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利政策代理理论的实证检验

本文从股利政策的代理理论出发分析中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我们利用传统的增长机会与自由现金流来识别过度投资公司,通过考察2000—2002年股利增加大于10%的315家公司,我们发现,对于股利增加的宣告事件,过度投资公司的市场欢迎程度要显著地大于非过度投资的公司,这说明代理成本理论在中国是适用的。我们进一步检验了国内特殊存在的非流通股以及国有股对于管理层与流通股东之间代理冲突的影响,通过同样的事件研究方法对上述样本进行市场宣告反应检验,结果发现:非流通股比例不同的公司其市场反应并无显著差异,说明非流通股的存在对管理层与流通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没有显著影响;而国有股比例不同的公司其市场宣告反应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国有股产生的“所有者缺位”问题加大了管理层过度投资的可能性,并确实影响了现金股利的发放。     

管理层权力、现金股利与企业投资效率

本文选用2006-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管理层权力对企业分配现金股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大小与现金股利支付率高低显著负相关。文章进一步检验了现金股利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并检验管理层权力对该相关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内部自由现金流富余且投资过度的样本中,发放现金股利能够有效减少自由现金流,抑制过度投资;在自由现金流紧缺且投资不足的样本中,企业支付现金股利会加剧现金流紧缺,造成更严重的投资不足。管理层权力的存在降低了现金股利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本研究的启示意义在于,在讨论股利政策与公司投资决策的作用机理时,管理层权力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基于控制权私有收益视角的可转债融资的治理效应研究

通过在职消费、过度投资、自由现金流和现金股利支付4个变量间接测度管理者攫取的控制权私有收益,并运用中国A股市场数据实证检验权益、债务和可转债3种不同融资方式下(横向比较)以及可转债发行前后(纵向比较)企业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可转债发行将导致在职消费和自由现金流的降低以及现金股利支付的增加;但在抑制管理者过度投资中可转债并未发挥积极作用。研究结果为优化我国企业融资结构,完善内部公司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也将为促进我国资本市场金融创新提供新的证据。     

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对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1-2003年非金融性A股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大股东对公司投资的影响,并检验了这种影响的原因和作用过程。研究结果发现:(1)上市公司的投资与现金流显著正相关;(2)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3)当第一大股东是国家时,负相关系数更大,当第一大股东是境内社会法人时,负相关关系不显著; (4)实证表明“过度投资”是中国上市公司投资的典型表现,这不仅符合“自由现金流假说”的推断,而且可以用“信息不对称理论”中“融资约束”相反的“融资便利”来加以解释。     

管理者过度自信、自由现金流与上市公司多元化

本文放宽了传统的公司多元化动机理论的决策者理性假设,从行为金融学和自由现金流视角,以我国沪深两市2007-2010年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管理者过度自信、自由现金流以及两者的交互效应对于上市公司多元化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促进了上市公司的多元化;丰富的自由现金流对上市公司多元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公司自由现金流充裕时,与管理者非过度自信的公司相比,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公司的多元化水平更高。     

政府干预、政府目标与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

对于国内企业过度投资的研究,目前均是从经理私人利益、管理者过度自信、管理者背景等角度展开的,这些研究没有考虑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对上市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一些研究表明,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更可能从事过度投资行为.遗憾的是,这些文献并没有表明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原因,可能的解释是国有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更严重.本文认为,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并不一定是由代理问题引起的,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能够帮助政府实现一些目标.如就业、税收等.基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数据,本文研究表明,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是由政府将其公共目标.如就业、税收等内部化到其控制的企业的结果.另外,回归结果也显示,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并没有表现出自由现金流假说的投资一现金流的敏感性,债务也没有起到约束过度投资行为的作用,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不一定因为代理问题引起的.     

国企分红、治理因素与过度投资

国企分红与其过度投资的关系,以及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在国企分红与其过度投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很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本文以2001~2004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及治理因素对这种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支持了当前国有上市公司的低现金股利政策促进了过度投资的假说,并且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会制约国企的过度投资行为。     

MBO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绩效四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提出了我国上市公司实施MBO后影响公司治理绩效的四个效应假设:(1)金字塔型股权结构下管理层的现金流权和控制权的两权分离效应;(2)上市公司增加现金股利分配效应;(3)管理层的挖壕自守效应;(4)管理层的掘隧输送利益效应。通过对样本公司的实证数据检验,本文肯定了两权分离效应、挖壕自守效应、掘隧输送利益效应的存在,否定了增加现金股利分配效应的存在。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企业投资研究综述

在简要评述新古典框架下的企业投资理论及其局限性基础上,从股东与管理者、股东与债权人和自由现金流三个代理冲突方面,对传统委托代理下的企业投资理论基础、作用机制和经验结论进行了评述和阐释.进而沿着公司治理研究的发展动态,对大小股东代理冲突和大股东私有利益驱动下的企业投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归纳.最后立足于我国上市公司特定的治理结构,提出了进一步探索与规范企业投资行为的研究方向.     

上市公司家族控制与股利决策研究

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存在两类代理问题,即经理层与股东的代理问题和控制性家族与小股东的代理问题。我们对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股利决策的研究发现,我国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股利决策并不是为了解决经理滥用自由现金流的风险,而是和控制性家族自身利益最大化有关。当其拥有现金流量权越高时,公司越倾向于分发较高比例的股利,非理性分红的欲望也越强;同时,其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分离程度越高时,公司越倾向于不分配或分配较低比例的股利,非理性分红的欲望越弱。实证研究还发现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利用股利决策对净资产收益率进行调控以达到监管层关于再融资的要求。     

从委托理财收益率看上市公司委托代理问题

本文将委托理财收益率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上市公司的委托代理问题.通过研究发现,"可操控现金"与委托理财收益率显著负相关;若给定"可操控现金",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的公司其委托理财收益率越高.这一结果说明,"可操控现金"越多,上市公司的委托代理问题越严重;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其对管理层代理问题的约束力越强.研究还发现国外同类研究常用的"自由现金流"变量不能捕捉这一现象.     

