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宗当世 名重本朝——简论范仲淹与王安石

北宋中期发生的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对当时的政局及其后的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探讨庆历新政及其主持者范仲淹对熙宁变法主持者王安石的影响,王安石与范仲淹的交往,以及范、王文学创作的相同点。     

略论北宋熙丰年间诗歌的主要思想倾向

受熙宁变法影响，北宋熙丰年间诗歌的的主要思想倾向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可大致划分为倡主变法与系心国运，倾诉民情与非议新法，纵情山水与尚意主理，宦游纪行与友情唱和。     

“少公峭拔千寻麓”——熙丰变法时期的苏辙诗

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辙的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但他的诗也不乏特色，而对苏辙诗的研究却甚不多见。在苏辙诗中，熙宁元丰变法时期的作品是其精华所在。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辙诗可分为前后两期，彼此不同而又一脉相承，都表现了政争中不屈的精神。苏辙诗在艺术上具有鲜明的特色。北宋中期文坛，受政治变法的影响，其主流可说是变法时期的文学。苏辙诗又一次证明了当时文学的这一特质，他的诗是变法时期文学的一页。论苏辙诗兼论当时文学的性质，就是本文写作的两个目的。     

北宋后期的陶潜热与宋诗学转向

熙宁元年,宋神宗登基变法,北宋历史进入后期阶段。在诗歌领域,已经显露自家面目的宋调也在追求新变。继韩愈、杜甫之后,宋人上承中晚唐人,找到了新的诗学典范——陶渊明。故本文通过从唐代到北宋,官方民间日渐兴起的靖节祠修建与祭祀活动,从中可以窥知当时的时代精神,发现尊崇陶渊明的社会潮流及其诗学意义。尤其是宋人别具只眼地从陶诗中挖掘出的"反常合道"的奇趣诗论,更俨然成为宋人标举陶诗的最高境界与北宋后期诗学的终极目标。     

北宋熙宁年间的察访使

北宋熙宁年间的察访使李国强北宋熙宁二年（１０６９年）二月，当时朝廷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开始议行新法。在整个变法过程中，朝廷频频造使，到各地督察新法的推行实施，按察各地官吏在推行新法过程中的失职和不法行为。其中有常平使者，体量、相度官，察访使，体量安抚使...     

王安石晚年诗作简论

王安石是以政治家、诗人、散文家、学者集于一身而名世的杰出历史人物,他曾官居宰相,主持过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是北宋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他又是熙宁元丰时期学术界的一派领袖,主持撰写《三经新义》,对儒家经典重新评释,形成了“荊公新学’,于当时的学术界、思想界影响颇大。作为散文家的王安石,以突出的创作成就,被列为“唐     

王安石变法同北宋封建社会各阶级的利害关系——与谷霁光先生商榷

北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王安石在青年皇帝神宗的支持下,担任参知政事(副相),针对当时发生的社会危机,特别是经济危机和军事危机,对赵宋王室的政治、经济、农业、商业和军事等等,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这就是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主要有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并营法等等。这些多方面的改革,直接关系到当时封建社会各阶级、     

王安石变法新论

海内外学术界历来把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的改革统称为王安石变法.但熙宁九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即闲居江宁,元丰新政完全是在神宗主持下推行的,理应视为神宗变法.事实上熙宁新法与元丰新政不仅主持者不同,而且指导思想亦大相径庭.本文深入解析了熙丰年间改革路线逐步变质的内在机制,指出关键在于神宗与王安石的改革的价值取向不同,进而重新检讨了变法失败的深层原因及其经验教训.     

