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春秋中山与晋国赵氏的渊源

中山与赵,战国时互为仇敌,史有明载,故论者颇多;然而在春秋时期也曾有过密切交往,因记载杂乱,述者甚少。有鉴于此,笔者试时春秋中山与晋国赵氏之间的渊源做一探寻,谬误之处,望知者指正。 一、晋国狐氏——春秋中山的判定 长期以来,受杜预《春秋左传注》的影响,不少学者在谈论中山与鲜虞的关系时,往往将二者混为一谈,以为中山即鲜虞在战国的延续、鲜虞即中山在春秋时的发端。并因此形成了中山没有春秋史     

论春秋时期"烝"婚制的合"礼"性

中华文明到春秋时期已演化了三千年左右,其间的婚姻制度一定经历了逐步的演化过程,只是没有文字记载,后人无法了解其真实的历史演化过程罢了。后人在训释《左传》中包括“烝”婚制等一些古代名物制度文化现象时,难免会感到困惑。春秋时期“烝”婚现象在后人看来难以理解的原因,在于后人据当时的伦理观来审视和评价此现象。文章主要利用《左传》中自身的、其他一些史料来论证“烝”婚制在春秋时代的合理性。     

古曲沃地域考析

许多专家沿用汉末学者观点,认为今山西闻喜乃古曲沃。但结合考古资料以及史籍人文地理资料分析,在晋国早期就出现的古曲沃应在晋国始封地内,即只能位于司马迁《史记》所记载的:“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唐地,而闻喜并不在晋始封地之内。     

试论中山国的族姓及有关问题

战国时期的中山国是仅次于齐、察、楚、燕、赵、魏、韩的,与东西周、宋、卫诸国并称的千乘之国。关于中山国的历史,《战国策》、《左传》、《史记》、《吕氏春秋》以及《水经·滱水注》等文献虽有零散记载。但它的兴起、发展、诸王世次等问题,文献记载不明,这给后人研究中山国史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河北平山县中山国墓葬和遗址的发现,使人们得以看到二千多年前中山国的遗物和文字,给人们深入探讨中山国史和中山国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然而,战国时期的中山究竟是何族建立的国?战国中山与春秋鲜虞的关系究竟怎样?目前史学界和考古界尚有异议,这些问题如果不首先解决,对于中山国史的研究无疑是有影响的。 辨中山族属诸说之是非 战国时期的中山与春秋时期的鲜虞有一定的关系。《史记·赵世家》载:“中山武公初立。”《索隐》:“中山,古鲜虞国,姬姓也。”杜预《春秋释例》也悦:“鲜虞、中山、白狄、姬姓。”正由于史     

《史记》“互见法”浅议

史学名著《史记》的“互见法”是司马迁处理史料、表达史观、塑造人物的一个重要方法,它不仅显示了司马迁对客观史实的主观认识和倾向性,而且体现了《史记》整体性的严谨构思。注意到“互见法”在《史记》中的作用,我们对司马迁不     

关于滇王国的地域及其与西汉王朝的政治关系

我国古文献中关于滇王国的记载,最早要数司马迁的《史记》。《史记》中有关滇王国的记载,以《西南夷列传》为详;《大宛列传》、《货殖列传》等篇也有涉及。后来的《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的有关记载,基本依据《史记》所述。 据《史记》司马迁《自序》所云:“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筰、昆明”,可见司马迁到过当时西南夷的西夷地区。有关滇池地区的情况,他是从离     

浅析司马迁的史料选取思想——以《史记·晋世家》为例

本文从分析《晋世家》叙事结构出发,通过勾勒司马迁以“考信于六艺”为史料选取的标准,即以“六艺”为考核《春秋》、《左传》和诸子百家中史料的真实性的标准这一事实,揭示司马迁在史料选取中所蕴含的更深刻的历史学思想：在建构历史叙述中,史学家的历史思维是贯穿并决定所有史料选取的最终标准。     

“爰田”非即“援田”

《左传·僖公十五年》、《国语·晋语三》都载有春秋时期晋国“作爰田”之事（《国语》作“作辕田”）。历来对“作爰田”的释义异解纷纭，迄无定说。近时有屈友贤先生《“作爰田”注释新探》（载《学术研究》１９９７．８），结论为：“作爰田”即“作援田”，是晋国开始...     

