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中唐文化与文学转型的新视角--读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

在唐代文学领域,近年最引人注目的是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文学与政局的关系,如卞孝萱《唐人小说与政治》、王汝涛《唐代小说与唐代政治》、孙琴安《唐诗与政治》、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政治兴变与唐诗演化》;一是文人的政治角色,如傅璇琮《唐宋文史论丛》所收翰林学士研究系列论文、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傅绍良《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仅从这些书名就能感受到,“政治”正在成为学者们热切关注的视角。最近出版的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属于后一方面的研究,它为我们多角度地认识唐代文人和文学带来富有启发性的思考。     

武则天时代的礼仪与文学关系论析

武则天登基前后,礼仪与文学的相关性表现突出:一方面,武氏以礼仪改制作为其政治革命的先声;另一方面,由礼仪改制和政治革命所带来的文人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巨大改变,也如实地反映在不少文学作品中,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时之文体和文风。     

元初文人“科举累人”观辨析

元朝初期科举久未施行，文人在有距离的旁观中对于科举的兴废进行理性反思。他们从文学发展、经学传播、理学研习、铨选制度的得失以及个人身心健康等方面探讨科举的流弊，明确提出“科举累人”说。深入分析“科举累人”观念可以见出：一方面元初文人也看到科举的优点，体认到其存在的科学性、合理性，对之并非完全否定；另一方面，“科举累人”观却能够一定程度上摆脱宋元易代之际文人自身政治归属的影响，反映出当时文人主张文统与道统合流的发展愿景。从本质上说，元初文人的这一愿景与自中唐以来逐渐形成并最终占据主流地位的“文道合一”的文艺思潮是相契合的。     

论初盛唐宗室贵戚子弟的文学教育与宫廷诗风演进

初盛唐时期，宫廷掌握着文坛发展的趋向，以皇室群体、宫廷文人及王府僚属为核心，形成了文风相近且牵连交错的文学集团。唐代宗室贵戚子弟的文学教育在师法授受、学习内容、诗文创作等方面，既对南朝的文学经验有所继承，又能根据唐代宫廷文学的基本任务，在经史修习、杂艺熏陶与文学教育的相互作用下，培养出符合宫廷审美需要的文人。本文从初盛唐宗室贵戚子弟接受教育的制度、途径、内容与方法入手，考察初盛唐时期上层文人的文学教育与文学能力养成之间的关系，进而从诗史建构、创作规律总结及实践引导三方面，揭示文学教育在宫廷诗风演进中的作用，以期提供一种从文学教育的视野理解唐代文学变革的理论路径。     

唐代田园诗兴盛原因之探析

田园诗在唐代的崛起与繁荣,是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而促成的：其一,唐代隐逸之风的盛行;其二,唐代经济的繁荣与园林别业的广为修建;其三,唐代的政治状况与唐代文人对政治的疏离、对田园的态度;其四,文学本身的发展。     

歌行体之范围及选材与命意

“歌行”有广、狭二义。广义之歌行泛指唐以前以“歌行”或“歌”、“行”命题的乐府诗,故可连称乐府歌行。狭义之歌行又称七言歌行,特指唐代及以后文人按照乐府诗的风格创作的,具有和传统乐府相似的诗题,但又不用乐府古题的七言或兼有七言句的杂言古体诗,它是由古乐府发展而来的一种诗体。“选材豪劲,命意深远”是歌行体在题材及思想内容方面的特征。忧国忧民是歌行体经常表现的主题。对宇宙人生的理性思考是歌行体的另一主题。     

文儒之士复变之诗:论唐初江南文人的群体特征

江南文化和文学的发展与嬗变是唐代江南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作为唐代第一代的江南文人,以虞世南、许敬宗为代表的文人延续了陈隋以来江南文人的宫廷文学之士的政治身份,同时又因家族文化和师学传承等因素影响呈现出学行兼备的文儒特征,从而展现出江南文人在唐初的变迁。受其影响,唐初江南文人的诗歌表现出复变相交的创作特征。     

一代唐音起射江论陈子昂在唐代诗文革新中的机遇问题

关于陈子昂在文学史上之影响和地位问题，历来评价甚高。但就他的创作和理论看，以“古雅”拯时期，确无多少新意，且不说他创作上的“蹈袭”之病，就是其也理论也有“倒退”嫌疑，故当代学者对他于唐代文学之开创国颇有持怀疑态度的。笔者以变：陈子 唐代文学史和地位不容否定，前人地他的赞誉并非虚辞，后人对他的訾议也有理有据。我们主张将他的理论和创作放在初、盛之交这个特定的文学背景上考察，以为他在唐代文学发展史上所起     

对"明一代台阁之体,胚胎于吴伯宗"的反思

四库馆臣提出明一代台阁之体滥觞于吴伯宗的真实内涵,主要是指从风格特征上来看,明代的政治文学萌芽于吴伯宗.其着眼点在于吴伯宗首科状元的政治身份,以及该身份所代表的明代新朝文人.但在易代之际的视野下考察明初的科举制度,以及吴伯宗学术与文学来源可知,吴伯宗具新朝文人之名却不具新朝文人之实.四库馆臣夸大吴伯宗文学地位的原因,主要因为其构建明代文学史的方法性缺陷.更为重要的是,对四库馆臣这一判断的反思表明,对明代台阁体的研究应当置于元明易代之际的历史语境中.     

