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诗》学观

<墨子>引<诗>论<诗>数次,考察其对<诗>、<书>以及对<诗>不同部分的选择,可管窥<墨子>的<诗>学观.将其与其它诸子进行横向比较,可发现<墨子>的<诗>学观的独特性.将其纵向研究,亦可丰富完善先秦的<诗>学系统,尤其是<墨子>在<诗>经典化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作用.     

屈原《九歌》的悲剧质素对李商隐诗歌创作的影响

<九歌>所写主人公对恋人的追求无不以失败而告终,表现了其追求美好理想的"必然要求"与这种要求的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冲突.李商隐的爱情诗多抒写带有悲剧性的情感内容,其爱情追求方式、爱情诗中的情韵、爱情诗中的神话、比兴元素,都有明显的受<九歌>影响的痕迹,李商隐与屈原相似的时世、人生遭际使他们时隔千年而心灵相通.     

《锦瑟》的典故和典故意义的历史变化

李商隐<锦瑟>一诗的颔联和颈联使用了多个典故,判断这些典故的意义非常艰难复杂.典故之意义正如词义,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一些变化.     

《笠翁十种曲》版本、校注及其评价——从《怜香伴》新版校注谈起

<笠翁传奇十种>是李渔流传至今的传奇作品合集,以往史家和李渔研究者对其评价不一,有一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评价较低,有的过低,有失公正.现在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和新的评价.<怜香伴>是<笠翁传奇十种>之首篇,也可能是他的第一部传奇.此剧写了一个十分特殊的题材--女同性恋.这大概是中国古典戏曲中惟一写女同性恋的一部,因此格外值得关注.我在许多专家和朋友的帮助下,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康熙刻<笠翁十种曲>本并参照国家图书馆藏本,对<怜香伴>进行了校注.此<怜香伴>校注本大概是大陆对它进行的首次校注.     

《天雨花》和《再生缘》比较研究

<天雨花>和<再生缘>是明清弹词小说中的佼佼者.特别是<再生缘>在经过陈寅恪、郭沫若两位大师的推许之后,其在弹词小说中首屈一指的地位几成定论.可是,将它与<天雨花>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它在对社会生活和政治斗争的反映以及人物反抗性格刻画的深度和广度上,与<天雨花>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因此古人的"南花北梦"之说似乎更容易让人接受.     

借得西江水催开东苑花——曹禺《日出》与小仲马《茶花女》之比较

曹禺<日出>深受小仲马<茶花女>影响,两部作品的人物形象、主要人物关系设置、核心情节等方面都可一一印证.初创时期的中国新文学大都是从对外国作家作品的模仿起步,应还这些作品一个真实地位和客观评价.     

洪兴祖《楚辞补注》所载《离骚序》作者再探寻

关于今传班固评价屈原之语前后抵牾原因的探求,学界多有论述,或以为乃评价标准不同之故.然宋人晁补之已疑"露才扬己"说或为贾逵语.从洪兴祖<楚辞补注>中洪氏的一条校语出发,对比分析今传班固所作的两篇<离骚序>和<离骚赞序>,又以刘勰<辨骚>所引<离骚序>文字与现今所传<离骚序>文字上的差异,结合班固评屈的其他文献材料和贾逵的学术偏好与创作经历,进行综合分析、研判,世传所谓班田<离骚序>中"露才扬己"一说当为贾逵语.     

历代序跋论《玉台新咏》

<玉台新咏>自明代较为广泛流传,其历代序跋多从正面论述<玉台新咏>的价值,人们把<玉台新咏>与<文选>做出比较,讨论<玉台新咏>是否"发乎情,止乎礼义",并又多肯定<玉台新咏>的文学史意义及其作品的艺术性,对<玉台新咏>作品做出印象式、形象式评价.     

柳宗元论左氏与《左传》、《国语》及《春秋》之关系

通过对<柳宗元集>中相关内容的整理,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鲁人左丘明,曾言事孔子,稍先于或稍晚于孔子或与孔子同时,为<国语>的作者;其次,<国语>总体上文胜而道蔽;再次,<春秋>为经,<左传>为<春秋内传>、<国语>为<春秋外传>,左氏为<国语>、<左传>二书的作者;最后,孔子根据左丘明之<左传>、<国语>中的鲁史删定而成<春秋>,而在孔子之后的一位姓左的史官又通过对<春秋>经的训诂疏解而作<春秋左传>.     

《愤怒的葡萄》中的《圣经》典故

<圣经>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源泉,对西方文学作品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约翰·斯坦贝克在他的<愤怒的葡萄>这部小说中成功的运用了<圣经>中的相关原型来渲染气氛.本文以<愤怒的葡萄>为例,揭示<圣经>相关原型在此文中的反映.     