吴起“杀妻求将”质疑

司马迁在《史记·吴起列传》中记载吴起贪图功名,"杀妻求将",是一个不仁不义的恶人。但根据先秦史料《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的记载,吴起并没有杀妻求将,而是出妻,即休妻。但是吴起"修德亲民"的治国思想,使其不会有"杀妻"的思想基础。吴起军令的严苛,则有可能使其有"出妻"之举,先秦文献记载也认为吴起没有杀妻,而是出妻。司马迁是西汉人,距离吴起在世已经200余年,他的史料当是听说来的。相对《史记》,先秦史料《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更为准确。     

探骊得珠,后来居上--《司马迁学术思想探源》评介

古往今来 ,《史记》研究成果之多 ,可谓汗牛充栋。以个人所见 ,司马迁及《史记》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 )义理方面 ,对司马迁“欲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的撰写目的进行探讨。 (二 )考据方面 ,对司马迁的生平、《史记》的时代背景、书名变化、史料来源、编纂体例、版本情况以及若干专题进行考证。 (三 )辞章方面 ,对《史记》的文学意趣进行赏析。这三个方面对推动司马迁及《史记》研究起到重要作用。然而 ,长期以来 ,研究者各执一端 ,往往妨碍了对司马迁及《史记》的深入研究。为此 ,我主张 ,司马迁及《史记》的研究应兼…     

“《春秋》笔削义法”新说——突破“春秋学”千年误区新探

孔子“笔削《春秋》义法”是两千年《春秋》研究的核心问题，一直扑朔迷离，奥妙莫测。自汉代董仲舒“公羊学”盛兴，标榜孑L圣人作“经”，从中生发无数穿凿附会，矛盾百出的“微言大义”，从此将《春秋》研究引入误区。考先秦至汉初典籍，凡称名皆“孔子作《春秋》”，而所征引《春秋》皆出自《左传》。《左传》乃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而成，它与左丘明所撰《国语》思想倾向、语言风格皆截然不同。显然，《左传》主体即“孔子史记”，也就是孔子所“笔削”的《春秋》。“《春秋》笔削义法”存在于《左传》之中(而不存于“经”中)，笔者不揣浅陋，抛砖引玉，希望把“春秋学”引出千年误区。     

《左传》对季平子的态度——兼论左氏的尊“礼”观

司马迁《史记》关于季平子的记载具有"尊君抑臣"的倾向。《左传》记载季平子的事迹,既体现了左氏对季平子的维护,又表现了他对平子失德、失礼行为的批判,呈现出一种客观的态度。左氏理性的评价与礼坏乐崩的时代背景及他对"礼"的推崇不可分割。     

《史记·世家》歧义辨析

《史记·世家》共三十篇，除最后一篇《三王世家》略有争议之外，均为司马迁手笔。由于古今词汇的演变，语言习惯的不同，加上在长期的传抄之中，难免有错漏之处，因而仍有不少难句，引发诸多歧义。兹择其要者，辨析如下。《史记》的引文，均依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1）歌《魏》。曰；“美哉，乎，大而宽，俭而易，行以德辅，此则盟主也。”这段记载，亦见《左传》襄公29年。几乎所有的《左传》注本都写为：为之歌《魏》，曰：“美哉，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铺此，则明主也”对照《史》《左》，“宽”…     

《太史公书》入《六艺略·春秋》家说辩

《太史公书》著录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前人对此多有解说,或认为“刘氏之世,史书甚寡”,或认为当时“史家亦未别为一类也”,或认为“经史同源”“六经皆史”。然三说均不得其要。《太史公书》著录在《春秋》家之下,本质上是因为《春秋》与《太史公书》是源与流的关系,《太史公书》的写作理念继承自《春秋》,司马谈的临终嘱托和自身经历也是司马迁继承《春秋》写作理念的重要原因。《太史公书》的写作方式继承自《春秋》,司马迁在写作中使用了《春秋》事、文、义相结合的方式。《太史公书》的春秋时期的史料继承自《左传》,但是《左传》是为解说《春秋》而作的,显然《太史公书》也间接继承了《春秋》。著录在《春秋》家下的其他史书,它们与《太史公书》也具有源流关系,散在其他门类下的史书则与《春秋》并无源流关系。     

