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决策：破产风险视角的互动关系研究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破产风险视角下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之间的动态作用关系.结果发现,在整体上负债融资会通过对破产风险的正向影响负向地作用于企业的投资决策,反过来.投资支出会负向地影响企业的破产风险,从而有利于负债融资的增加.在代理冲突下这种互动关系会产生异化:在低成长情形下,破产风险一方面会导致控股企业过度投资,另一方面会对非控股企业过度投资产生治理效应;由于低成长企业股东或经理过度投资问题,投资不会降低企业破产风险;在高成长情形下,破产风险会导致绝对控股企业投资不足;高成长情形下,只有相对控股企业的投资具有显著的风险抑制效应.     

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与公司现金股利

学者们围绕公司代理问题与现金股利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所得结论不尽相同。结果模型认为代理问题越严重的公司发放的现金股利越少,而替代模型认为治理质量较差的公司倾向于支付更多的现金股利以保持良好的声誉。在公司股权结构集中的情况下,公司代理问题主要存在于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探讨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影响公司股利决策具有重要意义。 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不同导致公司代理问题的差异,从而对公司股利政策产生影响。以2006年至201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分析样本,采用Tobit模型考察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与公司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并借鉴Fama and French的价值回归模型测量代理问题严重程度不同的公司发放现金股利的价值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进行利益侵占的可能性较大,公司发放现金股利可以减少代理成本,股利支付率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成正比。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上升到一定程度后,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协同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公司分配现金股利缓解代理冲突的必要性较小,股利支付率随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减少。同时,与控股股东协同效应较强的公司相比,当控股股东表现为利益侵占时,公司支付现金股利的治理作用较强,现金股利的价值效应较大。 基于股利支付水平和现金股利价值两个维度的研究结果表明,替代模型对于解释中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行为具有适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控股股东代理问题影响公司现金股利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时也对中国监管部门进一步规范公司现金分红具有理论借鉴意义。     

控股股东代理的激励与侵占效应分析

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债权人的代理冲突已经成为公司治理中代理问题的核心,而且也有相关文献实证分析了控股股东对企业绩效和企业价值的影响,但精确的定量理论分析仍较为缺乏.本文通过建立实物期权模型,理论研究了控股股东代理对企业投资政策选择和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控股股东现金流权的增加,企业价值增加,证明了控股股东存在正向的激励效应;随着控殷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程度的加大.企业价值迅速降低,投资提前,该结论证明了控股股东具有负的侵占效应.     

基于税收利益与破产成本的企业投融资决策互动关系研究

本文以实物期权方法为工具,从税收利益与破产成本视角分析了企业投融资决策的互动关系。通过分析发现,企业最优投融资决策会因为税收利益和破产成本而产生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但在股东债权人利益冲突下,股东会倾向于追逐更多的税收利益而产生过度投资的问题,并因此产生更高的负债融资成本,最终导致企业融资决策的非效率。然而,负债代理冲突下的过度投资会因资本折旧的税盾替代效应而有所缓和,并因此降低企业因过度投资产生的融资决策非效率。     

控股股东机会主义与非效率投资

控股股东对小股东的侵占已经成为公司治理研究中的主要问题,但控股股东与债权人的冲突还较少受到关注。通过建立模型,分析了控股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对中小股东与债权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无负债情况下,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造成了企业过早及高风险的投资;在负债融资的情况下,由于收益函数性质的差别,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资产替代发生的根源。此外,为了获得控制权私利,控股股东大化自身价值的行为使得企业投资更早,投资的风险性更大,损害了中小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     

负债代理冲突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实物期权分析

本文利用实物期权方法研究了负债代理冲突下的企业投资决策问题.与现有的研究文献不同,本文不仅考虑了无破产代理下的股东投资目标异化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机理,而且分析了破产代理冲突所导致的企业投资决策扭曲问题.研究结果表明:负债企业股东通常存在过度投资现象,这种过度投资一方面来自投资目标异化影响下的股东对税收利益的过度追逐,另一方面来自策略性违约破产对股东投资风险的庇护作用.在较低负债水平下,前者是企业投资决策扭曲的主导机制;在较高负债水平下,后者的影响则更为显著.并且,高风险项目更容易产生投资目标异化下的投资扭曲,而破产代理下的高成长项目的投资扭曲则会更加严重.     