唐朝初年重修《晋书》原因新探

重修《晋书》,是唐朝官方于贞观20年(646年)组织的一次大规模修史活动,关于这次活动出现的原因,陈寅恪认为是唐廷企图通过篡改晋史,“尊扬皇室,证明先世之渊源”,李培栋认为是“由于一系列政治事件对太宗的刺激”,太宗要借修史为自己辩解、向大臣发出劝诫和获得内心慰解.实际上,这两种解释均难成立.唐朝之所以重修《晋书》,是因为此前诸家“晋书”在内容、体裁、史学观、史料采择等方面存在各种缺陷,不能适应唐初的政治形势和时代要求.正是因此,据唐人李延寿记载,早在贞观十五年(641年),唐朝可能已经出现过《晋书》的修撰活动.     

《古文尚书》与《逸周书》源流考--兼与刘起釪先生商榷

《古文尚书》百篇基本未失 ,多保存在后世的不同版本的书中。《逸周书》当属《古文尚书》。     

新旧唐书经籍艺文志所载书名变异考--《唐人著述考》之一

对比<旧唐书>之人物纪传所记与<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得新旧唐书经籍艺文志所载唐人著述名称与原书名有所变异者48种.     

剑溪堂刻本《书经》考述

剑溪堂刻本《书经》为近年在徽州地区发现的一种《尚书》新版本。根据其书口、版式、字体、用纸、内封面以及避讳等情况综合判断,该书刊行于明神宗万历年间,与北图藏元明间宗文书堂刻本《书集传音释六卷》同出一个版本系统。它的出现对于认识《书经》乃至整个《尚书》的流变史有其重要意义。在蔡沈集传《书经》普遍流行六册、七册线装本的情况下,三册毛装本无疑还具有较强的版本认识价值。     

王充耘的尚书研究

元代是中国尚书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元代士人撰写的有关科举的著作中,王充耘《书义矜式》是价值较高的一种。该书系以《尚书》中的文句为题目而编纂的一部八股文范文集。该书所选范文具有五方面的具体特色,即论题范围广阔,题目筛选严格,文气与时俱进,运思推理严密,以及突出时代主旋律。该书所选范文还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即不少句段实际上是对《尚书》文句的复述乃至串讲。王充耘对《尚书·说命》的研究尤为深入。这反映了元代士人对天命观的兴趣,以及他们对天命的依存心态。     

李君羡案件及其历史阐释

李君羡谋反案件发生于贞观二十二年。但是,在武则天时代,为了武周革命的论证需要,武则天朝廷同意了李君羡后人的解释,认为是武则天天命暴露,而李君羡之死是充当了武则天的替罪羔羊。这一说法在武则天时代写入唐朝的国史,并被后代史书如两《唐书》、《资治通鉴》等沿袭,流传甚广。《资治通鉴》不仅沿袭这个说法,还把李淳风劝杀的故事也纳入李君羡案件的解释中,从而完成了李君羡案件的再度阐释。本文仔细分析这一历史事件遭遇的阐释历程,认为除了武则天政治的需要以外,古代历史学家的政治天命观念也发挥了作用。     

2007年晚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

2007年发表的晚唐五代文学研究论文(杜牧、李商隐研究文章除外),涉及面广、视角多样。其中作家综述性研究论文、文人诗歌与心态、词作、考证等方面论文颇值得关注,而小品文、传奇仍为晚唐五代文学研究中较为薄弱的环节之一。     

李贺诗歌在唐代的传播——试论韩愈、杜牧、李商隐对李贺诗歌的传播

运用传播学理论,从传播过程入手研究,可知李贺诗歌能在唐代发扬光大除了其诗歌造诣颇高的内部原因外,还仰仗于韩愈、杜牧、李商隐等人建构的三级传播模式。第一级传播与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关,重在传播李贺其人;第二级传播源于朋友之间的真挚友谊,重在传播李贺其诗;第三级传播受晚唐审美风尚的影响,重在传播李贺其事。三级传播呈现了一个递进关系。     

唐前田园诗创作概观

唐前田园诗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诗经》时代,两汉时期,魏晋时期和南北朝时期.虽然唐前田园诗的创作还未形成气候,但已在题材内容、主题内涵方面确立了基本的表现范围;在创作方法、艺术表现上,也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为唐代田园诗的繁荣、发展作了充分的前期准备.     

唐代文人谣刍议

文人谣是指文人创作而又自称为"谣"的诗歌。唐代文人谣是文人新乐府的一部分,是文人新乐府诗歌多种体式的一种。盛唐李白的《箜篌谣》和《庐山谣》,开创了中、晚唐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人谣主题和风格,这两类文人谣分别对宋元以后的诗和词有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