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省份投资效果系数评价分析——以河南和湖北为例

固定资产投资是"三驾马车"中拉动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通过对1989-2008年以及2009年上半年,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河南、湖北为代表的中部省份投资率、投资效果系数与广东、北京的比较分析,认为投资效率与经济周期、产业结构、财政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有关,而且中部地区还出现了宏观与微观投资收益的背离现象,进而提出中部地区提高投资效率的政策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承担:基于风险投资的证据北大核心CSCDCSSCI

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引入风险投资的决策模型,从理论上证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既直接降低风险承担,也负向影响风险投资退出绩效间接降低风险承担.利用1996年~2016年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凤险投资的匹配数据,实证结果支持理论预期.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风险承担显著更低,表现为风险投资对早期阶段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投资比例下降.退出绩效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承担之间具有中介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风险投资通过IPO或者并购成功退出的交易数目更少、退出期限更长、退出收益更低,因而降低风险承担.研究表明,为引导风险投资支持早期高科技企业,除通过财政、税收等政策扶持奖励风险投资外,政府有必要维持相关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承担:基于风险投资的证据

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引入风险投资的决策模型,从理论上证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既直接降低风险承担,也负向影响风险投资退出绩效间接降低风险承担.利用1996年~2016年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投资的匹配数据,实证结果支持理论预期.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风险承担显著更低,表现为风险投资对早期阶段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投资比例下降.退出绩效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承担之间具有中介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风险投资通过IPO或者并购成功退出的交易数目更少、退出期限更长、退出收益更低,因而降低风险承担研究表明,为引导风险投资支持早期高科技企业,除通过财政、税收等政策扶 持奖励风险投资外,政府有必要维持相关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现金持有策略——基于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的实证研究

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现金持有策略的影响,发现企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会增持现金,这种现金增持行为在融资约束较为严重、股权集中度较低以及学习能力较差的企业中更加明显.此外,本文还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发现企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增持的现金,有一部分是以放弃当前投资机会为代价的,被放弃的投资机会构成了企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增持现金的机会成本.     

中国股市的经济晴雨表作用——基于热最优路径法的动态分析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股票市场作为虚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行周期与宏观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这种关系往往是多因素的非线性关系,很难用传统的计量方法来确证.本文采用并发展了金融物理学中的热最优路径法,研究了我国股指与GDP之间的动态领先滞后关系.结果表明,在2002年之前,上证指数与GDP之间不存在显著的领先滞后关系;而在2002年后,上证指数领先于GDP的关系日渐显现,大约领先两个季度左右;在2006年以后,上证指数领先于GDP的关系更加明显,说明我国股市已初现"经济晴雨表"的作用.     

纳税筹划在企业投资中的运用

投资行为是企业进行的以盈利为目的的资本性支出活动。投资是维持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力量源泉,是企业工作的重心和关键环节。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时,首先考虑的就是投资可能获得的收益,但税收的存在会减少企业的投资收益,直接影响投资者的利益。在企业的投资决策中,税收将如何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企业又将如何进行投资规划以抑制这种影响作用呢?     

信贷市场有限竞争环境中财政引发的国有部门投资的宏观影响——基于扩展RBC模型的研究

本文通过引入金融中介,并将全社会生产分为国有与民营两部门,在扩展的RBC理论框架下,分析了信贷市场有限竞争环境中财政引发的国有部门投资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通过建立带有金融中介的两部门RBC模型,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得出如下结论:政府通过政策手段刺激国有部门的投资需求,将使得金融中介改变对该部门的利率水平,从而扩大对该部门的资本供给;并且这种利率波动将传导至民营部门,导致金融中介对民营部门资本供给减少,进而降低民营部门的投资水平,最终改变宏观经济信贷资金分配结构与消费水平。     

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金融治理路径研究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两种经济形态及其关系构成了现代经济体系的新格局。近年来，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导致了泡沫经济，削弱了实体经济发展的动力。本文分析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动因，为中国经济解决“脱实向虚”现象提供经验指导和优化路径选择。     

