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变文》的历史真实性及价值取向

伍子胥的事迹最早出现在《左传》中 ,《左传》到《伍子胥变文》 ,是从史书到文学作品的改变 ,伍子胥则由历史人物变成了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本文以《左传》为本 ,兼及其他文献 ,探讨《伍子胥变文》的历史真实性。文章认为《伍子胥变文》的内容许多与历史事实相违或为史实所无 ,至多算是七虚三实。作者突破了忠君观念和家族血缘观念的藩篱 ,以正义和道德作为评价人物的唯一标准 ,美善击败丑恶、弱小战胜强暴是作家构思文学情节的尺度 ,作者的价值取向非常明确     

《史记》“小人物”与哲理意蕴

长期以来,人们对<史记>"夹生饭"式的小人物熟视无睹,但<史记>涉及各式各样的"小人物",作者把他们还原到生命的原生态中,在生活的混沌状态里表达对人生、对世事、对历史的体验和感悟.一些富有哲学意味的道理往往通过这些本色的生活事件传达出来;而这些平凡而微不足道的陪衬人物,弥合了立传人物的空间张力,从而承接了<史记>文本别有韵致的深沉意味.     

论《世说新语》与《红楼梦》的人物塑造

<世说新语>与<红楼梦>之间存在文本互涉的现象.这种文本互涉表现在魏晋的美学范式对<红楼梦>人物塑造的影响,以及<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与<世说新语>作者刘义庆在写作理念上的相似.     

《鹿鼎记》:一部另类的武侠小说--兼评韩云波《金庸妙语《鹿鼎记》卷》

将<鹿鼎记>称为另类的武侠小说,不仅因为它以历史为背景构建了一个映射现实的"江湖世界",更在于它以形象的语言,塑造了韦小宝这个传奇式人物.而韦小宝由发迹到归隐的过程,又在在反映出了官场、人性的黑暗与政治斗争的残酷.从语言的角度分析<鹿鼎记>的种种成功之处,便成为了<金庸妙语<鹿鼎记>卷>的主旨.     

先秦文学风格观对刘勰“风骨论”的影响

以<诗经>、<尚书>、<国语>、<左传>为代表的诗经时代文学风格观念与"风骨论"有着渊源关系,先秦儒家与道家的文学风格观都不同程度地对"风骨论"产生过影响,先秦诸子和魏晋玄学的风格观对"风骨论"的形成具有更为直接的影响.正是刘勰从"宗经"、"征圣"的复古立场出发,提出了古代文艺理论中属于内容方面的重要范畴--风骨论.     

浅谈冯镇峦对《聊斋志异》的评点

本文论述了清冯镇峦先生对蒲松龄<聊斋志异>的评点方法.评者将<聊斋志异>中的人物、语言、情节的描写,与中国古代历史文学名著<史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厢记>中的人物、语言、情节的描写相对照评点.其方法是比较法、比喻法、借用法.说明冯评<聊斋志异>,有着内容丰富、知识渊博、语言简明,抓住事眼、一语道破的艺术特点.     

"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考实--兼驳"孔子所作《春秋》非‘经''''而是‘传''''说"

后世对汉人所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具体所指,意见不一.此文在前人论证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考证和落实.认为是汉代<左传>研究者通数<春秋><左传>二书的结果.同时是对姚曼波女士<再论孔子作〈左传〉蓝本>(载<聊城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的答复.姚文说"惟独<左传>恰合‘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之数",是孔子作<左传>的"铁证".此文指出,姚文对"弑君"、"亡国"的论证没有界定,并且背离<左传>的相关论述,一再随意取舍,拼凑数据.论证又异常草率.姚女士是古今提出孔子作<左传>的第一人,她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低估了两千年来的学人,高估了自己.姚文的论证存在严重偏差.强烈的主观愿望,使她不顾事实,一再提供不实之证.她所谓孔子作传是"先秦以来全部典籍……证明的铁的事实",足以引发人们思考.这等于说,两千年来的学人对于"全部典籍"中无所不在、唾手可得的"铁的事实",竟然个个熟视无睹,只有她一人"敏锐地"出来揭"秘",这绝对背于情理.事实是,她至今没有提出任何可信的证据,她的"考证"不合于学术规范,她的选题不具有学术价值.     

《伍子胥变文》的文化内涵

<伍子胥变文>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蕴涵有儒家的本位思想、道教的术数观念、佛教的因果轮回观等,这三种文化在<伍子胥变文>中既相互独立,又相互碰撞、相互融合.     

中西之间:轴心时代文化转型的比较--以《周易》为透视文本

中国文化形态在轴心期发生了第一次大转型由神学文化形态转变为世俗文化形态.这次转型确立了作为人文主义精华的心学传统,这是今天现代化的宝贵精神资源;但同时也逐渐失落了作为"第一实体"的个体精神,这是与现代性相悖逆的.这次转型经过三个阶段(西周、春秋、战国),而<周易>文本正是其经典表征<易经>观念是其发端,<左传>筮例是其发展,<易传>思想是其完成.唯其如此,<周易>后来成为中国群经之首、百行之源.     

由正史到杂史——伍子胥复仇故事在史传系统中的流变

伍子胥复仇故事由正史到民间传说,由史传文学到戏曲、小说,在不同的文体和文学系统中不断得以演绎和完善。对《左传》、《史记》、《吴越春秋》中伍子胥复仇故事的情节和人物形象进行梳理,并结合当时社会盛行的时代意识和时代精神,可勾勒出伍子胥由正史到杂史以及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流变。这种动态的变化,使人们对伍子胥形象不断有了新的认识,从中也可发现后世优秀文学作品从正史和杂史中受到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