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山东教案

十九世纪末,首先爆发于山东的义和团运动,其斗争的矛头所以直接指向外国教会和依仗教会势力为非作歹的教徒,不是偶然的。在近代,西方基督教是靠着侵略者的炮舰强加于中国的,中国人民对它一直存在着“恶感”,从而不断发生各种教案。义和团运动,正是历史上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山东教案,按其性质,大体可分为四类:即洋教士掠夺房地产案;基督教与中国礼俗政教的冲突案,教士教民对人民群众的欺凌压迫案;以及人民群众的反教斗     

晚清教民入教动机探析——以湖北为中心的考察

传教士深入内地传教,使中国传统社会内部出现了一个特殊群体——教民。以往的研究中,将教民入教动机简单的认定为"吃教"、"恃教"、"倚教",并未能完全解释晚清教民入教的动机。通过对湖北教民的深入考察,在田野考察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教民入教动机进行分析和探讨。     

晚清教民的尴尬身份:"二毛子"、另类百姓、大清子民

晚清,天主教和基督教依恃武力大规模进入中国,在社会上造就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教民。教民不祀祖宗,不纳戏份,既违背中国固有的传统,又疏离现实的村社生活,还借助教会的权势而获得某些殊遇,对晚清传统的社会权势格局形成冲击,引发民教冲突。在晚清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氛围中,夹在华洋之间的教民,成为非教民眼里的“二毛子”,官方眼里的“另类百姓”,洋人眼里的“大清子民”,身份颇为尴尬。     

师者之境界

教师是对社会上从事教育职业的人的称呼。不称从事教的人为教者或教民,而在教后面置“师”字称为“教师”,以与普通的“人”或“民”区分开,是整个社会对教者特意的、专属的尊称。“师道尊严”与“王道尊严”和“父道尊严”并列为三大尊严,而“师道尊严”的产生并不具有先天的社会条件,而是建立在“师者”具有知识丰富、精神高贵、智慧宽广深厚和风范优雅适度的前提下。同样作为师者,存在着教学能力上的层次之分,由低到高可以形象地划分为东西境界、房子境界、院子境界、田野境界、正反境界等五个层次。师者应该在做人、认识、教育三方面提高自己,以使自己的教学能力尽量地上升到高层次的境界,以对得起“师”的尊称。     

中国古代教育管理思想考略

我国古代教民与治民多是统而不分的。《尚书·尧典》中记载,舜委派官长时均强调教育,寓治理于教化之中。《礼记·学记》开篇即指出“化民成俗”、“建国君民”与教育是分不开的。并说:“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把能教民作为能治民的一个根本条件。教民即为治民,而为治民则必须教民。明代王守仁在教育管理方面很注重行政与教育的结合,他说“形驱势迫,是谓以火济火,何益于治?若教之以     

浅析晚清山西民教争端的起因和处理——以迎神赛会引起的民教冲突为中心

晚清以来,伴随着西方列强入侵的步伐,基督教也在中国广泛传播起来。西方异质文化基督教在与传统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碰撞中摩擦不断,民教冲突是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内陆省份山西基于其特有的传统地方社会环境,民教冲突异常激烈并且特点显著,由迎神赛会所引起的民教争端频繁发生。围绕迎神赛会产生的众多激烈的民教冲突,归根到底是由于非信教平民乃至官绅阶层与教民在文化习俗、经济利益、地方社会组织管理等各方面权益的相侵和冲突。官府对民教争讼的判决结果通常利于教民,这是处于中央和外国势力压力下的官员妥协自保的结果。     

二十世纪初河南人民的反洋教斗争

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清政府多次发布上谕,令地方官对教堂“妥加保护”,“严禁仇教灭洋”。但是,人民反教灭洋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在二十世纪开初的头十年间不断高涨,给予帝国主义势力以沉重打击。在这全国反洋教斗争浪潮中,河南占有一定地位。     

"妖术"恐慌中的民教冲突--关于光绪二年(1876)皖南教案和苏南闹教

在光绪二年“妖术”恐慌中 ,皖南、苏南等地的秘密社会分子 ,托身外国教会 ,利用剪辫等“妖术”手段打压、摧抑非教民 ,欲从中渔利并制造混乱。这些挑起事端的秘密社会分子 ,其本身就是教民或“望教”者 ,因而不可能也不会反对教会。但他们制造的“妖术” ,客观上导致了教案的发生     

清末中西祭祖纠纷与中国教民

在清末中西祭祖纠纷中 ,中国教民扮演了颇为独特的两难角色。清末中西祭祖冲突大多发端于祭产或族产上的纠纷 ,以经济利益的争夺为引子 ,并介入行政、外交等手段 ,从而质变为中西文化冲突的一种模式。因此 ,产权利益的得失 ,是中国教民首先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同时 ,族群归宿所带来的认同感 ,也严重困扰着中国教民。中国教民在产权利益、族群归宿与外来信仰间无从抉择 ,其摇摆变易的形象 ,反映了身处祭祖纠纷困境的中国教民的两难心态。     

历史系部分师生热烈讨论义和团运动

历史系部分师生配合当前史学界的争论,对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和历史作用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多数同志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帝国主义压迫的产物,是群众性的自发反抗帝国主义斗争,不存在反封建的性质。当时,突出的民族矛盾掩盖了阶级矛盾,又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自发的群众反帝斗争没有冲击封建制度也没有反对封建势力的总代表清朝政府,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正反映了对清朝统治者认识不足。这也是义和团为什么能够被封建顽固派所利用,鼓动盲目排外,被歪曲而引入歧途,遭致悲剧结局的原因。     

