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支撑口传文学传承的一种内在力量——以江苏省芦墟镇刘王庙“赞神歌”活动为个案

口传文学的生存在当下中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如何保护口传文学的活态传承成为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和学界面临的棘手问题。处于同一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的吴语山歌与赞神歌,呈现出不同的命运,表明信仰是支撑口传文学传承的一种强大的内在力量。在保护口传文学传承的过程中,若能将其"引入"民俗、信仰的场域,无疑是口传文学保护的有效途径之一。     

跨文化、跨学科文学研究的当前意义

比较文学是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它首先产生于人和人之间相互沟通和理解的需要。两种文化进入了同一个“文化场” ,便都与原来不同而产生了新的关系 ,这种关系有时是明显的对比 ,有时是潜在的参照。比较文学研究的正是不同文化之间文学的相互认识、理解和欣赏 ,同时以不同文学为例证 ,寻求对某些共同问题的相同或不同的应和 ,以达到进一步共识 ,并相互吸收 ,取长补短 ,双向阐释。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联也是如此。特别是目前西方学术界以互动认知为核心 ,理论家与汉学家相结合 ,形成了一脉以东方为参照 ,重新认识西方的思潮 ,这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诠释并将其推向世界的良好机遇。以此为立足点的中国比较文学必将得到更大发展。     

谶语歌谣的话语建构与传承机制

在中国古代歌谣中,谶语歌谣因其与历史、信仰的复杂互动构成一种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既有研究或是站在史学立场上视其为政治史的佐证,或是从文学视角分析其对叙事文学的影响及其文化意味.若从民间文学的角度,将谶语歌谣还原为一种民间口头讲述,在历史脉络下爬梳其文本形态的层累,则可钩沉其谶示意义权威性、合法性的建立过程,并分析在这种观念信仰之上,人们试图借此理解、阐释甚至建构历史的丰富话语形态.基于口头文化传统的"资源库",谶语歌谣构成古人认知历史的观念框架与交流工具,并由此作为古代歌谣的特殊类型,为当下讨论口传文学与传统知识、信仰与历史的关联提供新的案例与视野.     

雷蒙·威廉斯文化理论中的文化与文学

威廉斯的“文化”概念是对“文化与文明”传统割裂出的两组二元对立范畴（精神性的文化与物质性的社会现实、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弥合,文化被界定为整体的、日常的生活方式,意味着威廉斯拒绝了文化的超然立场,将文化置入物质的、具体的社会生产实践整体之中。在威廉斯看来,文学也不是一种抽象形态,而是于特定的在场中进行的构形过程,他提出的“文学即写作”的文学观将文学导向了既恒久存在又发展变化的实践样态。文学与文化以“感觉结构”为“中介”呈现出一种相互映现、相互交融的关系,文学映现了动态而现实的文化,文化中潜藏着文学的根源和那些活生生的感受。     

东干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契合点

东干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都受到苏联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二者在汉字拼音化、言文一致、文学的大众化与民族化等问题上相互契合,可互为参照,比对研究.     

《文学兴国策》所体现的文本、文化关系

本文以翻译研究和历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文学兴国策》所体现的文本、文化关系。从译本再现晚清中国社会的文化特征、译本受到晚清主流文化的制约,以及译者通过译本对晚清社会文化进行重塑三个方面入手,研究《文学兴国策》与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动态关系。在挖掘作为历史语境的动态文化载体《文学兴国策》中所蕴涵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同时,分析我们自身以及我们自身的习俗和信仰等文化因素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特点。     

民间信仰的流变和文化融合——以河湟宝卷与嘛呢经为例

河湟宝卷流传于甘青两省河湟流域多民族地区,是内地宝卷西传入青后,与当地多民族文化相融合并深受藏传佛教影响的一种民间信仰形式。由散韵结合到有韵无散,由民间宗教发展为融合藏传佛教元素的民间信仰,河湟宝卷与青海河湟地区的民间信仰"嘛呢经"之间体现出相互密切的关系,具有浓厚的汉藏双重信仰文化特征,二者之间是一种流变和衍生的关系。     

文学逾越与文化形态模式

文学中的文化批评出现是全球化的文化类型深入发展的必然产物 ,文化研究中相当重要的是以文化形态模式来研究文学 ,这是当代世界文学中一种有普遍性的现象。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学互为逾越、互相交流是新世纪文学发展的主流 ,而不是某些西方学者所谓的“文化冲突”与对立。西方文化的自我中心主义是阻碍文化逾越的障碍 ,这种观念影响了部分中国学者 ,形成对于东方文化与中国文学传统的自卑 ,盲目附合所谓“原始思维”的谬论 ,或是相反 ,形成本土主义的自我中心 ,都是不可取的 ,以新辩证观念来研究世界文学间的文化关系 ,是当代中国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口传文化与书写文化——“民族志诗学”与人类学的表现危机

本文从“民族志诗学”对口传文学的再发掘 ,探讨当代人类学对文化表现问题的新认识 ,分析口传文化与书写文化研究之间 ,文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 ,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文明自身的反思。     

比较文学发展与传播媒介变化的三个阶段

将比较文学研究放之于传播这一链条之中,会出现新的研究视角。人类历史主要出现了三种传播方式:口传方式、文字与印刷文化方式和电子文化方式。尽管近年来,电子媒介的演化严重冲击了传统的文学阅读、创作与研究,给比较文学研究和文学本身都带来了危机,但同时也为重新审视这一学科带来了新的可能和活力。     

