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读书法》学术价值新探

以往对<朱子读书法>的研究都停留在"读书六法"上,但"读书六法"并不全面,不能作为朱子读书法的代表,<朱子读书法>中还包含有朱子的读经法、读史法、经史观,也很有价值,对当今学者读书、治学、教学和研究朱子思想都有现实意义.     

熟读以活——朱子读书法及其文学思想史意义

朱子读书法以切己修德为宗旨,以“熟读”为总纲,包括对文本的义、理、味的逐层把握,是文本“活化”的过程;与之相应,读者的心灵大抵经历了由整齐严肃到从容宽闲的变化,包含了一种活泼泼的审美体验。从具体的读法来说,讽咏法之于诗歌、观血脉法之于散文,都是“熟读以活”的具体运用,也有利于揭示诗文的美学特质。从文学思想史来看,朱子读书法所含的穷理功夫和体贴情怀,体现了文学思想史中少有的理性精神和生命化的文学观念。朱子后学虽然奉此读书法为圭臬,但并没有向文学领域过多拓展,其学理价值有待于今天的文学思想史研究者继续关注。     

“虚心”与“怀疑”:钱穆、胡适对朱子读书法的不同体认

钱穆十分欣赏朱子读书之法,指出其读书之法首要"虚心"。胡适对朱子读书法的认识,则是强调其"怀疑"精神。钱穆对学术界高唱怀疑论深为不满,认为读书生疑,仍自"虚心"熟读而来。不同的读书法,体现了不同的治学路径和模式。     

朱陆鹅湖之会异同新探

九卦之序是鹅湖之会论辩中常被学人忽视的内容。朱陆对九卦之序的解读基本类同,与两人在宗旨之诗与教人之方上的差异形成一个朱陆异同诠释的理论困境。摆脱此困境的方法是,在朱子主旨思想为理气二分,性为理、心为气的基础上,否定牟宗三所谓朱子性理"只存有不活动"的观点,确立"即存有即活动"的观点。如此,朱陆异同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面貌,两者同为以主体内在力量为核心的成德之教;朱子在心性二分的格局下显现出道德力量在客观层面落实的特征,在分殊上显示理一的全体大用;而象山在心性一体的格局下仅仅显现主体性的承担,而缺乏客观层面的必要落实。     

王船山对朱子正心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王船山的正心思想是对朱子正心思想的发展,主要凸显了四个方面:一是将心之内涵从朱子的"心统性情"发展为"持志正心";二是将正心实质从朱子的"去蔽存心"发展为"道心至正";三是将正心的路径从朱子的"诚意正心"转换为"正心诚意";四是将正心评价从朱子的"心与理一"丰富为"推至天下"。通过对王船山正心思想的分析,可以得出船山的学术研究方法走了一条正学开新和经世致用并重的路径。     

张力与融合——朱子道统说的形成与发展

朱子道统说的提出和建构、发生和发展,有其历史前提和来自道学运动上的思想张力。它是在不断融合理学思想特别是北宋五子思想及儒家经学观念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的。朱子继承了二程的道统说,肯定二程得道统之传,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了自己之道统论的建构:他首先肯定并强化了周程授受一致的说法,阐明了周子的本体宇宙论即二程的理气论,初步建立了自己的新道统说;进而,在《近思录》等书中正式编织了由二程、周、张四子所构成的理学道统;最后,在重视《周易》经学、贯通"四书""六经"、重返孔子之思想世界的过程中,朱子建立了融贯古今、彼此关涉的新经学体系,构造了一个更为完备、博大的新道统体系,将邵雍和伏羲、神农、黄帝同时纳入道统谱系之中。朱子道统说的形成和发展,归根结底是由理学、经学在宋代道学运动中所造成的思想张力和朱子个人集大成的思想性格所决定的。     

船山宗朱、反朱抑或超朱之争讼与辨正

自船山殁后以至于今,学界围绕船山学术旨趣争讼已久,诸种说法或盛传一时,或流行至今,然细考之,均有偏阙,亦无有公论。船山与朱子之间关系的判断,制约、甚至决定着对船山思想渊源、学术旨趣之定位。依已有之成论,在宋明学术的框架中,船山学说与朱子学说关系归结为:船山笃守朱子学、走出朱子学与超越朱子学三种,由此可将船山学术旨趣化约为:船山以理学为宗、对朱子理学的倾覆以及集道学之大成三种争讼观点。宜以整个思想史的视域,将船山之思想视为朱子学说之反动,即对于朱子在理学开新的过程中丢掉了原始儒家的精髓、失去了儒家之所以为儒家之意蕴的"反动",从而将船山学术旨趣追溯至尽"明人道"的先秦孔孟之正学,从而肯定船山以复先秦之古为解放的正面价值。     

