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与《易传》损益思想的异同及意义

损益思想最早来源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的"上帝观念"、"天命思想",包括损人益天与损天益人两个重要阶段.从损益思想角度考察,<易传>与<老子>有相似的一面,都重视"反"的功能和作用,注意到事物相反相成的关系.但<易传>思想明显有进一步的成熟与发展.<易传>在解<损>、<益>两卦时,<彖辞>侧重上下,<象辞>侧重己人、过善,从而将<老子>、<论语>等所探讨的天人之间的损益观念,吸收融会并进一步具体化起来,更加突出修养论.随着后世学术史的演进,<易传>与<老子>的相互结合与分辨形成了新的思想和观点.     

《楚昭王疏者下船》两种刊本比较——兼谈臧懋循“当行”理论在杂剧剧本改编中的体现

<楚昭王疏者下船>是元代郑廷玉的杂剧之一.该剧现存的元代<元刊杂剧三十种>本和臧懋循的<元曲选>本在曲文和情节上差异很大.臧懋循"当行"理论应当是造成元杂剧不同版本之间差异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适于舞台搬演、迎合观众好恶、创造感动观者之魅力应当是<元曲选>本对元刊本改动的一个重要标准.这一点在<楚昭王疏者下船>的两种刊本中体现得尤为突出.本文拟对此剧的<元刊杂剧三十种>本及<元曲选>本进行比较研究,并试图从中找出臧氏"当行"理论在杂剧剧本改编中的体现.     

王安忆的历史想象:《流逝》与《长恨歌》差异性透视

王安忆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篇小说<流逝>,与她后来颇负盛名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流逝>和<长恨歌>都讲述了一个旧上海的名媛闺秀在1949年以后的生活遭际.对这段历史的想象和描述,这两部作品完全不同.首先,两部作品表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景观,一个是平淡琐碎,一个是优雅闲致:其次,<流逝>细致地展现了人在非常岁月里生存的艰辛;而<长恨歌>沉醉于讲述的则是某种生活方式和情调.在艺术真实性上,<流逝>显得实在可信,而<长恨歌>则缺乏一定的合理性及逻辑性.这些差异性不仅有时代文化氛围的变迁,也包含了作者所采取的写作方式的改变.     

隔海犹唱后庭花——《台北人》中"风尘女性系列"的叙述学读解

<台北人>中的所谓"风尘女性系列"指的是<永远的尹雪艳>、<游园惊梦>、<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与<孤恋花>这样四篇小说作品,它们讲述的都是风尘女性(曾经的或现在的)的故事,并且拥有近乎相同的故事结构框架:风尘女子与豪门巨商的恩怨情恨纠葛.这篇论文试图从叙述学的角度解析这些小说文本是如何戏剧性地呈示处在不同人生阶段的风尘女性的命运情状与性格心理的,并揭示这些小说文本之间所具有的结构关联.     

《公孙龙子·指物论》非对辩体论

从语言表述上看,<指物论>与以对辩体写成的<坚白论>、<白马论>和<通变论>三篇,写作风格迥异,并没有表现出主客双方之间的对诤风格.从研究内容上说,它明显是针对<墨经>的指物观而作,核心在于阐明名物关系.因此,<指物论>并不是对辩体.     

《牡丹亭》与《罗密欧与朱丽叶》语言特点之比较研究

文章通过把汤显祖的<牡丹亭>与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语言特点进行比较后得出<牡丹亭>与<罗密欧与朱丽叶>语言特点最主要的差异在于前者语言呈现出整体诗性,而后者呈现出局部诗性.而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中西基础文类和剧作者创作心态的差异,尤其是中西基础文类的差异所造成的.所以这种差异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中西戏剧语言特点差异的深层原因,从而增进了对中西不同的戏剧传统与不同文化的了解.     

《论衡》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刘勰<文心雕龙>受到王充<论衡>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刘勰论文和王充一样,都是从自然之文讲起,把禀受天地的文采、元气与文学创作相联.<论衡>中"文"源于气的思想以及与气相关的"才性"、"才力"说,经<太平经>、曹丕、葛洪,对<文心雕龙>产生影响.王充将"文质相称"的思想引入创作论,并将质文交替变化的历史规律与政治的盛衰和社会的治乱相关联,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刘勰的"文质"论.此外,<文心雕龙>还发扬了<论衡>所倡导的"博"、"通"思想,指出创作主体的广见博识、丰富积累对创作的重要作用.     

《聊斋俚曲集》与《醒世姻缘传》人称代词的差异——兼谈两书的作者问题

<醒世姻缘传>的作者一直存在争论,通过与具有同样方言特点的<聊斋俚曲集>的人称代词做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两书的人称代词使用上有明显的差异.两书人称代词数量、用法、频率的差异,可以为说明<醒世姻缘传>的作者不是蒲松龄提供更进一步的佐证.     

《墨子》的《诗》学观

<墨子>引<诗>论<诗>数次,考察其对<诗>、<书>以及对<诗>不同部分的选择,可管窥<墨子>的<诗>学观.将其与其它诸子进行横向比较,可发现<墨子>的<诗>学观的独特性.将其纵向研究,亦可丰富完善先秦的<诗>学系统,尤其是<墨子>在<诗>经典化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作用.     