河湟口传文学中的佛教圣迹信仰

佛教圣迹是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河湟地区的佛教圣迹主要由佛寺、佛塔和佛教高僧的修行处等构成,这些圣迹不仅在河湟地区随处可见,而且在当地的口传文学中屡被传诵。在民间话语下的这些佛教圣迹无一例外地浸染着神圣、瑰丽、奇幻、灵性、特异等特征,这是表演者的刻意为之,目的是唤起民众对这些佛教圣迹的崇信和景仰。因之,河湟口传文学中的佛教圣迹浸透着浓浓的信仰色彩。     

宋元以民间信仰为中心的文化风尚及其思想史意义

宋元时期,流行于民间的文化风尚(尤其以民间信仰最为典型)所涵摄的思想内涵与士大夫阶层通常用以作为思想载体的儒家五经及其注疏和义理阐释之间所存在的巨大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随时代迁移,民间信仰中所崇拜的神祗越来越多,但为人们所主要崇奉的神祗却日益集中。本文通过对妈祖、关羽、门神、土地与城隍几种神灵崇拜的考察,藉以说明作为精英文化的“大传统”与作为通俗文化“小传统”之间存在着相互交通和相互独立的关系。     

天主教楹联刍议

楹联是我国传统文学样式中一朵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奇葩。天主教作为一种异质文化进入中华,在发展中也借用了这种文学形式来表达信仰理念和信仰生活。文章通过对天主教楹联的缘起、发展、定型、类别以及不断融入中国文化元素等种种特点进行分析,进而透视天主教进入中土之后不断本土化的一个侧面。     

论科学与信仰的和谐发展

科学和信仰作为人类认识和把握世界的两个基本维度,内在地具有统一性.科学是对已知世界的把握,探求事物的内在联系和本质规律；信仰是对未知世界的把握,寻觅精神的栖息地,追寻人生的终极意义.科学和信仰之间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统一关系.科学使信仰富于理性,信仰给科学以强大的精神动力.必须始终保持两种文化历史的现实的张力,拆除人为的藩篱,使科学和信仰在相互借鉴、彼此补充中和谐健康发展.     

现代西部文学的发展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传统的中国西部文学主要以不同民族的神话传说、口传史诗及其他形态的民间文学创作为主,但自近现代以后,由文人独立创作的文学作品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口传文学,并最终形成了中国西部文学的繁荣局面.     

妈祖信仰与中华文化传统

妈祖信仰,作为海峡两岸中国人的一种共同文化现象,体现了两岸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经济、文化和政治的相互联系和交流.这种共同的信仰,与其它许多文化现象一样,都是以共同的中华文化为背景的,都深深地映射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特点.本文循着妈祖信仰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足迹,结合中国民间信仰的一般特点,探究妈祖如何由一个普通的民间女巫成为"护海之神",又由"护海之神"成为"天妃"、     

走向世界与确立华文文学创新坐标--兼谈全球化背景中整合建构"华文文学"新格局

文化空间进入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处于一种平等共享的趋势中,这是由全球化的文化辐射性所决定的。随着国门的打开,各种外来文化在交流中相互渗透和影响,文学作品正日益成为由全世界共享的一种文化资源。站在特定的视角阐释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本土文学的关系,阐明它们既共同推动中华文化的全新进程,又互动互补相互融合,共同驱使华文文学走向全球化与现代性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如何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在世界文学的交叉轴上找到自己的创新坐标,整合建构全球华文文学新格局迫在眉捷。如是,世界文学中的中国因素将更为活跃,华文文学走向世界文学殿堂的时刻当指日可待。     

论文化沟通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体用典范

本文认为,中西文化的沟通和融合,是两种文化间互动的体用关系的建构过程。体用关系有“原始典范”与“引申典范”之区别:前者是“用”依靠“体”、“体”创造“用”;后者是体用相互依靠、相互进入。文章分析了作为文化沟通与融合之动力的体用典范的基本特征及其相对性与多元性,阐发了文化沟通通过互为体用、“从体到用、从用到体”引发新的文化创造力,创造一种和谐、综合的新文化;强调了建构框架和建立体用典范理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论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语境中的"体制"

从词源学意义上看,体制是指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积淀下来的社会习俗、意识模式和行为方式等,其生命力远远强于文字的规定。从文学的角度而言,作为一个自律的领域经过长期的发展和积淀,文学在其自身内部也有了一种已经规范化了的体制;而伴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过程,文学变为由社会多种力量参与建构的产物,文学体制作为维持文学生产的秩序性力量,它在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权利、想象与规则等因素之间建立起相互的联系。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而言,作为一个生产性的机构和中介,体制通过系统化的习俗惯例和传统来建立和传播知识和信仰;作为维持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规定性力量和系统,体制已经深入到一种文化共同体的各个领域和层面,对社会的运行、意识形态的建构、文化现象的形成等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潜逃之旅——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中作者、作品和读者的三角关系

美国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M.H.Abrams)在1953年发表的《镜与灯》一书中,提出了构成文学的四要素理论,即世界、作家、作品和读者。①四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关照,又互为制约,共同构成了文学的有机整体。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