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运》篇出于荀子后学考辩--兼谈《礼运》与《易传》的关系

儒家名篇<礼运>由于种种原因,古今学者多认为是孔子或其门人真言.本文通过<礼运>与荀子学派观点多方排比考订,发现<礼运>的内容与荀学主要体系大致相同,两者有直接的关系.<礼运>在传承过程中,受到荀子学派之<易传>的明显影响,可见<礼运>出自于荀子及其后学.     

《明史·艺文志》"史部"勘误一则

<明史·艺文志>"史部·传记类"认为<东嘉先哲录>的作者为王佐.经过凭籍<四库全书总目>和<续文献通考>的考证,<明史*艺文志>记载有误,<东嘉先哲录>一书的作者应为王朝佐.     

《时令》、《时训》与《时训解》--《逸周书·时训解》探微

<逸周书·时训>每节前半部分所记物候与<礼记·月令>等书相同,这是先秦传下来的<时令>.其后半部分则与汉代谶纬之学有密切关系;又"病"、"兵"等上古阳部字在<时训>中与耕部字相韵,这是汉代始有的语音特点.因此,这部分当是汉人的解说,是为<时训>.今传本<逸周书>此篇作<时训解>,"解"字当是孔晁以后人所加.     

《大学管窥》《中庸管窥》考述

明嘉靖年问廖纪所撰<大学管窥>、<中庸管窥>2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孤本.廖纪依古本<大学>、<中庸>次序,采辑众说,由少壮至迟暮,日积月累,熟读精思40余载,疏解<大学>、<中庸>,其书浑融平正,自成一家之言.     

《资治通鉴》与《册府元龟》

<册府元龟>和<资治通鉴>(以下简称<元龟>和<通鉴>),是北宋时期官修的两部重要典籍,在我国古代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二书时代背景相同,都产生于文化昌明的北宋时期,统治阶级重视文化德治;二书以史为鉴的编撰目的相同,最初的官方定名皆是<历代君臣事迹>;二书的编撰方式与著书体例不同,在史料的处理上有明显的差异.<通鉴>虽然篇幅不及<元龟>,但取材范围却更广泛.     

论《毛诗》在两汉今古文斗争中的地位和命运

<毛诗>在两汉今古文斗争中虽不占主要地位,但最终以本经连同解经体系成为<诗经>领域里的绝对胜利者.统治阶层对包括<毛诗>在内的古文经学的扶持和倡导,以及自大毛公而下陈侠、谢曼卿、卫宏、贾徽、贾逵、许慎、郑众、马融等人特别是郑玄对建构和完善<毛诗>学术体系的努力,使<毛诗>不断进步,持续发展,直至完全替代三家<诗>,毛<传>郑<笺>遂成为两汉<诗>学留给后世唯一完整的经典.     

《西北大学学报》的孕育、诞生及其社会地位

通过历史文献考证,认定创刊于1913年7月1日的<学丛>,为<西北大学学报>的前身,并认为由西北大学前身陕西课吏馆和陕西法政学堂先后主办的<秦中官报>(1903-04创刊)为<学丛>的诞生作了准备.结论认为<学丛>为中国综合性大学创刊最早的学报之一,仅次于东吴大学1906年创刊的<学桴>.     

《〈全唐诗〉补遗》指瑕——兼与黄震云先生商榷

通过核对<全唐诗>及<<全唐诗>补编>,发现黄震云先生<<全唐诗>补遗>中所补之唐五代诗存在问题较多,尤以"新见作者26人"为甚,是近年来学界较大规模的唐诗误辑工作.     

文体源流三题

<论语>所记是孔子的轶事,开志人小说体例的先河,艺术技巧达到了相当水平,是志人小说的源头.<史记>中的<日者列传>,从形式到内容都应视为小品文,并非一般的人物传记,明代刘基的<卖柑者言>与之十分相似.应亨是晋人,不是东汉人,他的<赠四王冠诗>不是现存最早的文人五言诗.     

从照妖镜到玄理之镜——《西游补》意旨浅析

<西游>故事完整,董说为何要续补,又究竟想补些什么呢?选择镜这个有特殊蕴含的意象作为研究对象,在对比了<西游记>与<西游补>中的镜之后,得出结论<西游补>不只是对故事情节或是对镜子的补充,其真正所补的是深藏其中并不断发展着的思想认识.     

论《新唐书》、《旧唐书》对李商隐评价之差异

<新唐书>、<旧唐书>对李商隐评价歧异之处,主要表现为政治态度和创作成就两方面.对二者评价差异的原因进行剖析,可对李商隐在唐末五代和北宋的接受状况有更为客观深入的了解.     