碰撞与冲突:《银冠》的文化解读

犹太文化的凝聚精神和受难意识与美国主流文化中民主、开放、务实特征之间存在着反差.这些差异必然导致两个民族的文化在交流碰撞中产生观念、信仰和行为等方面的剧烈冲突.小说<银冠>是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碰撞与冲突的范例,对于理解文化交流的必要性和建设和谐文化的迫切性具有认识意义和现实意义.     

试论《说文解字·酉部》字与中国古代酒文化

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的第一部字典,其中<酉部>共收字75个,内容包含了与酒相关的不同字,从<说文解字·酉部>的字中,不仅可以看到这些字的形体与本义,而且可以透视出中国源远流长的酒文化.     

《文学与人生》序

文学自诞生以来,即与人的关系十分密切,并常常影响人的一生.对此,我自己有深刻的体会.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学开始,就是在读<迎春花>、<苦菜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作品中成长起来的.这些作品,我常常读得泪流满面.我们所拥有的忠诚、自信、勤奋、诚实等很多品德都和我们读过的文学作品息息相关.     

论三体石经《尚书》异文的类型及价值

今本<尚书>与石经本<尚书>之异文可分为五类,这些异文主要表现为借字与本字、古字与今字的不同,亦存在义近通用、异体换用和文字讹变的现象.这对于我们认识早期<尚书>写本的面貌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些异文也是校读今本<尚书>不可多得的材料.     

吴藻与《红楼梦》——《红楼梦》对女性文学创作的影响个案之一

考察吴藻的文学创作,明显可以辨析出<红楼梦>的影响,有的是直接的表层的,如作品结构、语言、意象等,与艺术形式相关;有的是间接的深层的,如自传意识、女性意识、爱情意识等,与作品思想内涵关系密切.吴藻与<红楼梦>文学世界有相似的人生图景,这在<红楼梦>与她的文学创作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新发现《金刚宝忏》考

松潘黄龙民间抄本<金刚经>和<金刚宝忏>,是佛教、道教思想渗透融合并民间化、世俗化的产物,尤其是<金刚宝忏>,以民间教门或者民间道教的立场来接受并融合佛道二教思想,展现出具有浓厚民间色彩的宗教精神取向.二者以其特有的内容展现出松潘黄龙地区佛道教之间、藏汉文化之间明代以来的共存与融合,从而对认识当代松潘黄龙地区的民族文化和宗教现状有直接的启示意义.     

公民伦理与革命伦理的“道德商谈”——从小说《官司》到电影《集结号》

与传统现实主义革命悲剧不同,中国当代作家杨金远的短篇小说<官司>(2002)与当代导演冯小刚执导的红色大片<集结号>(2007)深刻揭示了后革命时代公民伦理与革命伦理之间的道德商谈.电影<集结号>对小说<官司>的改编采用了保留、增添、改变和删除等手法.电影文本与小说文本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号声真相的探询、残酷战争的展现以及象征仪式的出场三个方面.通过改编,电影<集结号>有力地强化了公民伦理与革命伦理在真诚性和生命观两个层面的剧烈冲突,以及二者通过修复共识而又相互依存的悲剧性关系.     

高尔基的文学良知——从《母亲》到《不合时宜的思想》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高尔基的<母亲>和<不合时宜的思想>作为体现作家政治思想进步和落后的两极之作.但重读<母亲>,我们会发现,作家在其中表达的是提升人的品德、改造俄罗斯文化、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尊重的理想社会的思想,即人道主义思想,而非对无产阶级与专制统治者进行暴力斗争的再现.而十月革命前后创作的政论<不合时宜的思想>,则是<母亲>基本思想的延伸.两部作品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它们共同体现了高尔基一以贯之的人道主义思想,表现出作家对艺术良知的坚守.     

《史记》叙事中的“蝴蝶效应”

<史记>中记载了很多有别于重大政治军事题材的小事,这些小事虽然并不直接与历史的主要情节发生联系,但在整个<史记>叙事中却是重要的环节.缺少这些看似微小的事件,不仅情节结构上会有缺陷,而且会极大影响历史意义的解释与表达.有相当一部分微小事件在<史记>叙事中会逐渐发展,最后演变成足以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这就是<史记>中的"蝴蝶效应".     

论《新唐书》、《旧唐书》对李商隐评价之差异

<新唐书>、<旧唐书>对李商隐评价歧异之处,主要表现为政治态度和创作成就两方面.对二者评价差异的原因进行剖析,可对李商隐在唐末五代和北宋的接受状况有更为客观深入的了解.     

左思《三都赋》卫权注校考

<文选集注>中保留有许多左思<三都赋>旧注,其中包括卫权<吴都赋注>.台湾学者周法高撰<吴都赋卫权注辑>,但颇多讹漏,因此重新辑入并加以补正.周先生认为,卫权注今独存<吴都赋>中,颇合裴松之注<三国志>谓"权作左思<吴都赋>叙及注"语.其实不然,卫权<略解>序注皆当是针对<三都赋>而作的,其注独存<吴都赋>注,盖与<三都赋>旧注本流传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