人为兵的现象。这些都决定了北魏早期士兵存在着与其他政权有所区别的特征。     

论清赋的正统观及其嬗变

清赋创作数量超越前人,理论视点因康熙与乾隆两帝对赋体的倡导,并由此建构起法古以明今的赋学正统观.在康乾盛世,作为宫廷赋的创作实践,突出表现于馆阁赋与疆域赋两翼,在继承汉人京都赋与唐人闱场赋的基础上,对前朝"祖骚宗汉"及"唐无赋"说作出扬弃与重构,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辞赋创作与批评.清人赋学与正统观相契合的尊体意识,内涵了...     

鲜卑习惯法与北魏法制的二元特色

北魏法制在中国封建法制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鲜卑习惯法是早期游牧民族法律文化的缩影,也是北魏法制建设的特殊起点.北魏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以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为指导,用批判的眼光借鉴吸收汉族封建法制经验,有条件地保留、引述鲜卑的民族习惯法,创造性地融会成北魏法律制度.因此,北魏法制始终表现出封建法和民族习惯法的二元特色,它既是民族的,又是时代的;既是继承的,又是发展的.     

略谈“汉人”族称的确认

本文从两汉以来国内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冲突，汉民族意识展露和形成的历史过程，论证从汉朝开始，“汉人”已是不同于“蛮夷”的居民群体。经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迁徙、融合和“汉化”、“胡化”的反复，到北魏末，“汉人”作为族称已为中原朝野所认同。唐朝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强大、繁荣，促进了“胡”、“汉”文化交流，“汉”作为民族和文化的内涵，成为中原和边地各族人的共识。历五代到两宋，随着北方民族南下中原和民族之间文化冲突的加剧，导致汉民族意识强化，南宋时“汉人”作为族称，最终被历史确认     

汉代文体观念论略

除个别著作外,汉人对文体的认识和观念相对缺乏集中、系统的阐述,而在创作实践中却往往流露出不自觉的文体意识。四言雅颂体正体地位的确立及其在诸种文体中的渗透、摹拟文风的盛行以及汉人在辞赋创作中对"丽"的追求,均是考察汉代文体观念的重要侧面。在汉代,文体规范的总体标准为"雅正"。魏晋以后的文体论者,正是在汉人的基础上肯定和发展了"丽"的概念,并逐渐将"雅丽"树为理想文体的审美标准。     

略论渤海高氏在北朝的变迁——北魏至北齐初

渤海高氏在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中的名气远逊于南朝的王谢、北朝的崔卢,但其对于北魏及其后的东魏北齐政治的影响是其他家族所无法比拟的。渤海高氏于西晋时崛起,发展于北魏,而在北魏末年的纷繁乱世中一枝独秀,奠定了东魏北齐政权的基础,"齐氏元功,一门而已",而高乾高昂兄弟之死,标志着渤海高氏的衰败,也标志着胡华逆流对以汉人世家大族为代表的汉文化的反扑。     

西魏北周军队构成的变化及其对北朝军事的影响

北魏分立为东、西魏时,东魏继承了北魏和六镇鲜卑的大部,在军事上处于优势.为了弥补劣势,西魏北周的军队构成发生了转变,变成以汉人步兵为主力.在北朝,步兵战胜骑兵的战术也在不断成熟,为西魏北周的军事变革所汲取.北周在成功的完成军事变革后,在军事上取得优势.这一遗产也为隋、唐初所承继,由此可以说明这一时期北周、隋、唐初在军事上取得优势的原因.     

略论北魏平城时期的宗教与民族关系

在北魏平城时期,宗教与民族关系密切相关.北魏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动乱局面,一统黄河流域,但其境内民族众多,矛盾复杂.统治阶级不仅需要树立正统形象,取得合法统治地位,还要缓和内部民族关系,维护政权稳定.道教和佛教乘机而入,与北魏政治密切结合.统治者利用道教取得了合法统治权,缓和了胡汉关系;佛教在统治阶级的支持下迅速扩展,加强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但也引发了民族矛盾和斗争.北魏平城时期道教和佛教的大发展,各种宗教组织的产生,把不同民族的人们汇集到同一种信仰下,带动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消除民族隔阂,产生文化认同感.     

