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约束、代理冲突与中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研究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2000—2009年的实际数据,就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约束、代理冲突与非效率投资行为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展开研究。结果显示,在不同的股权性质与公司规模特征的企业中,由控制权私有收益引发的投资行为扭曲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同时受到由控制权私有收益引起的融资约束和代理冲突的作用,这两种影响的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企业的投资行为状态;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都拥有较高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但表现在投资决策行为上却各不相同,国有上市公司整体上呈现出过度投资,而非国有上市公司则表现出投资不足;相对大规模公司而言,小规模公司可能呈现出更高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并呈现出投资不足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而大规模公司则更可能表现出过度投资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基于控制权私有收益的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研究

大、小股东委托代理冲突问题反映在企业的投资决策上就是,大股东为追求控制权私有收益而产生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种非效率投资行为。本文的研究通过建立模型,将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两种非效率投资行为纳入到同一个框架下,探讨了大股东控制条件下的不同控制权配置方式及其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结果表明:基于对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追求,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种非效率投资行为同时存在于大股东控制条件下的企业投资行为中;绝对控股条件下的企业投资行为,会随着控制性大股东的所有权比例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非效率投资行为的特征;多个大股东相互监督或合谋都会同时缓解过度投资,以及加强投资不足,且合谋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取决于合谋成本的大小。     

股权控制、投资规模与利益获取

基于资本投资形成控制权收益的理论阐释,实证考察了不同国有股权控制特征下资本投资对控制权收益的影响. 1)整体而言,投资规模与控制权收益正相关. 2)资本投资对控制权收益的影响在不同股权控制分类下呈现显著差异,但对大股东持股比例不敏感;3)地方企业集团所控上市公司,其控制权收益对固定资产和股权投资规模的敏感性最高,分别为央企上市公司的10倍和6倍,为地方国资委上市公司的3.3倍和1.9倍;4)地方企业集团上市公司的资本投资在形成高控制权收益的同时,侵害了公司价值.上述研究为进一步完善股权分置改革后的上市模式选择,加快市场化进程以促进资本投资的私有利益外部化等方面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依据.     

基于控制权私有收益视角的可转债融资的治理效应研究

通过在职消费、过度投资、自由现金流和现金股利支付4个变量间接测度管理者攫取的控制权私有收益,并运用中国A股市场数据实证检验权益、债务和可转债3种不同融资方式下(横向比较)以及可转债发行前后(纵向比较)企业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可转债发行将导致在职消费和自由现金流的降低以及现金股利支付的增加;但在抑制管理者过度投资中可转债并未发挥积极作用。研究结果为优化我国企业融资结构,完善内部公司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也将为促进我国资本市场金融创新提供新的证据。     

控制权私利下的企业资本配置决策研究

基于企业内部资本配置的理论阐释,以固定资产和长期股权的组合投资为研究对象,构建出有无大股东控制下的企业资本配置模型,理论分析控制权私有收益对企业资本配置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大股东的控制权私利行为是导致企业偏离最优资本配置决策的一个重要原因,偏离程度随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度的增大呈非线性变化.该变化趋势主要由固定资产投资收益率和长期股权投资收益率的大小决定.     

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的产生环境分析

在世界范围内,控制权收益都成为了公司治理的顽疾,侵害了大部分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也不利于金融市场健康发展。本文通过对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产生的内外部环境分析,试图挖掘控制权私有收益产生的背景和动因,并提出在我国当年的公司治理环境下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私有收益问题。     

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相关研究综述

随着近年对公司治理研究的深入,控制权私有收益已成为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核心问题。本文拟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私有收益构成与来源出发,对如何量化以及防止过大的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私人收益进行了理论分析,使得我们对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私有收益有个清晰的认识。     

合理控制权私有收益与超额控制权私有收益——基于中小股东视角的解释

引入小股东容忍水平,从小股东角度对大股东控制权私有收益进行划分,将控制权私有收益区分为合理控制权私有收益与超额控制权私有收益,对大股东侵害和控制权私有收益理论做出相应的调整,探讨了适度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合理性,并结合模型对该思想进行验证.研究表明,一定的条件下,大股东会选择一个能使小股东保持沉默的水平来获取合理控制权私有收益,保持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可持续性.合理控制权私有收益对大股东经营与管理公司具有正向激励作用,而超额控制权私有收益具有侵害性质,会使得大、小股东收益受损,同时公司价值下降.     

