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宋史研究尚存在一些悬而未决或并未取得学术界共识的问题。宋代户部人口统计中户多口少之谜,是其中最为人们熟知的问题之一。这些尚未彻底揭开的“谜底”,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对整个宋代历史的正确认识。本文通过对有关史料的分析、辨识、推理、考辨,论证了“男口说”、“析户说”、“户数虚增说”、“漏口说”等多个“谜底”之不可信,认为虽然州县的某些版籍为了各种目的,统计的对象可能是丁,也可能是男口甚至全部人口,但户部所统计的只是丁口。对于宋代的户口统计,如果除去户版的错乱,那么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如果每户平均只有2口左右,必定是丁口;有3口左右,很可能是包括老、幼在内的全部男口;若有5—6口以上,则基本上是总人口。     

贵州历史上的人口普查

根据史载,贵州最早进行人口普查是在明代。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诏令户部颂行户帖统计全国户口,因当时贵州尚未平定,因此未进行统计。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贵州进行了不完全的人口普查,明王朝诏令贵州宣慰司属于少数民族地区,不编造户口,但对播州（今遵义地区大部分）通汉语的人口进行了编造。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贵州设立布政司,相当于行省。自此,贵州和其它布政司一样编造户口。在明弘治和万历年间,贵州布政司正式向朝廷户部呈报户口黄册,据《明史·地理志》卷22记载,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贵州户数为43367户,258963口;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贵州户数为43405户,口数为297720口。贵州作为行省首次进行人口普查时间虽然在全国较晚。但是仍比欧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要早一、二百年时间。     

论宋代的“户多丁少”问题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口规律是由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规律。”北宋虽不如汉唐幅员辽阔,而户口却倍之有余。即使偏安江左的南宋王朝,升平之日户口依然胜过汉唐。 然而,宋人一面喋喋不休地夸耀生齿繁庶,一面又指责“户多丁少”之弊。因此,马端临在《文献通考》户口二中说:“以史传考之,则古今户口之盛,无如崇宁、大观之间,然观当时诸人所言,则版籍殊欠核实,所纪似难凭,览者详之”。的确,宋代户籍人口问题已引起不少学者的研究兴趣。但是,有人不承认宋代的“户多”,漠视了“别籍异财”、“诡名子户”等问题的严重性;还有人把 “丁少”误解为“口少”,乃致夸大了人口隐漏的史实。“户多丁少”是在宋代生产力发展、户口激增的前提下出现的一个社会问题,本文试对其产生的原因、表现形式和内容等方面作些探讨,不妥之处,谨候学者们批评指正。     

论宋代政府赈灾的资金来源

宋代赈灾所用资金主要依靠中央和地方,其中中央资金占主导地位.宋代用于灾害救助的资金主要有常平钱米、三司与户部资金、内藏库、朝廷封桩钱物、上供米和军粮以及地方的省仓等,它们是宋代灾害救助的主要资金来源.     

略述宋代乡村的第五等户

<正> 宋代乡村的第五等户是宋代社会生产的基本力量,创造宋代社会财富的基本阶层,因此,讨论第五等户农民状况,对于进一步认识宋代社会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目前,史学界     

关于金代奴婢的几个问题

金代奴婢问题关系到对金代社会性质的认识,因此,一直以来都备受学术界的关注.在相关研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值得商榷.一是国有奴婢中的监户仅为"没入官良人",官户在宫中的劳作也只是生产宫中所需薪、炭、冰、烛等物品,奴婢户确实是金代国有奴婢的一个独立户类.二是私有奴婢的占有类型可分为责族占有和女真猛安谋克平民占有两种形式,其主要来源途径是国家配给.三是金代的"二税户"的身份性质已经发生了"奴婢化"的改变,"驱"的身份性质实际上也是奴婢.四是国有奴婢以"户"为存在形武.私有奴婢以"口"为存在形武,所以国家采取的是对前者以"户"计,对后者以"口"计的统计方法.五是金代奴婢生存处境有所改善,具体表现是奴婢的生命权得到了关注,奴婢可以参加科举,奴婢可以和良人通婚,官奴婢可以拥有财产.     