股东冲突对技术创新投资选择的影响分析

技术创新是企业获得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但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会产生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产生控股股东价值与企业价值的冲突,冲突关系进而会影响企业创新技术的选择与创新技术投资的效率.分析了企业技术创新投资过程中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代理关系,构造实物期权模型分析控股股东代理(控股股东的存在)对企业创新技术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只有当企业投资的项目现金流达到一定值的时候,存在控股股东的企业才会选择不确定性的创新技术投资,此前都会选择确定性的技术投资.     

机构投资者驱动企业绿色治理：监督效应与内在机理

政府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形成差异化影响,围绕企业绿色治理的市场驱动型环境治理机制是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关键路径之一。本文从市场驱动型环境治理机制视角拓展股东积极主义模型,利用文本分析法等测度机构投资者沟通有效程度,探讨机构投资者驱动企业绿色治理的监督效应及内在机理。模型推导发现,机构投资者基于绿色价值创造和社会效用动机,积极沟通介入控股股东绿色经营决策,有效沟通的门槛条件取决于绿色关注、声誉因素、退出威胁和控股股东利益侵占成本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证实,机构投资者沟通对于公司绿色治理绩效产生正效应,且在绿色投资者关注度较高、绿色声誉较大、退出威胁更强烈、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或两权分离程度较低时绿色治理作用更显著;机构投资者沟通形成了提高绿色投资效率、驱动绿色创新、抑制绿色代理冲突和促进碳减排的绿色治理传导路径。本文进一步引入环境规制外生冲击,验证了碳排放权交易、新环保法实施与机构投资者沟通形成的绿色治理联动效应。最后,本文提出要发挥机构投资者绿色积极主义行为的市场驱动力作用,从内部传递性和外部联动性角度提升有效沟通程度,促进企业绿色治理机制形成。     

基于IOS的负债水平与投资支出的实证研究

负债融资带来的股东与债权人冲突会引起企业的投资不足行为,而负债融资又可减少股东与经理层冲突引起的过度投资行为。本文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投资机会集（IOS）的角度出发,研究了负债融资对我国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作用。     

卖空压力与控股股东私利侵占——来自卖空管制放松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使用中国金融市场卖空管制放松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本文考察由此产生的卖空压力对公司控股股东私利侵占的因果效应.使用双重差分方法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卖空管制放松之后,控股股东的私利侵占行为减少了27%.卖空管制放松引发的股价下跌风险是卖空压力约束控股股东私利侵占行为的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表明这种影响还依赖于其他治理机制,当公司其他大股东股权制衡较弱、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以及公司所处地区外部法律环境较差时,卖空压力产生的治理效应更强.横截面差异检验结果表明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或者公司破产清算风险越高,卖空管制放松的治理效应越强.最后,研究结果表明这种治理效应能够提升公司经营业绩与市场价值.本文有助于理解卖空压力对公司控股股东私利侵占行为的影响,丰富和补充了卖空管制放松对实体经济真实影响的文献.     

次大股东对过度投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2010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次大股东的视角研究了次大股东对公司过度投资的作用。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绝对控股股权结构下,次大股东不能对控股股东的投资行为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当次大股东为机构投资者时,不能减缓公司的过度投资现象。将负债分为高低2组,在高负债率组中,次大股东不能减缓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在低负债率组中,次大股东能促进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由此,我国上市公司的次大股东不能减缓公司的过度投资,其治理作用未能发挥。     

政府行为、股权安排与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基于盈余质量视角的研究

本文以我国2000至2005年期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在政府控制的特殊经济环境下,股权安排对会计盈余质量的影响,试图从会计契约角度对公司治理有效性做出新的诠析。本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对盈余质量的影响是非线性的,而第二大股东则对控股股东的壕沟防御效应起到有效的遏制作用。研究还发现,在政府行政干预力度加大和内部人利益侵害行为加剧的双重推动下,国有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质量将进一步被降低。     

