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伯庸”考

《离骚》首二句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其中“伯庸”是谁?它到底是个怎样的称呼,历来歧解纷如,未有确论。东汉王逸说:“值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体有美德,以忠辅楚,世有令名,以及于己。”(《楚辞章句》)王氏以“伯庸”为屈原父考的字。唐吕延济则说:“伯庸,原父名也。”(《文选》五臣注)     

“俗”的回归与超越──—论废名后期的禅化创作

废名创作后期受慧能禅影响深远，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还“俗”的倾向。在意义取舍、艺术境界的营造以及艺术的表达上分别表现为非念亦非非念、非实亦非非实、非言亦非非言的超然态度。     

“正则”“灵均”辨

《离骚》是屈原写的一部自传性政治抒情长诗,开篇即叙主人公的世系、生辰和名字道: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日伯庸。摄提贞于盂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古今学者都认为“正则”、“灵均”是诗人名“平”字“原”的释义或隐语。东汉王逸《楚辞章句》说: 正,乎也;则,法也。灵,神也;均,调也。言正平可法则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神于地。高平曰原。故父伯庸名我为“平”以法天,字我为“原”以法地。言已上能安君,下能养民也。自从王逸首唱此说之后,各家注释虽有所取舍发挥,并扬弃了其中的“法天法地”、“安君养民”的比附经义之说,但基本是撷取王注,小异大同,,没有突破王注的格局。例如:     

从《楚辞》成书之体例看其各非屈原作品之旨

<楚辞>所录之非屈原作品,既不以质为前提,亦不以文为条件,故西汉最大之赋家司马相如无作品得人,而东方朔之入选者非其最佳之作,宋玉赋亦仅<九辩><招魂>在其域中.从成书体例之角度进行研究,得出<楚辞>中之非屈原作品,均代屈原设言.即这些作品中之"我",均为"屈原".缘此,以这些作品所叙证屈原之事迹,固不会尽是;而以之考察作者之生平,则全失.     

屈原家庭考——兼评詹安泰先生等的屈原为贵族或没落贵族说

本文对屈原的家庭情况及其属性作了多方面的考察,认为屈原的家庭并非贵族或没落贵族。屈原之父伯庸曾是一个卑微小官,姐姐女婴自己捣衣,屈原年青时有过耕田力作的生活。屈原的家庭稍有些住宅、田宅,在感情上与民众很接近,屈原的家庭属于“士”阶层。     

屈原的名、字与《渔父》《卜居》的作者、作时、作地问题

明代以来时有学者疑<卜居><渔父>非屈原所作,以为篇首作"屈原既放",不合古人自称不称字之习俗,其中叙事也有同当时历史不合之处.其实<史记>中"屈原者名平","名"乃"字"之误;屈原名原字平,南北朝以前人以至唐代一些人尚如此认识.此两篇也非顷襄王朝放于江南所作,而是怀王时被放汉北时所作.如此,则一些疑窦均可消除.至于有的学者以为此两篇中表现了道家思想,乃未能弄清文意所致,不可信.     

《哀时命》为严忌代屈原设言辨——兼与《〈楚辞·哀时命〉试论》之作者商榷

王逸认为《哀时命》乃严忌“哀屈原”“叹而述之”之作 ;郑文先生认为《哀时命》为严忌之自述。文章从《楚辞》成书的角度一一辩驳郑文先生的观点 ,从屈作与《楚辞》中之汉人作品的种种共同点考察、分析《哀时命》与屈原思想之所以有某些差异的‘因原’,得出《哀时命》非严忌自述性作品 ,而是其代屈立言之作的结论     