巴里坤农民想什么——巴里坤石人子乡的调查

石人子是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的产粮大乡,农民较早地解决了温饱问题。自治区社教工作队员曾对该乡农民经济现状及思想动态作了调查。依据对370户农民进行的问卷调查统计,有小四轮拖拉机158辆,汽车6辆,41户办了理发、餐馆、修理等农村第三产业,有339台电视机(其中彩电占50%左右),录音机257台,平均每户饲养的猪马牛羊驴总数在10只(头)以上。应该说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由于交通闭塞、信息不灵,加之冬     

试述宋代官田的招标投标范围

两宋官田,不仅有屯田、官庄、官荒田、水田,还有户绝田、没官田、抵当田和折纳田。为解决财政问题,政府不断地出卖官田,并实行了招标投标的方式。北宋时期,户绝田、广惠仓田、抵当田、折纳田、天荒田、逃田、省庄、圩田、田宅房廊以及官田中栽种的桑枣果木都纳入了招标性出卖的范围。南宋时期,官田招标投标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从逃户官田、没官田、贼徒田舍及江涨沙田、海退泥田,再到城空田、户绝房廊,以及转运司、提刑司、茶盐司的没入田,官田招标投标的规模可以说是前所未及。因此,对宋代官田招标投标范围的梳理,有助于了解宋代招标投标制度在官田出卖领域的应用情况。     

宋代的财经监督法

《宋刑统》是宋代的基本法,其内容大致与唐律相同。此外,宋代还编定了许多敕、令、格、式等,为特定机构和特别事项制定专法,这在历史上是十分突出的。仅据《宋史·艺文三》载,有关财经方面的立法就有陈绎编的《熙宁编三司式》、庆历时纂集的《三司条约》、《元丰户部敕令格式》、王珪编的《在京诸司库务条式》、《转运司编敕》等。除此之外,     

明初户部机构及其职掌变迁初探

明代户部的初设不迟于洪武元年(1368年)三月。设立之初,户部机构简单,可能主要负责铸钱,而全国财经工作则由司农司负责;至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定六部官制,户部取代司农司,成为主管全国经济、财政的中央机构。此后,户部的内部机构和职掌几经变迁,至宣德十年(1435年)基本定型。明初户部机构及其职掌的变迁,反映出明初统治者勇于探索,为调整和完善国家财经体制作了巨大努力。     

论北宋户部体制的结构与功能

元丰改制后,北宋的中央政权组织形式大体上恢复了唐代三省六部制。因此,北宋的最高财政经济机关也由三司改为了户部,但北宋的户部决非是唐代的原样模写和简单重复。 唐代的户部由四部分组成:一日户部(称本司或头司),二日度支,三日金部,四日仓部,由户部尚书“总其职务而行其制命”。北宋的户部则有五个部分,两个系统。度支、金部、仓部,同唐相仿,而“头司”却分曹治事,“左曹分案五,置吏四十;右曹分案五,置吏五十有六”。左曹和右曹负责组织财政收入,而尚书所领的度支、金部、仓部则负责财政分配。单就左右曹这个系统而言,由于左曹的收入主要归度支分配,故左曹和尚书的隶属关系要稍稍深一层。但右曹则不然,“右曹事专隶所掌侍郎”,不受尚书领导。元祐元年,由于司马光“乞令尚书兼领左、右曹”,户部尚书因之也曾一度兼领左右曹事务。但绍圣时期又结束了这种状态。绍圣三年,北宋政府明令规定:“右曹令侍郎专掌,尚书不与”。这样,地方财政机构也随之分为两套——“诸路转运司则左曹之属也,提举则右曹之属也”。“州县钱谷有属常平司者,名色非一,悉总于户部右曹”。     

从“系省钱物”的演变看宋代国家正常预算的基本模式

宋代的国家预算,其体系和结构都是异常复杂的。既有御前钱物,又有朝廷钱物,还有户部(或三司)钱物。前两者是国家的特别预算,后者才是国家的正常预算,即宋人所谓“经费”者也。对于国家正常预算范围的收支钱物,宋人称之为“系省钱物”。因此,它的演变过程也就基本上反映出了宋代国家正常预算的基本模式。     

《百家姓》为何以“赵钱孙李”开头

《百家姓》是我国汉族姓氏的总集,共载有四百多个姓氏,但这远没有包括中国人的全部姓氏,据宋人郑樵统计,宋代姓氏有1743个,比《百家姓》多3倍。 《百家姓》大约成书于北宋初年,据传为宋朝初年钱塘一老儒所编。在四百多个姓中为什么偏要     

重视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以思想文化面向为中心

内藤湖南在中国近代史论域深具影响的"宋代近世说",以贵族政治的式微、平民势力的高涨为指归,从广义文化视域揭橥宋代开启中国的近世。是说参考欧洲历史分期,深入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形成"多元近世"观。分疏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形成的内、外部契机,反思是说引出的种种问题意识,以期洞见中国现代思想曲折展开的历程,进而重新省思中国现代性。     