从变异学的角度看《赵氏孤儿》的“文本旅行”

采用比较文学变异学的观点和视角,对元杂剧《赵氏孤儿》在西方世界的“文本旅行”现象重新进行梳理发现,文化异质性是《赵氏孤儿》“变形”译本在欧洲流传的原因和动力；建立在“变形”译本基础上的“错误”批评在中欧异质性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价值,诸多改编本的出现则是异质性文化变形和契合的结果.《赵氏孤儿》“文本旅行”的意义在于,文学交流双方从异质性中发现或重新发现对自己有所补益的“互补性”元素,不断为本民族的文学艺术融入新的异质性文化血液.     

论《史记》求实精神的贯彻程度

《史记》的一个显著特色是具有求实精神,《史记》学界对此已经作了充分的讨论。但是这些讨论大都停留在罗列现象的层次,而没有认真分析司马迁的求实精神究竟贯彻到什么程度。求实精神不仅关系到司马迁作为史学家的品质,而且涉及到司马迁的宇宙观以及由此而来的历史观。本文试对这一问题作一粗浅分析,以期引起更深入的讨论。 一 史学家的求实精神体现在史学家以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去对待历史,在最大的程度上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它需要史学家以清醒的理性精神和勇猛无畏的气魄,去排除主观成见和客观环境的压迫与干扰,使历史得到真实的再现。 司马迁即具有这种“良史之才”,他的求实精神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核对、补充、纠正史料。司马迁或者通过历史故址的实地考察,或者通过向熟悉某一历史事件的人们进行调查,从中获得了许多第一手史料,这些史料或者与古籍所载互为参证,或者作为历史记载的补充,有时则可纠正古书记载的讹误。《魏公子列传》赞辞云:“吾过大梁之     

四子合传与黄老"黜儒"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文本解读层次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史料,有两种文本解读层次:一个是《史记》记录的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等四子所处时代的“原始”史料;另一个是司马迁以其所处时代形成的结论性语言赋予该传的“当代”史料。而若从第二个层面解读该传,可知将四子合传,除了他们“本于黄老”“原于道德”的共同点,还有本传所称的“黜儒”一面,但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与“太史公曰”中对“黜儒”不置一词,显示他对四子“本于黄老”的格外强调。这种做法,具有调和儒家与黄老关系的作用,有利于“黜儒”之四子学说在汉代的继续传播。     

春秋时期“左”“右”职官尊卑考辨--以《左传》等史料为考察依据

方位词“左”、“右”在封建等级社会中被赋予上下、尊卑文化色彩。同样，其组合成的各类左、右职官必然具有尊卑、大小的文化内涵。春秋时期虽然全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官吏制度，但许多诸侯国的职官名称中却大都包含方位词“左”、“右”来表示其职位与权力的高低、贵贱。依据《左传》等有关史料，分析和考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以及各个时期尚左、尚右的文化心理及其职官尊卑状况。周王室、郑国、晋国、齐、郑国、鲁等官职以右为上；宋国的官制尊左、尊右因时世不同而有变动。     

从《史记》采撰特点看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在《史记》行文中,通过口传史料与文字史料的相互参校来来追求史实之真的做法,时有所见。作为《史记》采撰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它表明司马迁在这两种材料的可信度上并没有成见。在尊经传、重文字的传统下,太史公对于口传史料的重要性及可信性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在这两者互相印证的过程中,就不仅体现了他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而且反映了他在取材中能兼容并蓄的史家胸怀和卓越识见。     

论隋唐和亲的特点

论隋唐和亲的特点崔明德和亲亦称“和蕃”，自汉迄清，至少有１５０余次。自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和亲”之后，历代“正史”都留下了珍贵的和亲史料，许多史家对和亲也作过客观或比较客观的叙述和精湛的分析。中外学者对此也作了不少的探索，涉及了和亲的许多方面，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