企业生命周期、公司治理与公司资本配置效率

现有关于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非效率资本配置治理效果的检验大多局限于静态层面,本研究通过构建企业生命周期划分指标,从企业发展进程的动态层面考察我国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动态演变,并检验公司治理机制在企业不同生命周期中的治理效果.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随企业生命周期呈先降后升的趋势变化,且不同阶段差异显著,但投资不足在企业生命周期内几乎不发生变化.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治理效果随企业生命周期发生演变.在过度投资组,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在成长阶段显著抑制过度投资;大股东持股在衰退阶段加剧过度投资.在投资不足组,管理层持股能够降低公司投资不足;成长阶段中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成熟阶段中的独立董事反而加剧投资不足.     

公司创业投资支持企业控制权配置实证研究

控制权治理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由控制权配置带来的控制权收益是激励投资家物质资本和企业家人力资本投入的重要手段。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从控制权收益和企业家人力资本的视角,研究公司创业投资支持企业的控制权配置问题。分析创业企业中公司创业投资者与企业家的控制权收益构成和类型以及企业家的人力资本专用性和专有性特征,厘清公司创业投资者与企业家各自私人收益、货币收益与其拥有的企业剩余控制权和特定控制权之间的对应关系。根据控制权共享收益来源,构建基于企业家人力资本专用性和专有性的控制权共享收益函数,分析控制权私人收益和战略收益、企业家人力资本专用性和专有性以及控制权收益与人力资本交互作用对公司创业投资支持企业剩余控制权和特定控制权配置的作用机理。以公司创业投资支持的110家不同行业上市企业3年数据为样本,运用面板数据混合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控制权收益、企业家人力资本及其交互项对中国经济背景下公司创业投资支持企业两类控制权配置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公司创业投资者拥有的特定控制权和剩余控制权与企业家人力资本专用性正相关,与企业家人力资本专有性负相关,企业家控制权私人收益对公司创业投资者获得创业企业特定控制权比例具有正向影响,公司创业投资者控制权战略性私人收益对其自身获得创业企业特定控制权比例具有负向影响;企业家控制权私人收益正向调节企业家人力资本专用性与公司创业投资者剩余控制权占比之间的关系,负向调节企业家人力资本专有性与公司创业投资者剩余控制权占比之间的关系;公司创业投资者战略性私人收益负向调节企业家人力资本专用性与公司创业投资者剩余控制权占比之间的关系,正向调节企业家人力资本专有性与公司创业投资者剩余控制权占比之间的关系。由于不同产业类型的创业企业会给公司创业投资者和企业家带来不同的控制权收益,进而导致双方对控制权的关注程度和类型发生变化。同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创业企业,公司创业投资者和企业家对剩余控制权、特定控制权关注的重点也不相同。因此,需要对不同类型的创业企业进行控制权分类治理。 研究结论为完善公司创业投资支持企业的控制权治理、提升控制权激励效果进而促进被投资创业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大股东控制下的资本投资与利益攫取研究

基于资本投资形成控制权收益的理论阐释,结合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攫取控制权收益的自利动机和市场风险分析,本文以2001-2005年沪深两市A股市场发生了非流通股交易的公司作为考察对象,从固定资产投资和股权投资两个方面对大股东的控制权收益攫取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大股东不仅通过资本投资形成了控制权收益,而且资本投资规模越高,增加等量资本投资所攫取的控制权收益越低;尽管通过股权投资攫取控制权收益的隐秘性较高、成本较低,但由于增加了控制链的代理层级,控制性股东的收益占有程度也较低;大股东的自利性资本投资行为不仅挤占了中小投资者的共享利益,而且形成了从增加资本投资、形成更高控制权收益到损害企业价值的传导机制.根据经验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资本投资控制权的私有利益攫取研究:评述与探析

控制权结构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作为治理结构影响财务决策的重要方面,随着治理机制中不同利益主体代理冲突的演化而被不断赋予新的研究内涵。基于股权分散和集中两种公司治理模式,本文首先在理论上阐释了企业实际控制人通过资本投资攫取控制权私利的实质;然后,从实际控制人利益动机、控制权结构和资本投向三个方面系统评述了资本投资的控制权私利攫取机制和特征;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设置特征和控制权配置格局,探析了不同类型的控股股东通过资本投资攫取控制权私利的动机、能力和实现条件;最后,从资本投向之间的挤占、资本投资的结构异化和控制权结构的设置等方面指出了未来该领域的研究趋势及其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启示。     

控制权私有收益与公司价值的研究述评

本文从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涵义出发,分析了大宗股权转移价格差异的控制权溢价法、投票权差异的控制权溢价法和ST公司累积超额收益率法等计算方法,然后就所有权结构、控制权私有收益与公司价值作进一步分析.     

