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权力、现金股利与企业投资效率

本文选用2006-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管理层权力对企业分配现金股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大小与现金股利支付率高低显著负相关。文章进一步检验了现金股利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并检验管理层权力对该相关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内部自由现金流富余且投资过度的样本中,发放现金股利能够有效减少自由现金流,抑制过度投资;在自由现金流紧缺且投资不足的样本中,企业支付现金股利会加剧现金流紧缺,造成更严重的投资不足。管理层权力的存在降低了现金股利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本研究的启示意义在于,在讨论股利政策与公司投资决策的作用机理时,管理层权力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双重委托代理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路径分析——基于异质性双边随机边界模型

使用前沿异质性双边随机边界模型测度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程度,运用结构方程路径分析双重委托代理问题对投资过度的作用机制和具体效应。得出:(1) 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并存,其中,代理成本引致的过度投资使投资支出超出其最优水平的31.4%,占样本的42.8%;(2)管理层持股通过自由现金流、债务、股利支付等不同路径影响公司投资,能有效缓解过度投资,而大股东代理通过自由现金流和债务结构加剧投资过度;(3)双重委托代理对公司投资影响的77.38%是通过自由现金流路径实现的,债务路径的贡献率占21.24%,股利路径表现不显著,未能产生显著的约束功效。     

融资约束、代理冲突与中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研究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2000—2009年的实际数据,就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约束、代理冲突与非效率投资行为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展开研究。结果显示,在不同的股权性质与公司规模特征的企业中,由控制权私有收益引发的投资行为扭曲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同时受到由控制权私有收益引起的融资约束和代理冲突的作用,这两种影响的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企业的投资行为状态;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都拥有较高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但表现在投资决策行为上却各不相同,国有上市公司整体上呈现出过度投资,而非国有上市公司则表现出投资不足;相对大规模公司而言,小规模公司可能呈现出更高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并呈现出投资不足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而大规模公司则更可能表现出过度投资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行为异化——来自我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倾向于过度投资,并对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有更高的敏感性。即当公司有充裕的融资活动现金流时,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过度投资;反之,则投资不足。本文还发现,过度投资与经营活动产生的自由现金流之间的敏感性基本上不受管理者过度自信心理特征的影响,这与其它一些研究的结论不一致。     

自由现金流与在职消费——基于所有制和公司治理的实证研究

自由现金流量是企业高管可以自由支配的现金流量。自由现金流量越多,企业高管越有可能出现损害所有者利益的行为,过度在职消费,从而最终导致企业绩效下降。本文选取2006-2010年沪市上市A股企业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我国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和在职消费程度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不同的所有制性质和公司治理水平对自由现金流和在职消费之间关系的影响。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合理约束代理人行为提供政策建议。     

金融契约、控制权配置与企业过度投资

以金融契约理论为基础,从控制权视角考察了企业"核心控制权"、"一般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交互关系及其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效应,并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管理者利用控制权地位攫取私利是引发企业过度投资的主要诱因,随着管理者控制权强度增加,过度投资水平明显上升;(2)投资者拥有的核心控制权能够对管理者一般控制权行使产生有效约束,相比较于股权分散、负债较少的企业,股权集中、负债较多企业投资者拥有的核心控制权更集中、干预动机更强,因而企业过度投资水平明显降低。     

国企混改如何影响公司现金持有?

国企在不断引入非国有资本发生混改过程中,既可能因硬化预算约束而强化企业融资约束,又可能通过形成多元股权融合而优化公司治理结构。那么,国企混改如何影响公司现金持有?本文基于我国A股2003～2015年国有上市公司平衡面板的经验证据表明:国企股权多样性、融合度与控制权转移对现金持有水平存在差异影响,仅股权融合度与现金持有水平正相关。除股权多样性外,融合度与控制权转移主要通过治理效应路径影响现金持有行为,股权融合度在抑制超额持现的过度投资、促使现金持有水平增加的同时,还促进了研发投入。控制权转移在减少超额持现的过度投资的同时,还增加了研发投入与股利支付。进一步研究表明,股权多样性因未优化现金持有行为最终也未带来企业价值的提升,股权融合度所优化的现金持有行为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在现金持有水平较低时较为凸显,控制权转移在优化现金持有行为的同时亦明显提升了企业价值。上述发现在为时下进行的国企混改提供政策参考的同时,也为混改国企的现金持有决策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借鉴。     

