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金石学走向科学考古学——郭沫若甲骨文、青铜器研究中考古学方法的应用

郭沫若在甲骨文、青铜器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这与他有科学的研究方法——考古学的方法密切相关。在甲骨文研究中郭沫若提出要重视地层、伴出器物的研究，对甲骨文断代有着重要启发作用。郭沫若还从考古类型学的角度对甲骨文进行研究，按字体风格不同将甲骨卜辞分为不同的王世。同时还采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对青铜器进行系统的整理，从青铜器的形制、纹饰等方面出发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其所创“标准器断代法”在青铜器研究中建立了殷周青铜器研究的新体系，开创了新局面。     

论西周中期至晚期初金文的组合

国家“九五”期间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在西周共和以前列王年代的研究方面，以西周金文历谱作为重要依据之一，经过多位学者协作，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果。最近王世民等先生的专题研究报告《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出版①，使历谱工作的基础更为可靠。本文着重对西周中期以及晚期初金文的组合问题进行讨论，主要根据两条原则：（一）依靠《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以下简称《分期》）的考古学类型学标准；（二）着重金文内部人、地、事的客观联系。一、恭王部分　　　　我们先由恭王下推。学者前此对金文系联的研究，在穆、…     

西周金文字形书体与铜器断代研究

本文试图从理论角度探讨西周金文字形书体研究及其断代应用的可行性。提出可以利用类型学原理,结合商周金文字形书体自身特点,依据标准器铭的文字形态,重点选取一批在某个历史阶段出现频率较高,文字形体结构有着明显时代特征或者偏旁结构较为复杂的单字,先分类、后分期,以此厘清西周金文字形书体的发展规律和进程。此研究不仅是出于古文字自身学科发展的内在需要,更是为了进一步服务于西周铜器断代体系的完善。     

试论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及其逻辑-方法论意义

王国维是我国近代的著名学者。郭沫若曾赞誉他是“新史学的开山”,推崇“他的甲骨文研究,殷周金文的研究,汉晋竹简的和封泥等的研究,是划时代的工作。”“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的域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①这是用诗人的激情,科学家的理智,对王国维所作出的高度而又客观的评价。王国维之所以能在学术上,特别是在史学上作出重大的成就,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吴其昌先生就曾指出“治上古者必须有下列条件:一曰渊博之校据……,二曰     

再谈西周王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举世瞩目，其最关键的一步是确定武王克商的年代，尽管至今已有四十多家不同说法，但只能取其一种。研究方法应该是从共和元年（前８４１年）上溯，以文献为基础、辅以铜器铭文、校比实际天象（日月食、历朔干支），相互取证，完成最后的结论。下面就西周年代结合铜器、天象、文献再谈一谈我的意见。一、小孟鼎乃昭王卅五年器小孟鼎实在是很重要的一件铜器，郭沫若氏释为廿五祀，断为康王器，几成定论。１９８６年初，笔者与东北师大陈连庆先生细审拓本，反复用放大镜琢磨，认定铭文当是“卅又五祀”。当时陈老先生喃喃自…     

也谈商周青铜器研究立标准器断代的首创权

立标准器断代 ,是商周青铜器断代研究的主要方法 ,关于其首创者 ,东西方学者有不同看法。本文从学术史角度剖析了这一方法论的源流 ,认为它早见于中国古代金石学 ,且与西方考古类型学有某些共通之处 ,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来源。     

西周昭王铜器新探

昭王铜器至今仍是西周早期铜器断代问题争论的焦点之一，拟采取个案分析的方式籍以器形、纹饰等诸多要素，特别从金文字形书体的角度在已确定的标准器中选取富于变化的高频单字对年代争议颇大的铜器重新梳理并审视西周早期特别是昭王时期铜器的时代特征，并强调西周铜器断代中器形、纹饰、铭文三要素形态演变的价值和意义。     