朱子道统说新论——以孔颜“克复心法”说为中心

学界对朱子道统之论述,历来专注于《中庸章句序》中的“十六字心传”.其实,“十六字心传”虽为朱子道统说之主干,但并非唯一表述.朱子还明确提出孔颜“克己复礼为仁”之“心法”授受,该“心法”在道统中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朱子道统说包含工夫与本体两翼,如何由心性工夫通达道体是朱子道统说的根本宗旨,“克复心法”于此恰有独特贡献,故朱子称其为“传授心法切要之言”.“克复心法”为“十六字心传”的必要补充,其价值在于彰显了儒家道统以工夫论为核心,由工夫贯穿本体的下学上达路线;它成为朱子批判整合儒学内部道统说之武器,也是朱子一生求仁体仁之工夫指针.孔颜授受作为儒家根本共识,具有普遍的说服力与可信度;它真正凸显了孔子对于道统的独特意义,见出孔子“贤于尧舜处”;也可最大程度消解儒学内部关于道统之分歧.重新审视几被忽略的朱子孔颜“克复心法”之说,对于把握儒学未来发展与当下实践皆有一定意义.     

朱子理学正名

朱子继承、发展了二程的理学思想,集理学之大成。重回经典,在理之观照下,系统阐释朱子各个方面的思想,论述理与其整个思想体系各个层面的关系,可知朱子思想始于理、成于理、归于理,一“理”以贯之。理具有本体性、主宰性、参与性和归宿性等特性,而心不具备这些特性。理作为本体,是主宰者,主宰一切（包括心在内）、参与一切,是一切的唯一归宿。朱子构建了一个立体的、圆融的、不断循环、从不停息的流转图式,它贯通朱子思想体系。朱子思想是理学,不是心学。为明确厘清理学与心学的界限,朱子关于心的论述应该称为心论。     

人心与人欲——《〈朱子语类〉中两条重要语录辩误》之辨误

《〈朱子语类〉中两条重要语录辩误》一文认为,《语类》卷七十八两条语录中"人欲"均是"人心"之误,指出此误造成较严重后果,并就国内多名知名朱子学者的观点提出商榷。《辩误》发表以来未见学界回应,其观点为台湾知名学者李明辉先生所采用。仔细体会这两条语录的语义,考察朱子人心、人欲说的分疏定位及历史渊源,从文献、义理及朱子后学的看法证《语录》不误,《辩误》实误,其误源于以绝对、单一、静止眼光看待朱子人心、人欲说,忽视了这一对概念在朱子思想中的多样涵义,遮蔽了朱子思想内涵的复杂性与形成过程的艰巨性。     

论贺麟对朱子太极思想的创造性阐释

贺麟是现代少有的能会通中西哲学精神的思想大家,他于1930年所作《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在中西比较哲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在朱子,太极作为一种理本体,逻辑上先于气,事实上又不离气,理既在心外又在心内,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是绝对的唯心一元论。朱子也存在一种作为内心境界、主体性的太极,此心是生物之仁心、有存养的心,此为一种道德的唯心论,也可视为绝对理念的自觉和自我实现。黑格尔的太极是向外征服恶魔的"战士",而朱子的仁心是向内克治情欲的"警察"。黑格尔的精神本体重在表现社会理想,而朱子的太极之心注重的是内心修养。通过与黑格尔思想的比较,特别是受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贺麟对朱子理学作了一种创造性阐释,揭示了朱子思想中"理"和"心"积极能动性的一面。贺麟借助西学激活、整合了理学的能动性和鲜活性一面,欲以此唤醒、振奋民族精神,达成其学术救国的理想,这其中也洋溢着一种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     

船山对朱子、阳明“格物致知”二元对立模式之批判性圆融

格物致知是儒家哲学的重要范畴。作为宋明理学的主流学派思想家朱熹和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彰显为向外和向内、体用和知行等方面的差异。船山从体用互贯角度消解了朱熹、阳明对"格物致知"向外和向内的分歧,将内之本体与外之方法相结合,发展出内思辨与外学问相结合的认识道路,并从知行角度纠正朱子和阳明"格物致知"偏知或偏行的偏执。船山将朱子和阳明对"格物致知"的分歧加以批判性圆融,丰富发展了"格物致知"思想。     

朱子论"诚"及其现代价值

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论述朱子"诚"的思想:朱子对"诚意"的诠释;朱子用理学观念对"诚"的阐发:朱予关于"诚"与"敬"、"信"关系的论述;朱子有关"诚意"和"致知"关系的发挥.朱子"诚"的思想在当今社会对于政府公务员具有时代价值.     