清代湖北地区乡村教民群体组成探析

明清时期,全国各地开始出现信仰基督教的群体,这个群体被称为教民。各地教民群体的特征有所不同,江南地区的教民以有声望的士绅为主,成为“文化基督徒”。在湖北,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士绅入教．湖北的教民以平民为主。基督教信徒多为农民、渔民、小商贩等位于社会底层的百姓。这个信仰群体的社会地位与其文化素养决定了湖北基督教在发展过程中的特点。     

美国总统与国会争夺外交主导权的根源及实质

尽管美国的对外政策从根本上取决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要求,但总统和国会一直为争夺主导权进行着斗争。本文认为,出现这一现象是美国宪法在外交权方面界定的模糊性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对各自权力份额解释的利己性所引起的。作者认为,这种模棱两可性一方面使宪法适应了各种新的政治压力,另一方面使得人们在相互竞争的原则下达成妥协。这反过来又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实现。     

论阿拉伯人的多样性

阿拉伯人的多样性是其内部利益差别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多样性主要表现在三方面:(1)方言林立。阿拉伯语是阿拉伯人的通用语言,但在不同阿拉伯国家,甚至在同一国之内有多种方言。(2)种族成份迥异。虽同属一个民族,但各国阿拉伯人在形成过程中融合的其他民族成份不一。(3)宗教信仰复杂。大多数阿拉伯人信仰伊斯兰教,少数信奉基督教,阿拉伯人教派繁杂。阿拉伯人多样性的形成,与阿拉伯民族在发育过程中的不健全、异族的频繁入侵以及各异的自然地理条件有关。     

构建他者--中国圣诞文化初探

圣诞文化是随着基督教传入并逐步在中国语境下所形成的异质文化现象,尤其是在 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历史情境下,圣诞文化方兴未艾。相对于本土文化,这是中国基督教 信徒构建的"他者"。换言之,他们用中国现世的此岸性来弱化西方意义上的彼岸性,以减 轻当下世界所带来的压力。     

摄影术传入晚清中国的途径

1839年8月19日,法国政府正式宣布摄影术诞生。时至今日,前人已从史实、艺术或技术等方面对摄影术做了较多研究,但其中关于摄影术是如何传入中国的讨论甚少,缺乏全面系统的学术梳理。现以西方摄影术的产生为背景,探讨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结束(1840—1890年)期间,摄影术传入中国的途径及其特点。随着鸦片战争爆发,通商口岸开放,各国传教士、商人、猎奇者等纷纷来到中国,也正是他们实现种种目的的同时,把新的技术传入中国。其中所涉人物众多,途径复杂,传入的时间、地点表现为先东南沿海城市、后北方重要城市,服务对象是先少数人,后大众百姓。     

两种模式的比较--裴斯泰洛齐的贫民教育与晏阳初的平民教育

裴斯泰洛齐和晏阳初是中外教育史上致力于乡村教育的两位教育家,他们在教育实验和理论的形成中有较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具有基督的博爱精神,有各自的理论基础.教育实验扎根于农村;实验服务的对象是穷人;其目的是解决农民的劣根性;教育内容强化训练、重实用、重生活;教育手段上科学化、简单化,成功地创造了两种农村教育模式.     

西欧社会变动与十字军东征的进程

虽然名义上十字军东征是一场基督徒对异教徒的“圣战” ,但西欧世俗社会的变动自始自终发挥着作用。通过十字军东征 ,西欧了解了外面的世界 ,认识了自身 ,学会了宽容 ,并培养了开拓和冒险精神 ,开启了西欧航海和发现的时代     

试论清朝雍正至嘉庆年间在湘黔川边苗区实行的“治苗”政策

今湘黔川交界地区是苗族聚居地。汉以来 ,由于该地区反抗斗争不断 ,迫使中央王朝不断调整“治苗”政策 ,清朝雍正至嘉庆年间这一问题最为突出 ,清初沿袭明朝在这一地区的土司统治制度 ,雍正年间推行“改土归流” ,实行“以汉治苗” ,进一步加强封建统治 ,促进了苗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由于满汉官吏、地主、商人、高利贷者进入苗区 ,任意兼并苗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剥削欺压苗民 ,最终导致了乾嘉苗民大起义。清朝平定起义后统治政策又从“以汉治苗”回到了“以苗治苗”     

挖掘仪器潜能 有效地提高设备利用率

从学校的实际出发,对如何挖掘仪器潜能,充分发挥废旧设备的效能展开探讨。探索资源共享、组建开放的学生课外实践活动实验室;建立配件库,拆装整合及改造旧计算机、旧仪器、旧机械装置等,充分地利用废旧、闲置装置,配合和补充现有教学实验装备,达到提高仪器设备利用率,为学生参与教学实验和科研工作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     

晚清上海租界小说戏曲案件审判的主要特点与影响

晚清上海租界小说戏曲案件频仍,小说戏曲案件是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值得关注的审判事务,部分西方法律制度被移植到小说戏曲案件审判之中。从审判程序上看,小说戏曲案件属于违警罪,租界警察既是小说戏曲案件的主要侦缉力量,也是主要起诉方;在案件审判中,比较重视证据,出现了被告聘请辩护律师的现象,公廨谳员的审判权力逐步被外国陪审官侵占。从量刑标准上看,晚清上海租界小说戏曲案件判罚开始了刑罚的近代转型:一是量刑比清朝衙门采用的刑罚要轻;二是率先移植了罚金刑。晚清上海租界小说戏曲案件从侦缉力量、罚金刑移植、量刑轻刑化等方面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管理法制的近代转型和中国现代文艺管理法制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