机构投资者、代理成本与公司价值——基于随机前沿模型及门槛回归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随机前沿模型,从代理成本的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以证券投资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正面影响,但同时也表现出明显的“倒L”型特征。基于这一发现,进一步采用Hansen（1999）提出的面板门槛模型,测算了机构投资者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发生显著结构性变化时的门槛水平,结果表明,当机构持股比例超过大约12%时,机构投资者对公司价值的提升作用会大幅减弱。同时,本文还发现,开放式基金相较于封闭式基金对公司价值的提升具有更加积极的作用。     

大股东治理及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研究综述

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大股东的出现可以解决股东分散带来的搭便车问题,减少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成本,但同时,大股东的出现又带来了另一个代理问题: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从股权集中的现状、大股东出现的原因、大股东对公司的影响、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等方面,对近年来有关大股东治理和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代理问题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综述,并对这一领域内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     

完善公司治理确实能抑制大股东的控制私利吗

本文采用流行的终极所有权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私利进行了量化,并在此基础上采用2004和2005年1099家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检验了公司治理状况对于大股东控制私利的约束效果.我们的研究表明,公司治理整体上与大股东控制私利呈现倒U型的曲线关系,这种公司治理的总体效果是监事会治理和经理层治理两种治理机制对于大股东控制私利作用的叠加,除此之外的四种治理机制并没有起到约束大股东控制私利的显著作用.此外我们还发现,不同的公司特征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大股东控制私利.     

最终控制人性质、两权分离度与机构投资者持股——兼论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的差异

上市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严重分离会影响其公司价值,进而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本文以2004-200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上市公司两权分离状况对机构投资者总体和各类机构投资者持股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最终控制人所有权比例越高,两权分离度越小时,机构投资者(主要是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比例越高;而且两权分离度指标对机构投资者持股决策的影响在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性质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我国机构投资者总体上能够做到自我利益保护,在投资者保护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的发挥在各个类型机构投资者中存在显著差异.     

资本结构与代理成本——来自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资本结构如何影响代理成本是资本结构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本文以2000-2005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实证分析发现,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民营上市公司代理成本负相关,而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代理成本正相关;第二至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呈负相关,对民营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影响效果要好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者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正相关;社会公众股比例与上市公司代理成本不存在相关性;债务总体水平与代理成本正相关,但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的程度要大于民营上市公司;银行借款比例对代理成本的影响要好于商业信用比例.这两种债务比例对民营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效果影响要好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流动负债比例和长期借款比例与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正相关.总之.民营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要低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因素.这一结论的政策意义在于:完善资本结构有助于我国上市公司改善治理结构、降低代理成本;我国政府要进一步推进民营化改革,以不断提高我国上市公司质量.     

时间偏好不一致下控制权私利与最优股权结构

引入时间偏好不一致，基于实物期权框架构建控制股东谋取私利的动态模型。运用均衡定价方法，得到不同类型控制股东财富价值的显示表达，并在最优股权结构的基础上给出内生化的投资时机、投资规模以及退出时机所满足的代数方程。研究结果表明，时间偏好不一致控制股东持有的最优股权比例大都集中于区间20%-30%，且成熟型控制股东较幼稚型控制股东持有更低的最优股权比例。与无代理冲突情形相比，时间偏好不一致控制股东表现出延迟投资，但投资规模随着时间偏好不一致程度的增大而先增后减。最后，在最优股权结构下分析投资者保护程度对控制股东决策的影响，为公司治理提供新的视角。     

Entrenchment in publicly traded family firms: Evidence from the S&P 500

Family involvement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through ownership, management, and board membership presents a unique dilemma for understanding the strategic impetus and costs of entrenchment decisions. The presence of shared family ties and the family-centered goals of firm principals call to question the applicability of extant agency arguments regarding the nature and antecedents of managerial entrenchment. Exploring this, we develop and test a model of family firm-specific determinants (i.e., family ownership and family's involvement in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of entrenchment in publicly traded firms by drawing upon principal-principal agency theory. Findings of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family owned S&P 500 firms suggest family firms are motivated to entrench managers when doing so supports the pursuit of family-centric goals. However, the extent to which entrenchment supports such goals varies at different levels of family owners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