董事会成员地位差异、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

组织中的地位差异是影响组织决策效率的关键因素。基于组织理论,从公司董事会内部地位差异的视角,探讨董事会成员地位差异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机理。以2009年至2013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在使用基尼系数度量董事会成员地位差异的基础上,运用STATA 12.0软件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系统分析董事会成员地位差异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并探讨环境不确定性对地位差异与投资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随着董事会成员地位差异的升高,成员间信息交流受到阻碍,从而显著加重了企业投资不足的情况;当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升高时,董事会成员地位差异与投资不足的关系会得到缓解。研究进一步发现,基于董事社会资本形成的地位差异会加重企业投资不足的情况,而基于政治资本形成的地位差异则与投资不足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当考虑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时,基于政治资本形成的地位差异会加重企业的投资不足,但随着环境不确定性的升高,基于政治资本所形成的地位差异对投资不足的影响会被削弱; 而基于社会资本形成的地位差异对投资不足的影响并没有随环境不确定性的升高而发生改变。研究结论提高了对于组织内部成员间相互关系的理解,同时也为如何从团队整体角度考虑董事会成员的构成提供了一定的实践指导和理论参考。     

基于宏观经济政策视角的我国企业负债融资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宏观经济政策作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对微观企业融资行为所产生的显著影响。鉴于我国金融机构对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存在的信贷歧视,本文剔除了产权性质的影响,把国有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以2003-2013年的数据为样本。首先研究宏观经济政策对国有企业负债融资行为的影响,证明了财政政策的扩张和货币政策的紧缩都能促进国有企业负债融资的增加。然后进一步研究宏观经济政策的外部因素和股权结构的内部因素对负债融资与企业业绩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扩张性财政政策下,负债融资与国有企业绩效正相关;紧缩性货币政策下,负债融资与国有企业绩效负相关;股权结构分散程度的增加,有利于促进负债融资对国有企业绩效的正效应。     

碳交易机制下供应链CCS投资时机研究

在碳交易机制下,碳价格不确定性对发电商的碳捕获与封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CCS)投资时机具有重要影响。基于实物期权理论,考虑碳价格不确定性及CCS投资成本递减情况下CCS投资的期权价值,建立集碳捕获-运输-封存于一体的CCS投资时机决策基本模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考虑供应链内发电商与CCS运营商合作的CCS投资博弈模型,分析发电商与CCS运营商在收益转移比例与投资时机之间进行决策的均衡条件。基于上述模型,结合数值算例进一步分析了CCS投资时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碳价格波动率、政府对CCS投资补贴系数、CCS技术学习效应以及供应链内部企业间的收益转移比例等都将对CCS投资门槛产生影响,供应链企业应综合考虑各因素的影响,科学选择投资时机与收益转移比例,以实现CO2减排的同时保证各方的经济利益,保障供应链的协调运行与CCS投资优化。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经济与资产价格波动——基于TVAR模型及溢出指数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Baker等人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我国1997年01月-2017年09月的宏观经济数据，通过非线性TVAR模型及其方差分解构建的溢出指数，实证考察了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与资产价格的非对称影响，并测度了在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环境下，经济变量间的相互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是非对称的，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其正向冲击将使得产出降低0.21%左右，房价和股市收益率分别上涨0.67%、0.51%左右；而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较低时，其正向冲击的影响微弱。（2）溢出指数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产出、房价和股市存在净溢出，且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期，总体溢出指数超过50%，变量间的联动性较强。研究结果表明，相关部门在制定及调整经济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其可能引发的不确定性，并通过阐明经济政策意图等方式，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时间偏好不一致企业家动态投资策略研究

考虑了时间偏好不一致下企业动态投资问题。假设企业家是时间偏好不一致的,利用实物期权方法和最优控制方法,分别得到了成熟型企业家和幼稚型企业家拓展期权价值、最优投资水平及破产水平,并分析了时间偏好不一致程度对企业家经营决策的影响。结论表明：时间偏好不一致导致了投资不足问题,较成熟型企业家而言,幼稚型企业家投资不足问题更严重。此外,时间偏好不一致可以消除乐观自信企业家过度投资问题;最后,成熟型企业较幼稚型企业家更倾向于提前破产,特别地,以成熟型企业家作为基准,幼稚型企业家投资前破产水平扭曲程度受时间偏好不一致影响较大,而投资后破产水平扭曲程度受时间偏好不一致影响较小。     

经济不确定性是股市波动的因子吗？——基于GARCH-MIDAS模型的分析

本文运用混频模型（GARCH-MIDAS）分析了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股市波动率的影响。经济不确定性包括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两方面。总体来说，经济不确定性会影响中国股市的波动，但强度有限，且A股、B股间表现出差异。经济运行（IP）和消费（inf）中的不确定性是A股、B股共同的波动因子，且IP的贡献度最高；货币政策（IR）、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CEPU）对A股无显著影响，但会显著影响B股的长期波动趋势；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AEPU）的影响则不显著。加入显著性指标有助于提高波动率的预测精度，混频模型为分析股市波动中的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有助于识别股市波动中的经济影响因素。     

