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毛饮血”辨

“茹毛饮血”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捕到禽兽连毛带血一道吃”(见《辞海》(语词分册)1977年版)的意思。《辞海》(新版)亦沿用了这个解释:“谓太古之时人们还不知熟食,生食禽兽。”此说有以偏概全之嫌。这句成语源出于《礼记·礼运》:“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共毛。”这里     

“茹毛饮血”再辨

读吴悦同志《“茹毛饮血”辨》一文(见《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二年第一期),觉得有两点须与之商榷。第一,仅仅将“茹毛”解释为草木之“毛”是不够全面的。首先,在吴文中引用的《礼记·礼运》的句子里,有“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的记载,这说明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都是远古时人们的主要食物,而人类的祖先在未发明火之前,有生食鸟兽     

“不毛之地”辨

成语“不毛之地”怎样解释?笔者查阅了二十余种辞书,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种说法:(一)“不长五谷的地方”,“不种五谷的地方”;(二)“寸草不生之地”,“不长草的荒地”;(三)“不长树木,庄稼的地方”,“不生长五谷和草木的地方”。不难看出,分歧的焦点在“毛”字上:或以为指五谷,或以为指草木,或以为指植物——包括五谷和草木。这里应该指出,以为“毛”指五谷者,释“不毛之地”为“不长五谷的地方”与“不种五谷的地     

“泣血”之“血”辨

《辞海》在解释“泣血”时,引用了郑玄对《礼记·檀弓上》“高子(白本)之执亲之丧也,泣血三年”的注:“言泣无声如血出。”我认为郑注对“泣血”的“血”字的理解有牵强傅会之处,《辞海》引该注不妥。“泣血”更早见于《诗·小雅·雨无正》:“鼠     

“左右芼之”解

《关睢》“参差荇菜,左右芼之”句之“芼”,长期以来对它解说纷然,难衷一是。训释家有的解之以“择”,有的训之为“搴”,有的释作“拔”,均未离“采摘”之义。宋朱熹《诗集传》注之为“熟而荐之”,今人吴小如先生为其寻证云:“在现代汉语中,特别是北京方言,我们经常还听到用沸滚水把菜蔬‘芼’(mào)一下的说法。”按《关睢》诗意来看,对荇菜的“流”、“采”、“芼”当有区别(发展)。因此,训“芼”以采摘义于诗意未善;训“芼”以“熟而荐之”可备一说,只是苦无力证。笔者以为,“左右芼之”之“芼”,当以“毛”训之。《诗经·鲁颂·泮水》之“毛炰胾羹”,注释家对其中“毛炰”都作“去其毛而烹之”解。《墨子·明鬼》:“必择国之父兄慈孝贞良者,以为祝宗;必择六畜之胜瞃肥倅,毛以为牺牲。”《周礼     

夏鼐同志论“茹毛”的正解

本刊一九八二年第一期发表了《“茹毛饮血”辨》之后,夏鼐同志来信并寄来他以前发表的《吕思勉先生“饮食进化之序”的商榷》一文。现将夏鼐同志的来信和文章节录于下:     

《‘安刘必勃’辨》质疑

《晋阳学刊》一九八二年第四期刊载了嘉泉、碧波二同志的《‘安刘必勃’辨》(下称《辨文》)。文中对“安刘必勃”以及周勃“厚重”的品质等一系列问题提出怀疑,并且得出“安刘必危吕”的结论。怀疑是容许的。但是,须以史实为根据。为此,本文试就“安刘必勃”和周勃品质等同题,予以质疑,就教于二位作者。“安刘必勃”一语出自《史记·高祖本纪》中刘邦临终时吕后问相中的一段,原文已见引于《辨文》。从“安刘必勃”一语中,可引出三个问题: 其一,“安刘”到底安谁?《辨文》认为安刘就是“确保刘邦的‘安刘’对象赵王母子的安全”。我以为这不是刘邦的“安刘”原意,“安     

“‘三苏’到过耀县”质疑

《人文杂志》1984年第4期载《“三苏”到过耀县》一文,读后颇有疑义,兹提出商榷。 “三苏”在文学史上系“北宋蜀学”的简称,源于宋代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不能用“三苏”来指代苏氏父子中某一个具体的人。早在南宋时代的邵博就说过:“苏轼、苏辙无一字及简夫。”(《闻见后录》卷十五)说明与雷简夫订交的只是苏洵,而不是苏氏父子三人。     