民族历程与慕容改姓

慕容鲜卑人在北魏以后经历了曲折的民族发展历程,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北魏时期慕容鲜卑的三次改变姓氏。从最初的政治迫害导致改姓,到时过境迁后的恢复旧姓;与此相伴的是慕容鲜卑群体从完整、强大到分散、衰落,最后只有慕容后裔的几支家族在北朝、隋唐时期仍活跃于政治舞台,但已经融合为汉人的一支,其作为少数族群的发展历程已经终结。     

论北魏宗室阶层的文化参与及角色嬗变

实现"文士化"是北魏宗室阶层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巨大转变,是其统治中原先进地区的客观需要。北魏宗室的文士化不仅表现为知识素养、精神面貌和行为旨趣的改观,更主要地体现在宗室积极参加各类文化活动,具备主体性角色意识,并为汉族士人社交圈所接纳。在方法论方面,这种身份角色论较传统的文化类型分析似更贴近"文士"概念的本质。     

宋文帝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宋文帝在位的三十年,与多个少数民族互动频繁,总结其民族关系思想,可大致概括为以下几点:1."划河而治"思想,这一思想是宋文帝处理汉族刘宋与鲜卑北魏关系的核心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宋文帝与北魏发生数次战争,宋多战败,影响深远;2."以夷制夷"思想,这一思想是宋文帝民族关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夷制夷"思想的指导下,浪费掉了很多北伐机会,反而使北魏坐大;3.册封少数民族首领的羁縻思想,目的是想拉拢处于中间势力的少数民族的首领以抗衡北魏,但收效比较小,因为随着北魏实力的膨胀,这些少数民族逐渐依附于北魏.纵观这三十年,北强南弱的局势由此奠定.     

北魏对刘宋的和亲与皇室婚制的汉化

北魏与刘宋之间的和亲是贯穿宋魏间前期交聘的一个核心议题,但三次和亲之议都因刘宋"依违不绝"的态度而未能成功。北魏在向刘宋求和亲时体现出鲜明的胡族政权特征,表现为将南方的宋看作中原王朝,而对己以胡族政权自居。魏太武帝死后,北魏对和亲的态度不再积极,这与北魏王朝婚姻观念的汉化密切相关。以和亲为名的部落交婚胡族遗制,也在北魏皇室婚姻制度的汉化背景下逐渐消亡。     

从两类贱民的地位变化看拓跋政权的汉化历程

北魏时期国家拥有大量的依附人口 ,但这些人口在身份地位上并非固定不变 ,而是呈现出一种分化趋势 ,其中以汉化程度较深的杂户、乐户、伎作户等技术性贱民的地位不断上升 ,而以胡族或胡化人口为主的军户、镇户、牧户的地位则不断下降。这种分化一方面是他们服役方式的差别使然 ,另一方面则是北魏统治者调整政治经济政策的结果。而这种现象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魏统治者对中原正统的仰慕和要求迅速汉化、封建化的迫切愿望     

北魏的历史记忆整合与国家认同建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经验探究

北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从族源、国号、习俗等方面对北疆各族早期历史记忆进行整合与重构,建构拓跋鲜卑源自黄帝、居于北土、与中原华夏同源共祖的族源叙述体系,采用"代""魏"双国号并用的做法,实行兼容北土旧俗与中原礼制的国家祭祀礼仪,既积极融入中原文化,又尊重和珍视北疆各族对拓跋祖先、云代乡里和北土旧俗的历史记忆与情感认同,体现了北魏统治者对北疆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整合。通过系列文化整合举措,北魏统治者增强了华夷各族对北魏政权的政治认同、民族身份认同和历史文化认同,为建构北魏的国家认同、巩固北魏统治奠定重要基础,客观上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其中蕴含丰富的历史经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元代汉人取蒙古、色目名考述

元朝是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政权。蒙元统治者为了保持蒙古贵族的特权,实行四等人制的民族等级政策,使身为被征服者的汉人和南人在政治、军事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在此历史背景下,中原汉地出现了一种颇为流行的社会风尚——汉人"蒙古化"。汉人蒙化表现在各个方面,取蒙古名就是是其中之一。     