屈原晚岁行踪与卒年新探

<正> 我在前几年曾就屈原《九章》作了《新笺》(部分刊于《淮北煤师院学报》80年一、二期),觉得《九章》无异于屈原之自传。特别是《哀郢》、《思美人》、《怀沙》、《惜往日》诸篇,紧紧相承;其中,不仅表明了屈原的行踪,而且反映了用原的志事,并与当时历史事实——吻合。按此推求,屈原晚年事迹,历历可睹;反读上述诸篇,弥觉文从字顺,层次井然,易读易懂。近两年来,看到一些同志文章,其中,或言屈原“上沅”是为了追寻庄(足乔),或谓屈原东下陵阳,折回鄂渚,再涉江而至溆浦……皆与鄙见不谋而合。但在具体时间上,在行为的动机上,在事件的相互联结上,与鄙见亦非完全相同;自然,还有一些与鄙见很不相同的说法。因此,有必要专就屈原晚年行踪与卒年这一点,按时间顺序,再作一次说明,并对某些问题略加补充论证,以质于当世学者。     

贾宝玉叛逆意识启蒙者——警幻仙子

警幻仙子虽然是曹雪芹虚设的人物,但她形象美满,对贾宝玉有着极大的影响,在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研究警幻对深刻理解曹雪芹的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警幻仙子是太虚幻境之主.自称“居离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乃放春山遣香洞太虚幻境警幻仙姑是也.”而“离恨天”.“灌愁海”,“放春山”,“遣香洞”,地处何方?实无可稽查,但她亦非无所事事者,她有职有权,专“司人间之风情月债,掌尘世之女怨男痴.”其虽是曹氏所虚构的人物,无根无底,虚无缥缈至极.但在全书中份量非浅,独辟一回,即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警幻仙曲演红楼梦.”与全书情节及主要人物命运相联的命运册和红楼梦曲亦产生于此.在第一百一十六回又安排贾宝玉重游太虚幻境,作为全书结尾的依据.至于“离恨天”,“灌愁海”之类,乃曹氏之“假语村言”无疑.这警幻身份奇特,既非如来佛祖所属之菩萨、罗汉,亦非玉皇大帝所封之命官、天仙.只能列为“洞主”之辈.她非儒、非释、非道,超然孑立,难以查考其来历真缔.而她却主管着人间风情月债,有职有权,绝非等闲之辈.通观全书男女主人公之命运.无不与其休戚相关.曹氏塑造警幻这一角,真真假假,有有无无,奥妙无穷,非深究而不可得也.警幻是《红楼梦》中无与伦比名符其实的美神.其貌美不胜言,“远渐西子,近愧王     

汪瑗“屈原非水死”说平议

明人汪瑗《楚辞集解》指出:屈子景仰的彭咸实是以久寿而著称的彭祖;投水自沉乃徒死,为屈子所不为;屈辞提到投水而死实乃设言;故而,屈原非水死。近年来,不少学者重倡斯论。实际上,彭咸确是投水而死的;水死是屈原抗争精神的最后迸发与对祖国不渝情怀的灿烂升华。     

“高阳”“庚寅”新解

一高阳伟大的诗人屈原在《离骚》中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王逸的注和《史记·楚世家》都云高阳便是颛顼。然而这种解释存在着问题。《远游》:“高阳邈以远兮,余将焉所程……轶迅风于清源兮,从颛顼乎增冰。”可见高阳、颛顼实在是两个人。再者,《离骚》中曰:“见有娀之佚女……凤皇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根     

可说与不可说——《老子》道言观再探

《老子》之“道”作为宇宙的最高原理及终极存在,乃无形无象无限之大全;“言”因指涉经验世界而落于形迹。“言”之表达的有限性与“道”的无限性之间存在着距离与冲突。为了解决“道”与“言”之间的紧张,《老子》提出象征、“正言若反”等言说方式,以方式之改变来战胜“不可说”之困境。然此皆为“方便法门”,惟有于“无言”之静默中方能臻入“道”境。另外,《老子》之道言观对中国哲学、文学、艺术、思维方式、科学等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屈赋错简一说

我所说的屈赋中的错简,是指《离骚》与《招魂》间的串简。屈原《离骚》自述身世说: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日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汩余若将弗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这段话中的“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     