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跨国动态溢出效应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其经济政策波动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也日益显著。本文基于1997年1月至2017年5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EPU）指数，运用DCC-GARCH模型分析了中国与美国、日本和英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动态溢出效应。研究表明，样本国家的EPU指数波动率呈现尖峰、厚尾、非对称的特征，因而更适用非对称多元t分布DCC-GARCH模型；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美国、日本和英国均有一定程度的正向溢出效应，但影响程度不一。进一步分析表明，中美间EPU指数的动态相关性高于中英和中日，中美和中英间的EPU指数动态相关系数走势较为相似，且趋向稳定；受地缘政治关系的影响，中日间的EPU指数动态相关系数走势明显异于中美和中英。     

碳限额与交易政策下考虑绿色技术投入的定价策略研究

从微观低碳经济的角度出发,建立了企业在碳限额政策,碳限额与交易政策以及在碳限额与交易政策下进行绿色技术投入三种情形下的定价策略模型。研究结果表明:(1)在碳限额政策下,企业的最优定价和期望利润均不会大于在无限额下的最优定价和期望利润。(2)在碳限额与交易政策下的最优定价低于无限额下的最优定价,高于碳限额下的最优定价。此时,企业的最优定价主要取决于限额时的产品边际利润大小,企业的期望利润主要取决于政府的初始碳配额量;(3)在碳限额与交易政策下,进行绿色技术投入后的最优定价低于无限额下的最优定价,此时,企业最优定价主要取决于限额时的产品边际利润大小;(4)在碳限额与交易政策下,适当的绿色技术投入能够增加生产企业期望利润。     

基于建设时间的企业投资期权博弈均衡分析

本文在对称双头垄断时机选择期权博弈模型基础上引入了建设时间变量并进行了扩展,对企业研发投资策略均衡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根据模型参数和投资初始时机不同,可能存在非约束共谋、序贯和同时投资策略均衡,随着项目建设时间的增加,企业的投资价值下降而投资临界值上升,市场需求波动对重复投资倾向产生主要影响,而与经济直观相反,建设时间和投资成本对重复投资没有影响,并为产业重复投资提供了一种解释.     

序列投资下的石油勘探投资最优时机选择

综合考虑石油勘探投资的不可逆性、序列性和不确定性，结合市场需求和勘探储量的不确定性刻画勘探储量转让价格的随机动态变化，运用实物期权思想下的序列投资决策方法探究了石油勘探项目的最优投资时机选择问题，得出各阶段最优投资时机临界值的解析表达式，并与一次性完成投资的决策结果进行对比，进而剖析了不确定性参数对各阶段最优投资时机的影响。结果表明，序列投资决策模型能够弥补一次性投资决策模型容易错失投资机会的局限性；各阶段最优投资时机临界值同市场需求波动率、勘探主体价格控制能力呈同向变动，同市场需求漂移率呈反向变动；随勘探进程的不断深入，最优勘探投资时机临界值对以上参数的敏感性程度不断增强。     

企业报酬机制与人力资本投资

由于企业与员工双方都以自己的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函数,所以当企业采取对产出按比例分成的报酬机制时,会导致双边道德风险,从而使员工实际的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和工作努力程度以及企业的实际相关投入力度都低于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时的力度.如果企业能够采取另外一种报酬机制,使员工拥有完全剩余索取权,就能够使企业与员工都选择社会福利最大化时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和工作努力程度以及相关投入力度.     

投资政策不确定条件下的寡头发电容量投资分析

投资政策是影响发电容量投资策略的重要因素之一。论文运用实物期权理论,构建电力需求与投资政策双重不确定条件下的发电容量投资模型,在模型的求解与分析基础上,对两个投资阈值进行数值仿真分析,分析结果表明：（1）当投资补贴比率较低时,取消“投资补贴”政策预期越大,发电商越延迟其容量投资,而当补贴比率较高时则抢先投资,在“投资补贴”政策即将被取消时发电商投资积极性最大;（2）实施“投资补贴”政策预期越大,发电商越延迟其容量投资,在“投资补贴”政策即将实施时发电商尽最大可能延迟其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