承传道统 赋为诗史——论李谐及其《述身赋》

文章通过对李谐生平及其《述身赋》的分析,认为李谐出使梁朝,于南北多年对立之后,在沟通南北来往、缓和南北对立局势和促进南北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贡献。李谐其貌不扬而多学有识、善于言辞,使南中得到梁武帝等人的高度评价,反映了南北两方都以传统文化的正统继承者自居的心态。李谐的《述身赋》真实地反映了在南北朝战乱之际、尤其当北魏末年朝无明主、政治腐败、战乱频仍、社会普遍希望有人结束乱状情况下知识分子的心态,具有史诗的作用;在对少数民族没有"华夷之辨"的意识;在忠君与忠于国家一点上更重于忠于国家;这些都应该予以重视。     

北魏宗室与“五姓”婚姻关系简论

北魏的五姓大族是孝文帝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因素而确定的,汉人大族与北魏宗室的亲疏关系并非是衡量的唯一标准。五姓六家中,除陇西李氏外,其他均属魏晋旧族,这说明孝文帝时期所确定的最高层大族悠久的历史传统仍是其考量的最重要标准。魏晋旧族是传统文化的渊源所在,具有标志性意义,这对致力汉化的孝文帝而言,当然会着力笼络,而婚姻则是固结双方关系的最有效手段之一。五姓六家进入北魏宗室婚姻的核心层,正是这种社会背景衍生出的结果。     

关中“水利社区”与北方乡村的社会组织

文章以关中"水利社区"为例,探讨了中国北方乡村的社会组织.人类学汉人社会研究的"宗族模式"并不能解释复杂的汉人乡村社会,特别是中国北方地区."非宗族乡村"的视角可以弥补这个缺口.在北方乡村社会,一般是非血缘性的组织"会"在引导乡村社会的运转.本研究企图超越和延伸人类学早期汉人社会研究的框架和范式.     

读史札记:论北魏兵士除六夷及胡化之汉人外,似亦有中原汉人在内

该文是《夏鼐文集》失收的一篇佚文。它是夏鼐于 1 933年冬在陈寅恪讲授的“晋南北朝隋史”课程上所写的作业 ,获得陈寅恪的好评。夏鼐当年在清华园 ,是与吴晗齐名的史学系才子 ,已经在史学领域开始崭露头角 ,曾应吴晗之约继任《清华周刊》文史栏主任。该文从一个侧面 ,又一次表现他勤于思考、善于钻研的好学精神。陈寅恪批语所论甚是 ,足征读史细心 ,敬佩敬佩。——寅恪　一月十五日北魏军中有汉人自无疑义 ,但疑多是供运输杂役 ,此其所以异于斗兵或正式之兵邪 ,其有妨农事自不待言也。北魏军中兼有中原汉人在内部应亦如此 ,前所言仅谓其兵之主力非中原汉人而已。《晋书》卷一百一十《慕容载记》:“[ ]乃令州郡校阅见丁 ,精隐漏 ,率户留一丁 ,余悉发之 ,欲使步卒满一百五十万。”此百五十万人中汉人必颇多。魏承燕业统治中原 ,其征发汉人从军谅亦不异。但据后来高欢推之当是中原汉人 ,主业在耕农 ,其在军中多供属于军事之杂役 ,此其所以非斗兵之故邪。旧史记之甚简 ,盍更详考之。     

民国时期川西北羌地汉人的文化生活与精神世界

川西北羌地汉人是民国时期民族学家陶云逵所指称的"边地汉人"。羌地汉人在与当地人群长期相处的过程中,开始部分地改变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习俗,与内地汉人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羌地汉人与当地羌藏族群相互交融,共同创造羌地文化,形塑了那时乃至以后川西北丰富多彩、多元并生的民族文化。本文根据相关文献资料,重建羌地汉人的宗教世俗生活与精神世界,以展现徘徊于汉羌藏之间的边地汉人社会文化生活的若干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