唐朝初年重修《晋书》原因新探

重修《晋书》,是唐朝官方于贞观20年(646年)组织的一次大规模修史活动,关于这次活动出现的原因,陈寅恪认为是唐廷企图通过篡改晋史,“尊扬皇室,证明先世之渊源”,李培栋认为是“由于一系列政治事件对太宗的刺激”,太宗要借修史为自己辩解、向大臣发出劝诫和获得内心慰解.实际上,这两种解释均难成立.唐朝之所以重修《晋书》,是因为此前诸家“晋书”在内容、体裁、史学观、史料采择等方面存在各种缺陷,不能适应唐初的政治形势和时代要求.正是因此,据唐人李延寿记载,早在贞观十五年(641年),唐朝可能已经出现过《晋书》的修撰活动.     

跋唐玄宗《赐新罗王》诗

本文通过对保存在韩国文献《东国通鉴》中的一首诗,即唐玄宗作《赐新罗王》的研究,追溯了唐与新罗之间友好交流的历史,并指出此诗的美学意义。     

边吏张虔陀与唐朝、南诏关系之破裂

天宝年间,由唐朝一手扶持的南诏地方势力与唐朝决裂,转与宿敌吐蕃结盟。南诏政治态度的急剧变化,造成唐朝政治格局的改变,因此是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值得重视的事件。关于唐朝与南诏关系的破裂,《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史籍认为是张虔陀等边吏无理欺压南诏所致。笔者就此提出不同看法,并分析《旧唐书》等史籍持有上述看法的原由。     

唐代陕西进士考述

唐代陕西进士历来受学者关注，依据《陕西通志》、新旧《唐书》等史籍对陕西唐代进士进行考证，以此为基础，分析进士地理分布状况，并从统治者、进士个人，以及官僚主义方面阐释各种因素的作用。     

唐宋派考论

在明清两代文献中,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属于同一流派,然而,对这一流派的称谓,却没有明确的表述。夏崇璞在1922年明确提出“唐宋派”的概念,这一概念至郭绍虞在初版于1947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才得以定型。唐宋派形成于1533年,成熟于1536年。     

汤显祖与明代出版之缘

发达的明代出版业造就了无数名人,汤显祖就是其中之一。汤显祖的一生与明代出版结下了不解之缘:繁荣的出版业带来了家族丰厚的藏书,使汤显祖早期慧根得以开发;蓬勃兴起的印刷业,使汤显祖一时间文名远播,为后人留下了较为完整的汤显祖,也丰富了中国文化史的内容;汤显祖为人写序、整理文献、校订《册府元龟》、重修《宋史》、点评并出版《花间集》等大量的编纂活动,都与出版事业有关。     

试论中晚唐史论体咏史诗产生的历史文化原因

中晚唐史论体咏史诗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科举考试对历史内容的强化,使士子不得不注重议论、评述历史.中晚唐君主崇尚经史、以史为鉴的思想意识,以及用人所显示的文化导向,形成探讨历史兴亡、论辩古今盛衰的史论风尚.这些都决定了史论体咏史诗的产生.中晚唐史论体咏史诗深刻新警,善于翻案,和此时期注重新变疑古的史学思想有关.     

唐诗接受史研究模式与事例的创新——读沈文凡教授《名家讲解唐诗三百首》

沈文凡教授等所著《名家讲解唐诗三百首》是《唐诗三百首》全新的注本。“全新”是指在文学总集注本中有意识地发掘具体某一作品的“接受小史”研究。以文学总集中“诗人创作者为主体的影响史研究”,这是迄今为止学界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接受史研究所未及的,是文学接受史研究的模式与事例的创新。“接受小史”,“是指后代诗人从创作上继承、借鉴三百首中名篇的情况。这是‘名诗’和‘名句’传播和被接受的过程”。模式或事例创新,体现在“作为创作者的接受影响和摹仿借用”。是揭示《唐诗三百首》中的名篇、名句对后代作家的影响史,以及后代作家对《唐诗三百首》中的名篇、名句的“摹仿借用”。本书有两个方面尤其值得注意：一是揭示后代作家“摹仿借用”唐诗名篇的影响史：二是揭示后代作家“摹仿借用”唐诗名句的影响史。     

隋唐五代河南文学概述

本文是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河南文学史》第四编的“概述”。从隋唐五代时期社会心理和文学思潮演进的整体态势看,处在这一时期的前沿位置上的河南籍作家,对唐诗及其他各体文学的繁荣作出了杰出贡献。中原地区的文化精英在建构唐代文学大厦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