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国共党内合作形式研究评述

国共两党党内合作形式是国共关系领域的重要层面。近十年来 ,学术界主要在两次国共合作的比较研究、国共党内合作成因、共产国际及苏联、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三角关系、国共党内合作破裂的重要原因、中共运用“党内合作”改造国民党战略失误原因等五个方面 ,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 ,但也存在缺陷和不足 ,并透示出今后的研究趋势。     

“党内合作”形式论析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采取了“党内合作”形式,这在当时是唯一的选择,并且对国共两党都是有利的形式。事实证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与国民革命的失败同“党内合作”形式无关。     

“党内合作”形式若干问题之辨析

实行“党内合作”是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惟一形式，有力地促进了工农运动的发展和党的力量的壮大，为中国民主革命打下了基础。实行“党内合作”形式不是造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和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论李大钊的“党内合作”思想

李大钊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坚决支持采取“党内合作刀的形式,正确地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对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特别是他的“党内合作”思想,深刻反映了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折时期的特点,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适应了当时历史发展的需要。认真学习和研究这个问题,对正确认识第一次国共合作,澄清对“党内合作”的疑虑,是有重大意义的。     

马林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贡献

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在中共成立之初,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根据他对中国时局的调查研究和借鉴以往在殖民地开展革命的成功经验,首次提出国共合作的主张,积极与国共两党接触,积极推动国共合作的实现,他说服共产国际采纳并支持他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促使中国共产党接受和实行党内合作的形式,提议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最终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得以顺利实现。所以,马林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首倡者,也是国共实行党内合作的重要决策者,更是国共合作的积极推动者和主要促成者。马林对于第一次国共合作至关重要,可谓功不可没     

试论第一次国共合作方式形成的原因

第一次国共合作距今已有60余个春秋,今天再来回顾这段历史,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两党的党内合作,这是共产国际赠给中国共产党的一份丰厚的遗产,但又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这种合作方式有诸多弊端:“极大地妨碍了中国共产党争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束缚着共产党的手脚,客观上限制了共产党独立地展开活动;(它)本身就内在地决定了这一合作的短暂性。国共合作的迅速破裂乃是党内合作方式     

共产国际和“党内合作”

本文对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形式提出了新观点：认为党内合作的提出、建立和维持，是共产国际根据苏联的利益和政策而提出来的，并强迫中国共产党接受。因此，它并不是“中国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革命的发展，但是，最终却导致了统一战线的破裂和革命的失败。文章对共产国际关于党内合作的政策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提出了批评，并对党内合作形式作出了基本否定的评价。     

“马林报告”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马林报告”提出了国共实行党内合作等建议,对于推动中共确立国共合作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和促成国共合作,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它过分地夸大了国民党的地位和作用,对中国工人阶级、农民、共产党的情况作了不符合实际的分析和阐述,这对于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倾向和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形成,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国共“党内合作”方式探析

“党内合作”方式是共产国际从苏俄自身利益出发 ,错误地估计国民党力量及中国实际情况 ,单方面服从孙中山“党内合作”要求并不断对共产党发出“党内合作”指示的情形下确立的。“党内合作”的消极作用是客观存在、显而易见的。“党内合作”不是国共合作的最好方式     

论宋庆龄与国共的两次合作

宋庆龄被誉为是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同时被周恩总理来赞誉为"国之瑰宝"。为国共的两次合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宋庆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协助孙中山联俄同时维护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果。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为沟通国共两党高层穿针引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参加五届三中全会,力促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宋庆龄在国共的两次合作中、在实现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中尤其是国共合作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论改组后国民党的性质

本文认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 ,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对改组后国民党的革命性和革命作用作了过高估计 ,继而分析了国民党压抑、排斥和打击共产党的态度及其政策倾向 ,并通过深入研究国民党的阶级构成、组织特点、权力运行机制等 ,揭示出了国民党依然是资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实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三民主义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展和坚持,中国共产党阐明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主张的一致性,阐明了三民主义有新旧之分,阐明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不同,要求国民党统治集团真正实行三民主义,批评和批判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对三民主义的背弃和背叛.回顾这一问题的历史,可以使我们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民盟的两次分裂及其政治取向的演变

长期以来学界在分析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形成原因时,往往只看到了国民党的迫害使得民盟被迫放弃中间路线,而忽视了民盟内部的斗争和两次分裂使得其政治立场不断地左倾。本文试图通过对民盟内部斗争和分裂的分析,揭示民盟在政治立场上向中共靠拢,并最终接受了中共领导的主观方面因素,并认为民盟在多党合作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与它自己的功绩和影响相对应的。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下,国共两党求大同,存小异,以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共赴国难,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在国共合作形成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和策略性,以<八一宣言>为标志,几经努力直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时,国共合作才得以最后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开创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新局面,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保证.     

国共两党最初政治纲领的比较研究

国共两党最初的政治纲领是两党政治纲领演变的基础 ,对此后 30多年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民党最初的政治纲领三民主义曾一度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指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但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使其纲领在后来的演变中逐渐失去了进步性 ,也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从而导致国民党失去了在大陆的统治。中国共产党最初提出的政治纲领虽然脱离中国实际 ,但由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 ,使它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 ,逐步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政治纲领 ,并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最后胜利。通过对国共两党最初政治纲领的比较 ,总结国共两党最初政纲的异同点 ,探讨两党纲领对中国革命前途的影响。     

卢沟桥事变前后的国共关系述论

1937年爆发的卢沟桥事变,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总觉醒,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在事变发生后不久,便使国共两党由原来的对立、停战走向携手合作,酝酿已久的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从抗战开始到武汉保卫战期间,国共两党共赴国难,合作抗日,关系比较密切。两党虽在政见上有所不同,而且矛盾很大,但终究没有破坏统一战线,各自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维护国家、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做出了巨大贡献,共同谱写了中国现代历史的光辉篇章。认真研究这一时期国共关系的发展过程及特点,特别是在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国共关系出现的特殊局面,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对于实现祖国统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国共两党团结协作、领导全国人民共同奋战的结果。从表象上看,国民党作为执政党掌握着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共产党仅掌握着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领导权,但中国共产党把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从而实现了对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抗战中,国共两党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争夺,实际上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动态发展过程。     

中共联合政府主张提出前在参加政府问题上的多方博弈

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共即须面对如何与国民党政权相处,即参加政府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中共、共产国际（苏联）、美国、国民党等四方因不同的考量而展开多方博弈。中共从扩大政治影响,促进自身发展,维系国共合作的角度讲有参加政府的需求;共产国际（苏联）为使国民党减轻对国共合作的疑虑而不愿中共参加政府;美国政府坚定支持国民党政权,对中共参加政府影响甚微;国民党则坚持一党训政体制,不愿对中共开放政权。中共未能参加政府是其抗战初期实力使然,虽有利于保持中共思想组织的独立,但却使国共合作缺乏持久性与稳定性。国民党虽然保持了其对政权的垄断,但仍然无法阻拦中共对其一党训政体制的挑战。     

论中国共产党"三三制"政策的提出

"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项重大政治举措.它的提出,既是对国统区民主宪政运动的一种政治呼应,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它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民主政治在认识与实践上的一个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