中国传统文化“和”观念辨释

一、“和”的哲学意蕴 重“和”,是中国古代思想的重要特征,其哲学意蕴丰富而深刻。 和,即差异共处,代表和谐。古代思想家主张差异相容,多元并存,不赞成排他斥异,不追求单一纯粹:“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左传·昭公二十年》)这里,和是对客观世界多样性统一、复杂性协调、差异中和谐的概括,承认差异并存及其复合化、丰富化是世界存在的根本方式。这是辩证哲学的基本品质之一。     

“雀”辨

《诗·召南·行露》:“谁谓雀无角”句,前人多释“角”为雀之喙。窃有疑焉: 第一,如毛奇龄《续诗传》指出,“角”乃鸟噣之锐出者,“雀”虽有噣而不锐出,因此仍是无“角”。第二,诗中“雀”“鼠”对文,理应并指恶物。国风中之恶鼠,可证之于《魏风·硕鼠》、《(?)风·相鼠》,而恶雀别无他例。《古今注》:雀,一名“嘉宾”,《说文》四“隹”部:“雀,依人小鸟也”,均不以为恶物,与鼠同列,有悖情理,且雀亦非“穿屋”之鸟。     

“‘左’比右好”的理论剖析

为什么我们党过去屡犯“左”的错误?为什么“左”的错误这样难以抵制和纠正?原因是很复杂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内长期来存在“‘左’比右好”的思想和与之伴随而来的“宁‘左’勿右”的倾向。本文拟对这个问题作些理论上的剖析和探讨。一这里讲的“‘左’比右好”的左,是带引号的左,不是原来意义上表示革命、进步的左派的左,而是指工人阶级政党内部的一种错误倾向,即“左”倾的“左”;右也不是表示反动的右派的右,而是指工人阶级政党内部的另一种错误倾向,即右倾的右。恩格斯在     

“南人”辨

屈原《思美人》有“观南人之变态”一句。王逸、朱熹将其中的“南人”,释为“楚”或“楚国”,姜亮夫先生《屈原赋校注》驳它说:“楚与郢都,皆屈子宗邦,岂得斥为南人”?驳得甚为有理。王夫之、蒋骥将“南人”解为“郢中”的“党人”。姜先生没有驳它,近年出版的聂石樵先生《楚辞新注》还采用了此说。其亦属误解。案屈原之诗,凡指郢中之群小,自有其习惯     

辨“德”

《人文杂志》1982年第6期发表斯维至同志《说德》一文,训“德”之本义为“生”,为“姓”,为“性”,其说似新。然深考之,则实与古义不合。因作此文以辨之。 欲探求文字之古义,非从训诂学——即考察古文字的形、音、义入手不可。因此本文探求“德”字的古义,自当首先从训诂入手。 《说文》释德:“德,升也。从彳,声。”又释“:“外得于人,内得     

“不忿”辨

读张怀平同志的《“不忿”解》(《学术研究》1980年第5期),我认为就李端《闺情》诗来说,这一解法可以成一家言。但就“不忿”这一词语来说,实有商榷之必要。“不忿”用得颇广,一般解作“恼恨”,唐代就不乏其例,如《降魔变文》:“太子下马,不忿欺诳之情。”这里的“不忿”,显系“恼恨”。其他如:《三国志平话》卷中:“蒯越、蔡瑁有不忿之色。”元曲《连环计》第四折:“连李肃也不忿其事,因此拔刀相助。”《古今小说·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兴哥不忿,一把扯住他袖子要搜。”《警世通言·况太守断死孩儿》:“邵氏不忿,一时失手,误伤人命。”     

“艺术形象”辨

“艺术形象”辨林兴宅人们往往把具象艺术的“象”与“艺术形象”的概念混同起来，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具象艺术的所谓“象”是一种视觉图象，它只是构成艺术形象的单元。而“艺术形象”的概念指的应是经过审美转换的“意中之象”，它是艺术作品在欣赏者心中展现的完整...     