宋代财产继承法之"女合得男之半"辨析

"子承父分"和"兄弟均分"是宋代财产继承的基本原则,非户绝之家的女子除可获得适量"嫁资"外,一般别无财产继承权。面对复杂繁多的民事财产诉讼,宋代司法强调兼顾"法理"和"人情"。在父母双亡,女招赘主管家政,而子孤幼,或原已招赘婿继承家业,父死后,母又别立继养子的情况下,实施"女合得男之半"的继承法。如无亲生子而有养子,在不影响"子承父分"的前提下,也可参照遗嘱继承法,使在室女获得部分遗产作为嫁妆。     

宋代江西文学家结构分析

据《全宋诗》、《全宋词》、《全宋文》统计,宋代江西有作品传世的文学家共1359人。本文用历史人口学及人口结构学的方法,对宋代江西文学家的性别结构、身份结构及年寿结构进行考察。统计结果显示,宋代江西女性文学处于相当薄弱的地位,且"家族现象"特征明显。进士极具创作活力,是宋代江西文学的一支重要创作队伍。僧道、宗室文学家的文学创作活跃,人均创作量高于宋代江西文学家的平均水平。60-69岁、70-79岁、50-59岁这三个年寿段的文学家在宋代江西文学中创作力最旺盛。     

唐宋时期科技发展与唐宋变革

唐宋时期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学界有"唐宋变革说".唐宋时期科技发展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有学者特别强调宋代的突出成果,这与事实有所出入,不完全准确.通过史料的分析和比较可以证明,宋代的科学技术是在唐代基础上循序发展进步的;唐代和宋代科学技术的特点也是基本一致的,二者没有大的区别和变化.因此可以认为,宋代的科学技术是在唐代基础上大大向前发展和进步了,而唐宋科学技术发展的差别并不是"划时代"的变化,而是同质的延续.     

西汉长安居民的生存空间

有关西汉长安居民户口的数量,《汉书.地理志上》提供的数据是“户八万八百,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有学者以为户均3口的数字偏低,若每户以5口计算,当在40万以上,再把皇族、士兵、僮仆等计算在内,全城人口当在50万左右。或说“西汉长安城在鼎盛期的实际人口数可能远远不止五十万。”有的学者根据关东漕运至长安的粮食数量,估算可以养活46万人。有的学者则就其计算方式提出异议。论者认为,“汉代城市中有不少农民。大城市中农民比较少,但也不是没有。”以为长安城中居民有在城外耕作的农民的说法,尚需提出充分的论据。以考古数据与文献记载相结合,我们可以较为真切地认识西汉长安居民的生存状况。元康四年“诏复家”时居于关中的“亡国”“列侯”家族成员,有长安40例。分析相关现象,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西汉长安居民人口控制的政策。西汉长安城内有限的平民居地集中“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以当时的居住习惯判断,生存空间十分狭小。然而通过“乡”的设置,推想有部分长安户籍资料统计的民众居住在城外的可能。而长安大都市功能的实现,又因诸陵邑的作用而有以补充。     

韩愈的道统学说与宋代理学家的政治哲学

韩愈是秦汉以后儒家思想哲理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韩愈的道统学说与两宋理学家的政治哲学有着不可否认的渊源关系,之于"道"的理解及其"性三品"说,对宋代理学家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由于形上素养的不足,韩愈的道统学说也存在着明显的理论局限,宋代理学家对韩愈的道统学说虽然多所称道,但也作出了十分重要的理论修正。这是宋代理学家不肯承认韩愈的道统学说是道学的源头的根本原因。     

明清时期的兰州水利

明清两代,兰州作为河陇地区政治军事重心及地区性贸易中心市场的作用已十分重要,城市及郊县人口较唐宋金元以来有了显著发展。据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统计,兰州所辖三县有户1989,口7259;北宋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兰州所辖一县,仅有户395,口981;经明至清中前期的经营发展,嘉庆二十五年,兰州府属六县人口达二百余万;咸同后虽然整个西北社会经济破败衰退,但兰州城关及皋兰四乡在册户口仍有15万1千余人。 无疑,近现代大工业城市的发展,解决用水问题至关重要。但对大工业发展之前的封建城市来说,水利亦非无足轻重,因为它至少第一:须解决市民用水。平时尚且不论,战时无水城即不守,自是常识;第二,须解决郊县粮食及园艺用水。特别是后者,更为重要。任何城市的发展与市郊经济的发展互为依存,如果考虑到昔时西北粮运困难及兰州处内陆腹地而少雨多旱,水利的发展对兰州城市的发展就更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本文将明清两代兰州水利发展作为一个统一的历史阶段来考查,对于认识这个城市在明清两代的发展也应是一个不可缺少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