论阎朝隐诗歌之“奇”

阎朝隐作为科举晋升的文辞之士，其诗歌存世虽少，但以“性奇诡”“善构奇”而著称于世，屡屡捉刀代笔，甚至得到武则天的赞赏，这于他所处的社会现实和政治需要密不可分。在武则天与唐中宗时代的政治高压、粉饰太平和个人晋升的条件下，阎朝隐在诗歌之中借鉴了东方朔的“染迹朝隐，和而不同”来展示其存世之道，借助宴饮应制诗的“丽色靓妆，观者忘忧”来诉求其晋升之由。这也为中国古代文人在仕宦浮沉中找到了一条“光明”之路，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何以《诗》无楚、吴风--三论"风"诗的"邦""国"限定

在西周和春秋前期政治舞台上 ,楚、吴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其文学创作也是出色的。但是 ,现存十五“风”诗却缺楚、吴之风。究其原因 ,在于楚、吴对于周朝的离心倾向 ,故而不为周期的邦国体制所接纳。十五“风”诗 ,楚吴“风”缺 ,说明了中原政治对异己政治的拒绝 ,说明了《诗》的政治倾向性 ,也说明了孔子“删诗”说的成立 ,从而证明了《孔子诗论》中对“风”诗的“邦风”限定的成立。     

由正史到杂史——伍子胥复仇故事在史传系统中的流变

伍子胥复仇故事由正史到民间传说,由史传文学到戏曲、小说,在不同的文体和文学系统中不断得以演绎和完善。对《左传》、《史记》、《吴越春秋》中伍子胥复仇故事的情节和人物形象进行梳理,并结合当时社会盛行的时代意识和时代精神,可勾勒出伍子胥由正史到杂史以及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流变。这种动态的变化,使人们对伍子胥形象不断有了新的认识,从中也可发现后世优秀文学作品从正史和杂史中受到的启发。     

论明以来叙事文学中的武举形象

文章选择小说、戏曲、宝卷、弹词、鼓书等叙事文学作品,分析其中的武举形象,发现武举多是作为背景人物静态出现,很少作为文学作品主人公,武举人物面目模糊不清,有文士化甚至女性化倾向。武举的出现使才子佳人武勇化,增加了侠义文学和武侠作品的情节,使这种类型互相借鉴、融合,丰富了文学叙事的类型。无论是纯属虚构还是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改写,文学作品还是透露出一种真实的历史、社会观念,即在文治社会下“重文轻武”的意识根深蒂固,文学描写的诸多事实或观念都可以在历史文献或现实社会中得到印证,所以它们是另一种“真实”。     

论舒芜在当代文学中的历史问题及其意义

20世纪50年代舒芜与"胡风集团案"的历史是非成为近年来学界的热门话题和学术"劫争"。避开史实诉讼、道德追问和人性检讨的研究路向,就当代文学具体的历史情景而言,舒芜及其文章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意味深长的典范文本,有着文学与文化的双重意义。它演绎了新中国在冷战思维下文学的一体化建制,昭示了转型期在特定的政治背景和时代氛围中文人的心理祈向,展现了建国初在意识形态的召唤下学者否定自我投身大众的思想改造历程。     

论扬州在吴烺人生中的重要地位

全椒吴氏家族与扬州关系密切,扬州的人文环境和吴家先辈的扬州经历使得吴氏子弟尤其钟情扬州.扬州给予吴烺诸多营养,扬州生活成就了吴烺文学、学术以及思想等方面的造诣；祖辈兴家的自豪与家业衰颓的悲伤,吴烺于此皆能找到寄托.吴烺与一大批学者的扬州交游唱和等也促进了扬州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另一方面,吴烺扬州经历及文学创作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所历经的种种苦难与不幸,说明了封建家族与封建时代文人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六朝《异物志》与文学

在考察六朝《异物志》之存佚的文献基础上,对《异物志》与六朝文学之关系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认为《异物志》的出现为六朝文学特别是咏物赋的写作提供了素材,拓宽了畛域;而六朝文学之影响于《异物志》的写作,则主要表现在使《异物志》的文学性得到加强。     

论吴梅村与岭南文化

由于吴梅村一生活动范围主要在江浙一带,故学界特别重视江南文化与他的文学创作之间关系,而对于他和岭南文化的关系则甚少提及。尽管吴梅村在世时很少涉迹岭南,但他的一些作品却牵涉到岭南文化,故探讨他和岭南文化的关系就显得相当重要。本文主要从他对岭南文化的吸收、创作、传播三方面进行了探讨,力求能从新的角度对吴梅村及其作品作出阐释。     

吴德旋对范晔“事外远致”的“误读”及其文论史意义

作为“桐城正宗”的吴德旋,在其古文理论著作《初月楼古文绪论》中论及六朝人范晔,谓其文“无事外远致”,这恰与原始出典范氏《狱中与诸甥侄书》之原意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理解误差。范晔所理解的“事外远致”集中体现了六朝的文观（既重视作者的情志,又对文的藻韵有一定要求）,而吴德旋的理解实则是借此来表达桐城派的古文理想。吴氏一千多年后,重新拈出“事外远致”概念,接续其议,并非一种巧合,正可由此发掘他们各自时代对于“文”之典范的不同理解,藉此也可透视古代文论抒情传统在不同时代的流变。     

转型期文化的探索与知识分子精神的叩问——吴定宇的学术研究和特质

吴定宇的学术研究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他对中国转型期文化与文学的宏观把握和独特判断,提出的“转型期中国文学”的概念,以及在巴金研究、郭沫若研究、陈寅恪研究等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为中国百年文学研究和文学史书写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吴定宇倡导文化整合的研究思路,注重对文学现象中的独立、自由精神进行追溯,为当代学术研究注入了思想活力和自由意识。     

文学翻译中的等效——评巫宁坤译《了不起的盖茨比》

文学创作是语言艺术 ,文学翻译本质上也是语言艺术 ,译者要尽可能地传达原作者的意图 ,反映作品的独特性。本文从词语、句式、修辞等方面分析了巫宁坤先生的译作《了不起的盖茨比》,从而揭示了该译作的传神效果 ,以及文学翻译等效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