试说西周金文中关于井田的两条史料

我国西周时期的井田制是子虚乌有,还是确曾实行过,这是自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古史学者曾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在以往的争论中,否定井田制的学者曾提出金文无井田的记载,而肯定井田制的学者也有认为金文中并无井田的字样。笔者认为已有学者考释的师同鼎、弟(虍豕)簋两器铭中的“井”即井田,这与古书中的有关记载正相一致,西周曾实行井田制,乃确切无疑的史实。特别是弟(虍豕)簋还涉及到对井田划分与计算等方面的问题,实为难得的史料。兹不揣浅陋,勉为此文,祈方家、读者匡所不逮。 先将西周金文中记载以井田为赏田的两器铭文抄之于下:     

青藏高原岩画年代分析

<正> 岩画的断代一直被认为是岩画研究这门学科中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自从本世纪80年代初“直接断代”(Direct dating of rock art)的概念被提出后,尽管许多学者都尝试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岩画进行直接断代,但至今尚未找到一种较为简单易行和有效的方法用于岩画(尤其是岩刻画)的直接断代。现在岩画断代大多仍采用170前法国学者贝尔佐尼建立起来的被后来岩画学家称为“考古近似断代“(Archaeological minimum dating)的方法,即运用考古美型学分析来建立年代关系。不过对于中国的岩画学者而言,却更经常地使用综合比较法来进行岩画断代,即运用考古学、民族学、宗教学和文献学等资料对岩画进行断代.其原因有二:中国自新石器以来,考古学、历史文献、民族学等资料非常丰富,且无缺环;其次,中国境内岩画大多为青铜时代的作品,有些甚至可以与文献资料、考古资料以及民族学资料完全吻合。因之,利用综合比较来     

试评铜器断代法的得失

1932年,郭沫若同志的《两周金文辞大系》(以下简称《大系》)面世,开创了铜器研究的新纪元.从前的经学家,仅限于对一个个铜器的孤立考跋,从来不见成体系的论著;而且,除了若干自铭其王世的器物以外,也通常不议论它们的时代.《大系》搜集了西周的一百六十二器,按武王至幽王(缺共和一代)的世系,把它们分别论断为"某王时器及其近是者".所用的方法,人们称之为断代法.多半是由于事属草创,未臻成熟,加以习惯势力的抵制,着实冷落了一个时期.解放以后,在来不及提高的情况下,断代法蔚然成风,断代者不     

西周年代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国家级研究项目正式启动,其意义十分重大.既有振奋民族精神的政治意义,又有追溯华夏文明源头的学术意义.它的启动,将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诸学科的综合研究带动起来,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西周年代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基础,没有西周年代,就谈不到夏商.断代工程对西周年代有着特殊的要求,必须提出准确的纪年.即武王克商的绝对年代,西周十三王(含共和行政)的在位年数与年代,都必须明确,不容含糊.     

西周春秋社会形态新探

战国封建论者以西周金文(释文)和商代甲骨文(释文)等古籍为据,说明商周的“臣”、“众”、 “驭”、“鬲”、“人鬲”、“五夫效父”是奴隶,论证西周春秋社会形态是奴隶社会。然而,经过认真的译注,切实的辨析,我觉得他们引用的西周金文(释文)和商代甲骨文(释文)等古籍被他们曲解了,而西周金文(释文)和商代甲骨文(释文)等古籍恰恰说明商周的“臣”、“众”、“驭”、 “鬲”、“人鬲”、“五夫效父”不是奴隶,反而证实西周春秋社会形态是封建社会。 郭沫若的《西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把《令鼎》定为成王时器。他在《释臣宰》和《驳〈实奄字说〉》中摘录了《令鼎》金文(释文)的一句话,证明“臣”是奴隶,现抄如下:     

谈殷周青铜器研究立标准器断代的首创权

传统金石学对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考古学和古文字学都产生过一定影响 ,它也同西方考古学方法论有某些共通之处 ,青铜器研究立标准器断代法就是一个显例。     

金文对号法述评

三十年代初,史学家向学术界提出了一个要求:化彝铭为史料.为了满足这一要求,首先必须解决纪时铜器的年代问题.围绕这个任务,出现了两派不同的解决方案,一派为金文对号法,另一派为铜器断代法——这两种名称都不是倡导者自己命名的,而是读者的说法.笔者在总结了两派五十多年的经验后,关于断代法的得失,已经发表了初步意见.关于对     

