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西交通线路上的丰镐与咸阳

<正>虽然在中国正史的记录中,汉代外交家张骞正式开通丝绸之路的事迹被誉为"凿空"[1](《大宛列传》,P3169),但是,从新石器时代陶器器型和纹饰的特点已经可以看到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相关迹象。小麦、家马和制车技术的由来,有自西而东的线索。一些古希腊雕塑和陶器彩绘人像所着衣服柔细轻薄,因而有人推测公元前5世纪中国丝绸已经为希腊上层社会所喜好。     

张家山汉简所见“妻悍”“妻殴夫”等事论说

江陵张家山汉简中有关于“妻悍”、“妻殴夫”简文,可以体现当时社会的性别关系。有 关法律,在后代有所变化。讨论有关现象,对于认识汉代文化的特征,有积极的意义。     

"秦暴"评议:以秦兼并天下的历史舆论为对象

虽然秦国及后来实现统一之后的秦王朝执政者自诩"秦德",然敌对政治势力多以"秦暴"指斥其军事强势与行政风格.对于秦实现统一的战争攻势,"秦暴"也是失败者历史感觉和文化情绪的记忆.基于对秦王朝政治节奏与政治倾向的反感,后来的政论与史论有持续长久的"秦暴"批判.通过对战国秦汉时期"秦暴"舆论的分析,可以从另一角度考察遭遇败军灭国者的心理,有益于全方位认识秦统一这一历史变化的社会影响.     

论贾谊《新书》“备月氏、灌窳之变”

汉初思想家贾谊提出过若干重要的政治建议,其中多有因战略眼光的远大卓越形成重要影响者.<新书·匈奴>中发表的有关"备月氏、灌窳之变"的意识,是在认真体察西北民族关系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形成的真知灼见.贾谊相关建议与对匈奴的"三表""五饵"彼此照应,形成了北边战略的全新思路.后来汉武帝对匈奴战争中争取草原同盟国的外交努力,开通河西走廊的军事成就,在西域与匈奴的成功争夺,都可以看作是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施行的政治实践.     

巴蜀“竹枝”的酒香

历代竹枝词因包涵历史文化的丰富信息,被看作社会史料的宝库。发掘其中有关酒的生产与消费的资料,对于酿酒史和饮酒史,以及相关社会史、文化史、风俗史的回顾和总结,是有积极意义的。巴蜀竹枝词有体现酒与节令礼俗的关系、酒与休闲生活的关系的篇章。农家自酿酒在民间消费生活中占有较大比重。而城乡＂酒市＂的繁荣,也表现了生活史的一个重要侧面。竹枝词中也有反映酿酒业之产业史的内容。＂载酒＂舟船浮江远行,则体现了商品酒的流通以及巴蜀酒业经济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的扩展。     

两汉流民运动及政府对策的得失

两汉流民运动及政府对策的得失王子今在以农业为主体经济形式的古代中国，长期形成了安居本土，不轻易迁徙的文化传统。因而有所谓“安上重迁，黎民之性”（《汉书·元帝纪》），“安土重居，谓之众庶”（《后汉书·杨终传》）的说法。不过，由于各种原因，历史上经常发生...     

傅斯年《故书新评》的文献学意义

傅斯年创办<新潮>时所谦称"妄自负荷"的历史责任,于思想革命之外,又包括推动学术进步的追求.对文献学研究来说,他有关认真"整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学问",积极倡导"朴学家的方法和精神",借鉴"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的主张,以及所提出的"要必以科学方法为之条理,近代精神为之宰要,批评手段为之术御"的学术原则,也有积极的意义.傅斯年<故书新评>中透露出的务求其"真"的科学思想,可以看作五四新文化洪潮中的一派清流,对于二十世纪的文献学研究,也是澄湛的泉源之一.     

秦汉人的富贵追求

考察秦汉时期的社会意识,可以发现热切追求"富贵"的倾向.这一情形,同经济生活的进步有关,也是与当时社会文化"闳放"、"毫不拘忌"的风格相一致的."富贵"追求,成为人生进取的动力.而帝王控制的权力,主宰着臣民得"富贵"是否可能.秦汉时期已经有开明的思想者对全民的"富贵"追求持冷静的态度.若干有关"富贵"的认识闪射着理智之光.逸民的言行表现出"骄富贵"的社会意识.所谓"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很可能表现了较在"志"与"道"的约束下坚守"高尚"原则的士人们更为潇洒旷达的人生态度.     

文化史与政治史的新知──读刘修明著《儒生与国运》

中国传统文化渊源流长，可是却少有全面分析历代文化人社会文化表演和政治文化作用的论著。政治形势的演变对于文化人的文化心态的历史影响，也有必要进行说明。刘修明先生的（德生与国运》（浙江人民出版社，lop年1月出版），正是我们期望的对于这一命题进行成功的探讨的学术专著。《田生与国运）一书循历史进程，分别论述了不同时期文化人的政治表演和历史作用。所论“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和局的产生”，“封建社会开创期和后生的地位”，“封建制振荡与转变期的局生及其特征”，“在封建社会巅峰期的历史潮流中浮沉”，“发展和僵化：宋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