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与退出：“资本下乡”为何逃离种植环节——基于皖北黄村的考察

"资本下乡"通过土地规模流转试图直接进入生产环节,以此构成资本化的规模经营,并试图扩展到农业的全产业链。通过皖北黄村的实证调查,探讨资本下乡的绩效与社会经济后果。结果显示:"资本下乡"通过土地流转较迅速地形成了大户农场,却无法通过规模经营而在种植环节盈利,在资本规律引导下,出现产业转换和退出种植环节的后果。     

关于深化农村改革的三点建议

当前我国农村改革呈现新的可喜局面,土地流转力度加大,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经济组织蓬勃兴起。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为深化农村改革指明了方向,即从土地承包环节的改革到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从冲破传统经营制度的改革到建立现代经营制度的改革。为了搞好农村改革,推动制度创新,应积极引导和推动农村土地制度和基本经营制度创新,实现由政策农业向制度农业的转变,必须打破"土地私有化"和"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这两个禁锢的束缚,坚持"四化"同步和城乡一体化。     

从种地到经营地：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地经营模式变迁研究——基于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的个案分析

通过对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的个案分析,考察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地经营模式变迁,即从种地到经营地这一现象的发生机制,以新型职业农民阶层立场进入关于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思考。首先,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生活空间解体导致年轻劳动力流失程度加重,作为生产空间的村落事实上逐步解体并引发传统农地经营模式转型;其次,“国家在场”与“资本下乡”不仅有利于实现土地保障功能向财产功能转型,也是农业产业化和农民现代化动力系统的核心机制;最后,以新型职业农民阶层立场审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农村社区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的“新三农”问题,则要求区别对待不同土地经营者“下乡”形成的多元雇佣关系,以培育高素质农业劳动者为契机,“有条件、分步骤”推进中国农地制度诱致性变迁,建立科学合理的制度改革风险分配机制和制度创新利益分享机制,最终实现“农民市民化、农村社区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     

国有农场对农村经营体制改革的启示

国有农场的土地国有制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两种不同的土地公有制形式,都是完全不同于土地私有的制度安排。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实行分田到户的责任制,极大地释放出了农业生产力,国有农场普遍学习农村分田到户的经验。进入21世纪后,国有农场农业经营体制与农村农业经营体制发生了重要分化,其中农村经营体制越来越强调农户承包经营权,而国有农场坚持农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性质。在21世纪快速城市化和农业机械化的背景下,国有农场通过调整土地关系和生产关系,很好地适应了农业生产力变化的需要。相对来讲,农村经营体制因为过于强调农户承包经营权,导致农业生产力严重受制于现行农村土地关系的束缚。国有农场的经营体制和土地制度安排为农村经营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启示。     

新时期农业经营方式的再小农化

在以实现农业现代化为目标的农业转型期,政府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普遍存在着经营规模化期望。在地方的农业转型实践中,行政力量主导推动大规模土地流转,形成了以外来资本为主的规模经营主体。然而资本化的规模经营主体,在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竞争性分配中,面临着不断上涨的成本压力,利润空间受到压缩,纷纷转型或退出农业生产领域。资本化规模经营主体的退出,重新释放了村庄经济空间,出现了再小农化的农业经营秩序。不同于传统的小农经济,再小农化是在回归家庭经营基础上新的发展,通过种植结构和经营规模的扩大,形成专业化机械化的经营模式,以家庭为主体的农业经营模式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资本下乡如何嵌入本地农村社区?——基于117家生态农场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通过中国117家返乡下乡创业的生态农场实证样本,本文研究了资本下乡嵌入本地农村社区的影响因素。在控制农场和农场主基本特征的基础上,从农村社区环境和村企互动两方面选取测量指标,构建有序logit回归模型。研究结果表明:(1)村庄的自然资源环境、基础设施环境、社会人文环境、政策支持环境对下乡资本的本地嵌入有正向作用。(2)村企互动中的非契约互动,如村庄帮建农场、农场与村民熟识度、农场人情活动有助于下乡资本构建良好嵌入关系,而正式契约互动,如优先雇佣本地人对农场的本地嵌入没有显著影响,村企共申项目甚至呈现负向影响。     

乡村振兴下工商资本下乡的主要风险及防范

工商资本下乡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工商资本下乡的领域在逐步拓展，方式呈多元发展，效益在逐渐显现。然而，工商资本下乡在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引发的土地流转无序混乱、粮食安全受到威胁、生态环境恶化、农户财产权益受损等多种风险也不容小觑。全面乡村振兴需要对工商资本下乡从多维度全方位进行规制，通过完善工商资本下乡的制度政策、健全工商资本下乡的投资环境、优化工商资本下乡中政府职能、强化工商资本下乡中生态保护措施与保障工商资本下乡中农民权益五个方面进行风险防范，充分发挥工商资本对推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带动作用。     

粮价下跌与“谁来种地”——基于洞庭湖平原Y镇的经验分析

粮价下跌对农业种植主体的行为选择产生重要影响,促进农业转型。研究发现,劳动力非农转移背景下农村社会普遍形成“老人农业+中农农业”结构,老人和“中农”是主要的农业种植主体。粮价下跌使得以家庭劳动力为主要投入的老人和“中农”无法实现劳动力变现的预期,老人退守至“口粮田”甚至退出种植,“中农”退出农业生产,“谁来种地”成为一个问题。而基于家庭劳动力和资本双投入的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规模,具有不断扩大再生产的动力,因而这类农场顺势接手老人和“中农”退出的土地。进而,粮价下跌促使农业生产由“老人农业+中农农业”向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转型。     

资本下乡背景下“中农”的生存智慧与应对策略

下乡资本的商业逻辑与农村社会的乡土逻辑存在张力,资本下乡过程中面临土地成本、生产秩序、劳动监督等困境。中农借助国家农业政策防止“非粮化非农化”倾向以及资本悬浮性特征,遵循乡土本位和市场理性双重行动逻辑,通过内生性优势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密切联合小农以增强发展根基,争取与资本优势互补、分工合作获得共存发展空间,充分体现出中农群体在强势资本挤压下的生存智慧与应对策略。实现中农与资本长效合作,可以有效衔接资本要素和乡村本土资源,健全资本与农户利益联结机制,促进乡村产业平稳、可持续发展。     

资本下乡与乡村治理重构

资本下乡成为普遍趋势,下乡资本不仅进入农业生产领域,也开始进入农村建设用地领域。在逐利动机下,资本下乡旨在“经营村庄”。资本采用公司化的方式对村庄外生项目资源、内生土地资源和村级组织本身进行资本化运作,使得村庄公共资源私人化、村级组织公司化。在此过程中,通过与乡村各级主体的互动,资本重构了乡村治理秩序：“权力—利益网络”的垄断秩序,由此导致村庄公共性的丧失。这一秩序产生的内在逻辑在于乡村组织的强制性政治权力与协调性治理权力的失衡,日益弱化的乡村治理权力使得独立运作的乡村政治权力与下乡资本形成利益共谋,建构乡村治理的“权力—利益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