政府治理、产权偏好与资本投资

本文从投资机会和融资约束视角分析了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机制,认为地方政府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治理水平,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和融资渠道,扩大企业投资规模,提高投资效率。以我国2005-2007年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文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较高的地方政府治理水平会提高公司的资本投资规模;政府治理影响企业资本投资与投资机会的敏感度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政府治理对国有企业资本投资的影响随着实际控制人的行政级别提高而降低。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治理能够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     

公司内部控制权的配置状态、寻租主体及治理机制分析

文章深入分析了作为公司治理效率基础的内部控制权配置,不仅考虑到了股东的投票权及其顺延的控制权特征,还注意到了人力资本带来的控制权。在此基础上总体考察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的控制权配置状态及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然后依据董事会层面控制状态的不同,分类剖析不同控制权配置模式的寻租主体和重要的治理机制,以期对公司控制权配置状况与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做较深入的诠释,为我国公司控制权配置提供一些启示。     

专用性投资、信任与创业企业控制权治理

基于控制权收益交互作用视角,研究创业投资模式下的异质性创业企业控制权治理问题,分析控制权共享收益和私人收益综合影响下投资家投资专用性和合作双方信任度对创业企业剩余控制权和特定控制权治理的作用机理,以193家不同产业类型创业企业为样本,运用混合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投资专用性、信任及其交互作用对异质性创业企业两类控制权治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异质性企业的控制权收益类型和大小存在差异,导致投资专用性和信任对不同产业类型创业企业控制权治理的影响存在差异;创业企业家控制权私人收益较大、创业投资家的战略收益较小时,创业投资家获得的剩余控制权与其投入资本的专用性、合作双方间的信任度呈非线性倒U形关系;创业企业家控制权私人收益较小、创业投资家的战略收益较大时,创业投资家获得的剩余控制权与其投入资本的专用性、合作双方间的信任度呈非线性U形关系;投资专用性与合作双方信任度的交互项与创业投资家拥有的剩余控制权和特定控制权负相关,在高新技术创业企业样本中交互效应尤为显著。     

控制性股东侵占行为及其负外部性研究

如何保护投资者利益免受侵害和提高资本市场效率是在转型经济背景下中国公司治理、产权制度以及金融市场改革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然而,控制性股东主导的公司治理中,相对于控制性股东监督效应而言,控制性股东侵占效应是占优均衡.控制权私人收益的排他性使得侵占行为同时具有很强的负外部性.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动态配置决策权来建立有效的制衡机制优化公司治理机制以实现利益相关者间的互惠相容.     

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实证分析

通过1998年～2004年间发生的54个非流通股协议转让事件估计中国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私有收益,用两个指标来度量控制权私有收益,第一个指标是协议转让的每股价格相对于每股净资产的溢价,第二个指标是协议转让的溢价总值与企业净资产的比率.研究发现,买方为获得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平均支付的每股溢价达45%,平均总溢价水平达17%.进一步对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影响因素进行横截面分析发现,股权转让规模和交易完成后买方的持股比例越大控制权私有收益越高,业绩较差的企业的控制权私有收益反而较高,其他大股东和债权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控股股东攫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研究结果表明,掌握了企业控制权的大股东能够排他性地享有控制权私有收益.     

终极控制权与资本结构决策

以2004～2008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终极控制人的视角实证检验了终极控制股东特征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负债融资扩大了终极控制股东可控制的资源,便利了其攫取行为,且不会导致控制权的稀释,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分离程度与资本结构显著正相关。较高的现金流权能够有效制约终极控制股东通过扩大负债融资获取私有收益的行为,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权对其两权分离程度与资本结构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与非国有控制公司相比,国有终极控制股东通过扩大负债融资获取私有收益的动机相对较弱,其两权分离程度对资本结构的正向影响也相对较小。     

我国家族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影响因素研究

当家族利益与上市企业利益相分离时,家族有动机攫取控制权私人收益。采用控股股权转让与非控股股权转让的溢价差来度量控制权私人收益的方法,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家族上市企业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水平达到30.56%;控制权私人收益水平与资产负债率显著正相关,与企业规模显著负相关,与控股股权转让比例存在不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与股权离散度和大股东制衡不相关。研究结果说明我国家族上市企业的公司治理存在着结构形式完整,控制权配置不合理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