读书——治心养性

正读书是精神远足的过程,是一种高尚的坚守,也是治心养性的一种直接有效的方法。读书可以让人得到智慧启发、保持思想活力、滋养浩然之气。众所周知,古代政治家、有识之士都十分重视读书。从一些人的家书、家训中,都会看到读书被摆到很高的位置。曾国藩对弟子说:"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世家之招牌,礼义之旗帜也。"刘向说:"书犹药也。"读书绝不仅仅在于"医愚"或"补拙",更在于能够养心,使心     

字义解析与经典诠释视域下朱子学的比较、分析与辨正——以陆陇其对饶双峰的接受与批评为中心

宋儒饶双峰以穷理精密而多不同于朱子著称。陆陇其受到饶双峰注重字义解析与文本诠释的深刻影响,将《四书大全》所引双峰说一百二十来处置于南宋以来朱子四书诠释的宏大背景下,加以比较、分析、辨正,对之表达或赞赏,或批评,或褒贬兼具之态度,体现了朱子学一贯的治学特点。在饶双峰立异于朱子思想的影响下,陆陇其对饶双峰若干质疑朱子的别开生面之说表示赞同,显示出其尊朱实内在充溢着“非朱”之求真是精神。正是在吸收、分析、反思饶双峰等朱子后学诠释朱子成果的基础上,陆陇其实现了在批判传承中发展朱子学的历史使命,在一定意义上亦展现了江西朱子学与浙江朱子学的跨时空对话。     

朱熹的道统思想对日本“暗斋学派”的影响

朱熹在否定了韩愈道统思想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儒家的道统系谱,把自己的理学摆在儒学的正统位置上。朱子学传到日本后,"暗斋学派"的创始人山崎暗斋对朱子学推崇备至,认为朱子学是儒学之正统,自己全盘继承朱子的思想并捍卫其在日本的正统地位,也就承续了朱子在日本的道统系谱,提出"道统之心法"的传承方法,并以此来批判"异端邪说"。山崎暗斋还把儒家的道统观念与日本的"神统"、"皇统"观念结合起来,为"神统"、"皇统"提供理论依据。     

克己与主敬:朱子晚年的工夫抉择

朱子晚年工夫论的转变问题,是朱子哲学思想讨论中的重大问题之一。钱穆先生倡说朱子晚年"以克己代敬",此说法尚未得到充分的讨论。由于在语录之外没有参考同时期的书信材料,对于克己与敬在工夫原理上也缺乏全面和细致的分析,钱穆先生此说实不能完全成立。朱子62岁以后仍以敬为圣门第一义,以主敬穷理教人。克己分为压制私欲和除尽私欲两种,但都不能完全替代"敬"在整个工夫规模中的地位和作用。若说强调克己是工夫重心的调整,其实这种"调整"仍然可以在"主敬、致知、力行"三者关系中得到理解。敬恕虽偏向静重持守,但不能简单地以此为缺陷,收敛贞藏实为至明至健之根基。晚年愈加强调克己,是朱子不满守成、要求进取的表现,也可以理解为是持敬之效。可见,朱子晚年不存在工夫论的重大转变,只有工夫的深入、圆成,体现出了朱子思想的深邃与活力。     

天理的脱序——从另一个角度看明朝中后期哲学史变革

本文从讨论朱子与阳明之异开始，论证阳明理论体系中，没有包含朱子体系中最重要的“天理”，提出“天理的脱序’’是阳明学不同于朱子学的关键所在，也是后学反对阳明学提倡“实学”的理论出发点。本文的结尾讨论了“理学”可能的发展之路，探求继承“理学”思想的方式。     

朱子学派与南宋出版

在中国出版史上,朱熹及其门人开创了学派刻书的先河。作为当世大儒,朱子躬亲领导刻书出版,对于福建建阳、漳州,以及江西南康等地乃至整个南宋的出版业,无疑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朱子门人活跃于闽、浙、赣、粤、湘、鄂、川各地刻书,形成了群体从事出版的规模效应。以熔铸新儒学为目标,体现了重新诠释与整理儒家典籍的专业性与系统性,是朱子学派刻书的显著特点。     

船山之“五经”关系论——兼析船山思想由崇朱而尊张之原因

作为儒者的王船山,对于儒家原典的诠释和阐扬是其思想体系展开的核心,其中对于五经之关系处理,显示出其独到卓越的见解,亦是其学说中心旨意的反映。船山以为,儒家思想的中轴在《易》,《易》为往圣所传之大道所在,是"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继天立极,扶正人心之大法",即儒学思想之正源与圭臬。而《诗》、《书》、《礼》、《春秋》都是对《易》所传往圣大道在不同层面不同向度的具体彰显与发扬。即是说,《易》为统宗,《诗》、《书》、《礼》、《春秋》为其条绪和节文。晚年船山以为朱子仅仅将《易》作为卜筮之书看待,忽略并遗弃了孔门圣教的思想根基,却发现张子学归易学,因而最终将张子学作为正学,由是船山思想由崇朱转而尊张,以之为要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