程昉：一个熙宁改革的样本

程昉是熙宁改革时期一个典型的事务型官僚。他被宋神宗提拔,被王安石知遇,从事工作类型多样,以农田水利为主。程昉参与变法的作为有成功之处,也有诸多问题,饱受反对派的干扰与打击。程昉的经历体现出熙宁变革在地方的推行情况以及改革面临的困境。程昉是神宗熙宁变法的一个经典样本,从中可以略窥北宋王朝改革的样貌。     

唐宋常平仓的经营与青苗法的推行

青苗法是北宋王安石变法时的一项重要新法,关于它的具体作法,执行状况及当时经济生活的关系等问题,学术界已多有探讨,本文试就青苗法的推行与唐宋时期尤其是北宋熙宁以前常平仓的经营二者之间的关系略陈管见.(一)青苗法又称常平新法,其具体办法是:将常平、广惠仓现有的1500万贯石全部换成现     

诗之"尊唐抑宋"辩——从《沧浪诗话》说起

《沧浪诗话》"尊唐抑宋"的理论对后世影响很深,但始终没有对"诗变"与"世变"的关系作深层的剖析,仅从消极方面指出苏黄诗风和江西诗派的某些弊端,未尝全面检视当时业已形成的宋诗的艺术特质,更未及探究这种艺术特质之所以形成的种种原因.严羽的批评与事实不尽相符,不能反映宋诗的实际成绩和真实面貌,理论上亦具片面性.由唐诗至宋诗是必然的发展道路.宋代士人长时期充当了"政体"的精英,他们成功地左右整个政局的发展,宋诗议论化的突显与宋代"议论煌煌"之士风的渗透息息相关;宋代文化理性精神的突显又与其时哲学思辨风气的促动相关;而创作主体集诗人、散文家、词人三重角色的独特性,也造成了创作思维的多元化,加诸文学演变的规律等方面,遂共同造就了宋诗独特的风貌.     

宋代宫词刍论

宋代是宫词演变的一个重要阶段。在特定时代背景和诗学氛围中,宋人形成了颂美与讽谏的宫词观;宋代宫词的内容有明显的翻新,突出表现在对宫中文化活动、边疆战事、自然景物等的描写上,同时其内容重心呈现出向宫廷政事性活动的偏移。艺术上,宋代宫词取得了诸多拓展,在字句锤炼、诉诸视觉效果的描写技巧、"清"的风味等方面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对宋代宫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唐宋关中政治变迁与感觉地理意象的嬗变

为研究唐宋关中政治变迁与感觉地理意象地嬗变,运用文献分析法,对唐宋诗歌中关中及秦岭文化意象地变迁进行系统研究。研究认为,唐宋时期的关中地区经历了从帝都到“故都”的巨大政治变迁,唐宋诗歌中的关中地理意象也表露出迥然不同的文化感知:唐都长安既是帝国的国都所在,又是无数文人士子实现政治梦想的目标之地,因此有唐一代题咏长安的诗歌俯拾皆是,长安、关中题材的诗歌占有相当份量,以讴歌长安及关中平原“帝王州”恢弘气象、寄托举子科举入仕的政治梦想居多;宋代国都东迁,长安关中失去了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关中平原周秦汉唐时代的大量历史遗迹每每触发宋代士人伤时感世的心灵,宋代的长安访古诗,总有麦秀黍离的历史沧桑感。研究还认为,在唐宋诗中,秦岭在唐代是士大夫政治顺达或困顿的分水岭,在北宋是隐士文化的象征,到了南宋,则成为爱国人士北伐抗战、恢复中原的地理象征。分析,对于认识一个具有重要政治地理意义的传统政治中心地区历史地位与文化意义的嬗变无疑有重要意义。     

北宋毕仲衍论略

毕仲衍的政治生涯主要在宋神宗朝代,依靠其特殊的家族背景、出色的"吏治"才能和变法的历史机遇,他在北宋政治大舞台上虽作为"不显眼"的角色活跃了二十年,但他涉足具体事务广泛,尤其是参与了变法,亲历了元丰官制改革,修撰了《中书备对》,对后世影响很大。     