春秋金文反书研究

春秋铜器铭文中有反书的共477件,占春秋器总数的30.58％,分布涉及各个器类,时间贯穿春秋早期到晚期,地域分布涉及秦国以外的当时几乎所有诸侯国.有反书的单字共101个,情形分独体字反书、合体字整字反书、合体字部分构件反书、合体字某一构件易置并反书四种情形.春秋金文中的反书无区别意义的功能,是甲骨文系统“正反无别”构形特点的延续.春秋金文反书的数量与功能表明春秋金文文字系统尚有较强的象形性.春秋金文单字反书字频比例与西周金文的比较表明：在象形程度上,春秋金文文字系统与西周金文文字系统无明显的阶段性差异.     

金文中的“征”与“伐”

“征”、“伐”是金文中表示征战的两个常见用语,一般通用无别,有时也存在使用范围和形式上的不同.金文中的“征”、“伐”与甲骨文相比也有使用范围的差别,而与先秦文献用法基本相同.     

关于宗周钟

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载宗周钟释文云: “王肇遹省文武,堇(勤)疆土。南国(卩又)■敢舀虐我土。王■伐其至,(業戈)伐氒都。(卩又)■迺遣閒来逆昭王,南尸夷东尸夷具见,廿又六邦。……(害夫)其万年,■(畯)保三或(域)。”以上是铭文的主要部分,郭沫若先生谓邵王即昭王,邵王乃生号非死谥,器为昭王所作。吴其昌先生亦谓害、瑕为同声同义字,昭王实名为“(害夫)”,后世作“瑕”者,乃同声同义假借之譌别字也。但孙诒让氏读“邵王”为“绍我周王见休”之绍。唐兰先生承其说并疑是厉王时器,谓厉王名胡;胡、(害夫)音亦近转。这一点是这一篇铭文的主要关键,必须首先确定邵王是谁,才能谈到对内容的研究。唐说之不可靠,郭沫若先生早已破之,兹再举一例加以证明:     

英语世界郭沫若研究的意识形态偏见

论及英语世界的郭沫若研究,首先不可避免的是郭沫若的译介问题,在这方面,针对不同译本的整理、综述、比较或是评论还鲜有专著和固定的专题研究,只是在极少的研究论文与专著中有所提及.与英语世界中的鲁迅研究相比,郭沫若研究开展得并不广泛,其研究学者相对较少,领域相对较窄,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弱.尽管也有不少有识之士认为由于郭沫若与政治联系极为密切以及由此带来的复杂性,郭沫若的潜在研究价值有可能超过鲁迅.但是,从国外的郭沫若研究状况来看,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正是不少英语世界学者对郭沫若研究不感兴趣,甚至产生极度偏见的主要原因.     

西周铜器年代举例

北宋以来,关于上古铜器的著述,有图录,有款识,有考释,而缺少断代。清人经学家阮元推崇钟鼎铭辞“当与九经并重”(见《商周铜器说》),从此以后,彝铭的学术价值,被人视同逸史。三十年代初,新民主主义革命带来的社会科学研究的高潮,促进了铜器断代学的兴起。郭沫若同志在倡议这一学说时指出:“周代彝铭在能作为史料之前,其本身之历史尚待有一番精密之整理也。”①这话完全正确。五十年来,已经有了几部断     

评王富仁的郭沫若研究

王富仁不仅对郭沫若做过很深入的研究,而且他的学术成果具有很高的文学史/文化史研究的启示意义和学术史价值,学界至今没有对他的郭沫若研究做专门的评述。王富仁对郭沫若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1.他以高水平研究成果对郭沫若研究起到了加持和推进作用,遏制了当时郭沫若研究“滑坡”的态势;2.作为鲁迅研究的旗帜人物,他对郭沫若及其创作的客观认识,对扭转“以鲁视郭”的偏向具有示范性和引领性;3.他对郭沫若诗歌的研究真正走进了郭沫若诗歌世界,对其文学史价值和历史局限都有独到的学术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