傅斯年哲学思想简论

傅斯年的哲学思想深受西方实用主义的影响 ,又有明显的中国传统哲学的烙印 ,他提出的一些哲学命题如哲学乃“一切科学的总积” ,“乃语言之副产品” ,“汉语实非哲学的语言 ,战国诸子亦非哲学家” ,并由此延伸出中国无哲学的惊骇之论 ;以及《战国子家叙论》、《性命古训辨证》两部哲学巨著 ,证明了其在中国哲学近代化变迁史上的重要地位 ,并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思想启蒙和中国哲学近代化历程中独特的历史地位。     

屈原父名屈章说——兼考战国时期屈氏与莫敖之关系

屈原之父为谁、"朕皇考日伯庸"一语作何解释,一直是屈学研究领域中的难题.本文就赵逵夫先生等学者的相关看法,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战国策·楚策>中的莫敖子华实名屈章,亦即伯庸,是为屈原之父.文章还对战国时期屈氏与莫敖一职的固定关系进行了考辨.     

《屈原列传》通解(续)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何故而至此？”屈原日：“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销其糟而咦其？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今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全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已故乎！”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屈原既死之后，楚有…     

逸响伟辞 卓绝一世——论《离骚》

我国古代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灿烂诗篇,就其审美主要内容而言,是贯穿着爱国忧民愤世嫉俗之“怨”的。这一审美标准在我国古典美学史与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纵观史实,“屈系放逐,乃赋《离骚》”,贾谊贬谪而作《吊屈原赋》,司马迁著《史记》乃“无韵之《离骚》”。自汉以下唐宋而至明清,诗文词赋戏曲小说中所表现的“怨”,的确形成一脉并占主导地位,其中既有针对各自不同时代的黑暗现实发出愤怒之“怨”气,又含有鲜明时代的批判战斗激情。这就是我国古典美学史与古代文学史的光辉传统。屈原,就是站在这个光辉传统上的第一个伟大斗士。本文就此对屈原《离骚》进行如下探讨。     

行义高千古 掩涕哀民生——谈屈原的爱国主义

屈原是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抱不世之雄才伟略,正道直行,竭忠尽智,然,“信而见疑而,忠被谤”,含千古之奇冤,积满腔之忧愤。眼见国事日非,“谗者益章”,无可告语,只好借助手中的一只笔,抽抒撼天抑地之哀怨,“怼世侉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汉文学史纲要》),“自铸伟辞”,“郁为奇文”,挺光彻霄汉之奥采。“气往轹古,辞来切今”,“金相玉质,百世无匹”(《文心雕龙》),“其衣被词人,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鲁迅语)屈原     

“苗裔”探义

《离骚》首句屈原自述家世曰:“帝高阳之苗裔兮,联皇考曰伯庸。”其中“苗裔”一词,《辞源》、《辞海》、《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都解作“子孙”,众多的选本,也直注为“子孙”。看来,是受了《左传》注和朱熹注的影响。《左传》注“玄孙之后称苗裔。”又朱熹注:“苗者,草之茎叶,根所生也,衣者,衣裾之末,衣之馀也,故以为远末子孙之称。”(并见《辞海》)我以为以上两说似牵强。试作新解。一般注本已将屈原家世追到这一步:“高阳,古帝颛顼(zhuan xu)的称号。……楚之始祖熊绎是颛顼之后,事周成王,封于楚。传国至楚武王熊通,生子瑕,受封     

与日逐走——试析屈原作品中的“美政”理想

摘屈原作品中,其“美政”理想是一条贯通始终的红线。以“美”为政与以“美”为荣欲至“美”,从“善”如流和从“善”而居欲至“善”,“美”“善”之合流欲成“政”境之可达之途。诗人的知、情、言、行都紧紧围绕“美政”理想而展开,在诸多作品中屈原心中的“美政”大道成为了彰显个性、发抒情感,诉求旨归的诗歌创作的出发点与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