试论宋初直臣田锡白体诗歌创作

宋初政坛名流、部分学白的代表作家田锡,其白体诗作既有应制唱和、赠友闲适等典型的宋初白体诗诗歌题材,更有反映现实政治、表达理想抱负、浸透人生感怀的政治讽喻诗与咏怀伤感诗,这些大大开拓了宋初白体诗的题材范围. 在诗歌风格与艺术追求上,胸襟开阔的田锡表现出转益多师的印记,既有豪健深沉、哀婉缠绵的一面,还有清丽流畅、闲适平易的另一面. 此外,诗歌语言上,平易清新与含蓄精健并存;诗歌体裁上,古体与近体平分秋色等等. 这些都是对当时以二李为首的馆阁翰苑词臣及其以徐铉为代表的南唐降臣的白体诗歌创作的极大丰富.     

论山水审美中士人的主体建构与人格完成

山水诗展现了中国人独特的心灵境界。山水审美参与士人主体的内在建构和心灵完善,是对传统政治人格的极大补充。这一参与建构的过程呈现出历史阶段性：晋宋山水突出了个体意识的觉醒,为士人打开了一个相对独立于朝廷、政治的审美境界,为个体人格注入了非功利的审美因素,山水的审美品貌和依托形式也大致确立;唐人山水突出了情理的和谐交融和感性生命的自由舒展,创造出壮阔雄浑的山水兴象和秀逸明净的山水诗境,但中唐的文化转型造成传统人格的萎缩,也使山水境界从荒野林泉转向都市亭园,启迪着宋人的山水新路向;宋人山水突出了对宇宙人生之理的关注,将山水也纳入人文精神的范围,宋学中理学标举的天理本体与苏轼蜀学所提倡的情本体,使士人在山水中定位的理想人格朝不同方向发展,并对明清以后的山水美学与人学产生深刻影响。     

论《四库全书总目》的"元祐"批评观

无论是评人论学,还是品诗论文,<四库全书总目>素有简明扼要、持论公允之称.但对于宋代诗歌批评,喜用"元祐"做褒义评价.这种积极评价与文学史上的宋诗批评无直接联系,而是四库馆臣从政治偏向上做出的正向判断.这是由于元祐党人在北宋末年遭到残酷打击后,南宋以来"最爱元祐"的政治倾向影响所至.这对晚清同光体诗人标榜"元祐"为诗歌鼎盛的"三元"之一,无疑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其实,"元祐"并不具备宋诗鼎盛的代表意义,今人沿袭这种说法,是值得重新思索的.     

北宋中期杜甫及其诗歌地位的升格略说

北宋庆历以来,诗坛以学习韩愈、李白诗歌风格语言为主。这种情形在嘉祐以后开始变化,李、韩的光辉慢慢褪隐,而杜甫的形象日益光大。熙宁以后,杜诗的经典化进程加快,终于在随后的元祐时代得以完成。     

时代与地域:南丰刘氏的家学家风

南丰刘壎由宋入元,做过学官,体现了南方文人的一种现实的政治选择,属于边缘型遗民。他作《补史十忠诗》,其子麟瑞也赋五十首七律,成《昭忠逸咏》四卷,这些诗歌咏宋末死节义士,成为《忠义集》的主体。刘氏推崇忠义精神,长于诗歌创作,这种家学家风与南丰地域文化有一定的关系。     

北宋重要诗案与诗歌发展的转向

诗案对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是北宋诗歌和政治关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北宋以儒立国,诗人以诗议政,发挥儒家政教精神,但屡屡因诗得祸。诗祸与新旧党争密切相连,从乌台诗案的政见之争,到车盖亭诗案的党同伐异,再到崇宁全面文禁的意气用事,始终贯穿着鲜明的政治特色。诗人的命运随着政党的得势与否而浮沉,而且波及的诗人一次比一次多。党派之间的权力之争、喜同恶异使诗人难以独善其身及保持创作的独立批评精神。诗人的创作经此连绵的政治打击,由经世致用转向寻求安身立命和追求纯粹技艺,崇宁四年(1105)后,北宋诗坛批评政治的诗歌陷入历史低谷。凡此,与北宋诗案的政治化本质而造成的负面影响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