“假象”辨

在哲学及哲学史上,本质与现象是一对重要的范畴,它是解决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之关系的关键之一。在二者的关系中,人们往往把现象习惯地区分为“真象”与“假象”两种。然而,客观事物本身是否有“真”“假”之分?它们与本质的关系怎样?“假象”与人们的主观“错觉”有何区别?这些视似无疑的问题,实则隐含着许多的模糊乃至误解的方面,它严重地混乱了人们的认识过程,阻碍了人们对客观事物本质的把握,同时也是以康德为代表的不可知论的主要失足之处。而所有这些问题都与“假象”的实质是什么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有必要对“假象”的实质重新做一番考察,而且,我们也将从这一考察中发现它对辩证法的重要喻示作用。 “假象”。一词来自德文的“Schein”,在黑格尔的《小逻辑》和列宁的《哲学笔记》中译本中,它被翻译为“假象”。而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译本(上下册)中,它被译为“映象”。虽然翻译的不同仅仅是表层问题,但为了确切把握由“假象”所致的上述问题,我们就应深入“Schein”一词的内在实质。     

“毛面”及其来历

《晋书·张昌传》说,张昌起事,“皆以绛科头,(?)之以毛”。又昌传王歆上书也说,张昌军“绎头毛面,挑刀走戟……”对其中“绛头毛面”作何解释,史家见解颇为不同。王仲荦先生在其著作《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中解释为,“起义军头著绛色巾,上插羽毛……”,韩国磐先生则认为是“戴绛色帽,用马尾作髯。”(见《魏晋南北朝史纲》第151页)。二书所释“绛头”可谓大同小异,基本符含原意,姑不论;其所释“毛面”则与原文难说相通。显然,“毛面”之“毛”为动词。“毛面”直译宜为“在脸部(?)些(?)毛”。万绳楠老师在     

元人“元曲”观辨

“元曲”之谓始出明人之口。如茅一相《题词评〈曲藻〉后》云：“夫一代之兴必生妙才，一代之才必有绝艺：春秋之辞命、战国之纵横，以至汉之文、晋之字、宋之词、元之曲”。明人的这一声口，也仿佛开了王国维“一代皆有一代之文学”的先声。今人视与唐诗、宋词并称之“元曲”，主要指元杂剧，兼也包括散曲，即以杂剧为主、散曲为宾；甚或径以“元曲”指元杂剧。无论如何，这更是后起的文学观念了。文学史事实和文学接受史的价值评判并非一回事，故而元人自己眼中的“元曲”究竟如何不能不加以辨析，谨从以下三个方面撮述之： （一）元人从…     

“春秋五霸”辨

<正> 关于“春秋五霸”所指,向来异说纷歧,莫衷一是。五霸的迭兴构成了春秋时期列国兼并的骨干,因此有必要对这一历史问题澄清真相,辨明事实。一、五霸之称有两种首先需要考察的是,“五霸”之称出现于何时?检索史乘和诸子的结果,《春秋》及《公羊传》、《谷梁传》,《国语》、《老子》、《论语》、《墨子》,均无“五霸”之称。这一称号最早见于《左传》,至战国中期以后则大量出现于诸子著作中:《庄子》中一见,《孟子》凡七见,《荀子》和《韩非子》各八见,《吕氏春秋》凡九见。但是,五霸之称却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三代五霸,一是指春秋五霸。关于三代五霸,最早的记载见于《国语》,《国语·郑语》载周太史史伯答郑桓公云:“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当周未有”。其时当春秋初年,还只有昆吾、大彭、豕韦三霸的传     

“炎黄子孙”与“野人”

今之弄笔者每好遥溯到原始的老祖宗,说什么“炎黄子孙”。并且由电视艺术家把“炎黄”弄上荧屏。在我看,这批先民生活是“群婚”式,知有母不知有父,衣着上是“茹毛饮血,披萝带薜”,使用工具上是“石器”。因为他们的生活种种正如孔老夫子所说的“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况且没有明白和系统的记载,只据古书上的“只言片语”及地下考古所见,就能导演出连轴的大型剧本,我不能不佩服他们大胆创造的魄力。 可惜的是现在被派定为“炎黄子孙”并不给老祖宗装脸,小小年纪便无恶不作,抢劫杀人,奸淫妇女,置法纪于不顾。这怎么说呢?我每看到报纸的记载就为之心跳脸红。如果说我也同属于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