可转换债券融资相关事件的股价效应研究

本文对我国可转换债券融资相关事件的股价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拟发行可转债公告、可转债发行和转股启动等事件均具有显著非零的股价效应,而股东大会拟发行可转债公告、发行公告和可转债上市等事件不存在显著非零的异常收益。这表明市场对可转债融资行为的反应有一个过程．并非董事会拟发行可转债公告后市场就已经消化了公告的内容。本文的回归结果表明．对于可转债融资行为所引起的异常收益,可用总资产规模、资产负债率、流通股比例、权益市值对面值比率,以及稀释度（或相对发行规模）等因素来进行解释。     

基于控制权私有收益的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研究

大、小股东委托代理冲突问题反映在企业的投资决策上就是,大股东为追求控制权私有收益而产生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种非效率投资行为。本文的研究通过建立模型,将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两种非效率投资行为纳入到同一个框架下,探讨了大股东控制条件下的不同控制权配置方式及其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结果表明:基于对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追求,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种非效率投资行为同时存在于大股东控制条件下的企业投资行为中;绝对控股条件下的企业投资行为,会随着控制性大股东的所有权比例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非效率投资行为的特征;多个大股东相互监督或合谋都会同时缓解过度投资,以及加强投资不足,且合谋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取决于合谋成本的大小。     

自由现金流代理成本假说还是过度自信假说?——中国上市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实证研究

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问题可以由现金流代理假说解释,也可以由管理者过度自信假说解释,本文以企业的成长性、现金流特征为划分指标对企业进行分组,并以此来区分与检验两种理论假说。研究结果显示,自由现金流代理问题较为严重的低成长—高现金流企业,将会发生企业过度投资。同样,过度自信问题较为严重的高成长—高现金流企业,也将发生企业过度投资。实证研究结果即支持了自由现金流代理假说,也支持了过度自信假说。     

股权集中,投资决策与代理成本

通过建立实物期权模型,我们分析了集中股权结构下,股东异质性所导致的控股股东代理冲突对企业投资决策和负债融资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集中股权结构下的控股股东价值最大化动机会导致过度投资的产生,并显著提高负债融资的代理成本,即控股股东的价值侵占行为不仅影响到大小股东间的代理冲突,而且会加重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代理冲突。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会产生公司治理的正向激励效应,持股比例的增加会降低过度投资程度、增加企业价值和降低负债融资代理成本。而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则会产生公司治理的负向侵占效应,分离程度的增加会导致更严重的过度投资、更低的企业价值和更高的负债融资代理成本。     

终极控制权与资本结构决策

以2004～2008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终极控制人的视角实证检验了终极控制股东特征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负债融资扩大了终极控制股东可控制的资源,便利了其攫取行为,且不会导致控制权的稀释,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分离程度与资本结构显著正相关。较高的现金流权能够有效制约终极控制股东通过扩大负债融资获取私有收益的行为,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权对其两权分离程度与资本结构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与非国有控制公司相比,国有终极控制股东通过扩大负债融资获取私有收益的动机相对较弱,其两权分离程度对资本结构的正向影响也相对较小。     

基于可协商的可转换债券和企业资本结构

本文将债务协商机制引入利用普通股和可转换债券融资的上市企业,在一个动态模型框架下分析其对债券投资者行为和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首先分别对采取破产清算和债务协商下,利用可转换债券和普通股融资的企业建模;然后利用风险中性定价方法给出企业证券价值的显示解;最后通过数值结果分析债务协商机制的影响并给出经济解释。数值分析表明：相比企业破产清算,协商可以提高企业价值、股权价值。当股东的谈判能力在一定的范围时,协商可以提高债券价值、降低企业杠杆率,增加社会福利。股东谈判能力越强,可转债投资者的转换时机越早。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可转换债券的融资理论,为可转换债券融资企业的去杠杆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     