市场化进程、最终控制人性质与现金股利行为——来自中国A股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实证研究了中国市场化进程差异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以及市场化进程,在不同产权类型最终控制人的公司中对其现金股利政策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市场化程度越高,公司倾向于发放更多的现金股利;市场化程度的这种影响,在由非国有产权控制的公司中更为明显。并且发现,最终控制人性质不同的公司,股本规模对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     

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与现金股利研究

实际控制人对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分配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2004-2006年沪深证券交易所的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实际控制人与现金股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证实,实际控制人通过IPO的方式获得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同现金股利显著正相关,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同现金股利显著正相关,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发生分离和采用金字塔控制方式同现金股利显著负相关。而且,与通过非IPO的方式获得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实际控制人相比,通过IPO的方式获得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实际控制人其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对现金股利的影响更加显著,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发生分离和控制方式为金字塔时发放的现金股利更多。     

现金分红的连续性、投资效率与公司价值——基于面板结构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1998-2009年间我国1383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按最终控制人的性质和派现行为是否连续对样本进行了划分,运用面板的结构VAR模型研究了现金股利、投资效率和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基于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本文对连续派现的公司和非连续派现的公司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自然人控制的上市公司中,非连续派现公司的投资挤占了现金股利的积极效应,并给公司价值带来了负的冲击效应,连续派现公司的现金分红与投资存在相互促进的效应,公司价值对投资冲击的响应函数值为正;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整体上投资对现金分红冲击的响应函数值为负,其对公司价值的冲击效应也为负;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连续派现公司的现金分红具有抑制过度投资的效应,但其对投资波动的影响作用较小,若对非连续派现的公司实施以分红为条件的融资政策,则可能会制约其发展。     

股利政策的股东财富效应:来自中国股市的经验证据

国内现有文献关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股利政策的信号传递理论、代理成本理论和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对上市公司通过股利分配实现股东高回报率的股东财富效应研究较少,而国外从税收政策变化和税负差异的角度研究股利政策财富效应并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为此,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分置的特殊治理结构,以2003-2004年所有分配股利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股东财富效应。研究表明,分配现金股利使非流通股股东实现高回报率,流通股股东获得股票股利的较高短期收益率。     

基于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过度自信的股利分配决策模型研究

在现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假设公司高管人员过度自信的条件下,建立恰当数学模型研究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过度自信对公司股利分配决策和外部融资决策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当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对未来经营环境比较乐观时,其现金股利分配水平和债务融资数量将随着其过度自信程度的提高而增多;当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对未来经营环境比较悲观时,其现金股利分配水平和债务融资数量将随着其过度自信程度的提高而减少。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分配水平和债务融资数量随着公司股票价格上涨和债务融资利息率上升而减少;股权融资数量随着公司股票价格上涨和债务融资利息率上升而增加。论文研究工作在理论上扩展和深化了Deshmukh、Goe和Howe等人的相关研究成果。     

基于自由现金流量的证券投资组合分析

通过比较中美两国在处理和计算自由现金流量方面的不同,提出自由现金流量的计算方法,并论述了在我国会计准则下如何通过会计调整计算自由现金流量。在获得公司自由现金流量的基础上,通过引入自由现金流量乘数和自由现金流量负债比,结合经营现金流量、市盈率和低财务杠杆指标,构造了基于自由现金流量的证券投资组合,对我国证券市场做出实证分析。同时,对比其他投资策略的实际效果,证明基于自由现金流量的投资策略所具有的优越性。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过度自信与投资决策的实证研究

基于行为公司金融视角,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过度自信的现实表现及其与企业投资决策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1)在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中,四分之一左右的高管人员具有过度自信行为特征。(2)同适度自信行为相比,高管人员过度自信行为不仅与投资水平显著正相关,而且投资的现金流敏感性更高。(3)过度自信高管人员投资的现金流敏感性随股权融资数量的减少而上升。(4)在我国上市公司特有的股权安排和治理结构下,过度自信高管人员在公司投资决策中更有可能引发配置效率低下的过度投资行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结构偏向的影响--基于中国EPU指数的经验证据

层出不穷的"黑天鹅"事件加剧了市场恐慌情绪导致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创出新高。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投资行为会产生怎样影响?本文利用上市公司2007-2016年季度数据,实证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实体投资与虚拟投资行为的影响。以Baker等开发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实体投资活动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攀升导致企业实体投资下降;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虚拟投资活动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攀升反而导致企业虚拟投资上升。(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攀升导致实物资产投资成本上升抑制了企业实体投资活动,投资成本是不确定性影响微观企业实体投资的中介路径;相对而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攀升却导致金融资产投资收益上升刺激了企业虚拟投资活动,投资收益是不确定性影响微观企业虚拟投资的中介路径。(3)政府干预弱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而市场竞争、公司治理强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政府干预、市场竞争、公司治理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本文研究力图打开企业资本配置内部结构黑箱,拓展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研究内容,揭示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内在机理与路径,为当前全球不确定事件的经济影响以及中国经济"脱实向虚"问题研究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     

次大股东对过度投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2010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次大股东的视角研究了次大股东对公司过度投资的作用。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绝对控股股权结构下,次大股东不能对控股股东的投资行为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当次大股东为机构投资者时,不能减缓公司的过度投资现象。将负债分为高低2组,在高负债率组中,次大股东不能减缓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在低负债率组中,次大股东能促进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由此,我国上市公司的次大股东不能减缓公司的过度投资,其治理作用未能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