论公司财务管理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发挥的作用

公司制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着三个层次,即出资者财务、经营者财务和专业财务;它们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出资者财务以资本的终极所有权为依据,以资本的安全和增值为目的,对其出资及运用状况进行管理,是一种间接约束机制;经营者财务以法人所有权为依据,在出资者的监控下,以直接控制的方式对企业的资金运行进行管理,发挥在治理结构中的纽带作用,处于财务管理的核心地位;专业财务以现金流转为管理对象,保证经营者财务决策的顺利执行和预期效益的实现.三者的辩证统一是实现公司有效治理的关键.     

“Privacy please!” The public to private decision in German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otives of German public to private transactions (PTPs) between 1996 and 2004. We empirically test hypotheses regarding free cash flow, leverage potential,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a stock market quotation’s decreasing benefits, limited capital market efficiency, and dividends. The results illustrate that, in the relevant period, the going private companies originated from mature industries and that, in the three financial years preceding the PTP transaction, their sales figures showed slow growth. Furthermore, the capital structure had potential for further leveraging and the companies were marked by low profitability. Trading in the PTPs’ shares was very sluggish, which limited the efficiency of the capital markets. Ultimately, we do not find evidence supporting the free cash flow hypothesis regarding German firms.     

Is Cash Dividend Policy a Tool for Tunneling or Masking Expropriations?——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本文利用我国2004～2008年上市公司平衡面板数据检验终极控制股东与现金股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现金流量权与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显著负相关;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分离度与现金股利支行水平显著正相关.这表明终极控制股东并不是把现金股利作为“掏空”的工具,而是把现金股利作为掩饰“掏空”的面具.     

大股东控制下的资本投资与利益攫取研究

基于资本投资形成控制权收益的理论阐释,结合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攫取控制权收益的自利动机和市场风险分析,本文以2001-2005年沪深两市A股市场发生了非流通股交易的公司作为考察对象,从固定资产投资和股权投资两个方面对大股东的控制权收益攫取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大股东不仅通过资本投资形成了控制权收益,而且资本投资规模越高,增加等量资本投资所攫取的控制权收益越低;尽管通过股权投资攫取控制权收益的隐秘性较高、成本较低,但由于增加了控制链的代理层级,控制性股东的收益占有程度也较低;大股东的自利性资本投资行为不仅挤占了中小投资者的共享利益,而且形成了从增加资本投资、形成更高控制权收益到损害企业价值的传导机制.根据经验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高管从军经历影响公司治理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从军经历影响高管行为选择和管理风格,对于公司治理具有重要的价值。采用2004-2014年上市公司数据样本,以盈余管理程度以及审计意见类型作为反映公司治理的代理变量,本文实证分析了高管从军经历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有过从军经历的高管所在民营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可能性以及实施盈余管理的程度相对更低,国有企业则不显著;制度环境影响高管从军经历的治理效应,表现为所在地区政府干预越弱时,高管从军经历对于完善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的作用越大;高管从军经历与MBA教育在影响民营企业公司治理方面具有替代效应,且从军经历具有更为重要的稳定影响;管制行业民营企业高管从军经历的治理效应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对理解我国企业高管从军经历对于公司治理的重要性以及拓展高管异质性影响公司决策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新投资机会对大股东攫取控制权私利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新投资机会存在假设,构建两期投资下的大股东利益侵占模型,剖析新投资机会、现金流权以及中小股东利益保护对控制权私利的影响。并结合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利产生的背景,以2000-2008年间沪深两市A股市场发生控制权转移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经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新投资机会与控制权私利显著负相关,新投资机会对于抑制控制权私利具有重要作用;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私利水平之间存在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独立董事占董事会的比例与控制权私利显著不相关,再次验证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制度在公司治理方面的低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