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概念写作”：理论匮乏下的集体倾向

新概念写作存在新的模式化的危险。这种危险与理论的匮乏即思想局限、知识贫乏及阅历尚浅等息息相关。八届大赛过后,新概念写作呈现出了一些不应出现的集体风貌,包括审美趣味一致,风格上的“名存实亡”——模仿,以及题材、视角等方面的雷同等等。而正是这些,构成了新概念写作有可能走向模式化的原因与继续前进的瓶颈。     

论“中间代”长诗写作的创造空间

在“中间代”诗人的创作中，长诗写作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从中不仅可以发现“中间代”诗人个性写作的魅力，而且可以发现当代长诗写作开阔的创造空间。这是”中间代”对于中国当代诗歌艺术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对“中间代”长诗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深入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中间代”诗人的长诗创作是突破艺术成规和彰显诗人创造个性的诗歌写作，是对当代长诗写作的整体性提升。     

是回归 深化还是滑行──我看现实主义冲击波

“现实主义回归”、“现实主义深化”的提法不够准确；“现实主义”不同于西方原版的现实主义；当前的“现实主义”写作是回返故道；它的来势不算大，不可能左右和代表中国文学大的走向；它没有顺应写作范式转换的趋势；它专注于十分具体的问题，逗留在现象层面，有模式化倾向，其史料价值和社会价值要大于它的艺术价值。     

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中创新能力的培养

我国大学英语写作教学往往偏重于以应试为基础的模式化模仿写作训练,从而导致了学生写作创新能力的缺失.而创新是写作的灵魂,是学生写作水平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因此,大学英语写作教学要真正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就应改进传统写作训练模式,采取自由写作训练、“求异”写作训练和“一题多练”等方式来加强学生写作创新能力的培养.     

“代”之外的独白──评当代转型期诗歌

世纪末的文化转型导致了诗歌的转型，这个转型以90年代诗歌“代”之外的趋于个人化的写作取代80年代的流派写作为其基本特征，个人化写作脱胎于“第三代”流派写作，并在诗歌转型中日益呈现出一种“疏离”的特性。     

中国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白洋淀诗群”研究

“白洋淀诗群”这一文学史现象是独特的。一般研究者把它作为“朦胧诗”的“附属”或背景来观照,视作“前崛起”、“前朦胧”。其实这两种诗歌是有实质性差别的。“白洋淀诗歌”更接近于一种诗歌写作的“原状态”。它不受意识形态控制,也不受接受群体的口味左右,更不受传媒或商业化因素的诱导,而是一种忠实于自我的“个人化写作”。作为在特殊背景下新诗不间断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有必要对其独立性进行梳理和廓清     

论海子的“大诗”理想及其幻灭

海子创作后期致力于长诗写作，他把融合“中国行动”的“大诗”作为自己的诗歌理想。这一方面源于他试图以博大的精神追求来超越世俗生活，另一方面则因为他渴望超越中庸儒雅的民族文学精神和文学气质。但由于生命体验的缺乏及与现实之间的疏离，他的“大诗”理想最终幻灭。     

当下诗歌写作:从"反讽"到"歌唱"

“口语写作”因过分强调反讽策略与反叛意识,过分关注诗歌“话语权”的斗争,不断消解了诗歌的诗意、诗性。海子、昌耀等诗人开启的“大诗”写作方向,践行了艺术本体的“歌唱性”,让诗歌回归艺术,回归内心。     

检察官裁量权制衡模式--以和解不起诉案件为切入的分析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我国检察机关新增“和解不起诉”裁量权，这为检察官权力的不规范使用留下了可能空间。法律对该裁量权的规范具有局限性，现行和解不起诉制度仍存在隐患。基于此，我国各地司法实践部门自生自发地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探索，尚且不成体系并缺乏理论的概括。由此，通过对这些司法实践的概念化与模式化，提出制衡检察官裁量权的一种新思路--以专业调解人员、独立的和解机构与辩护律师为支撑的“专业力量制衡模式”，以人民监督员、基层组织、舆论监督为内容的“社会力量制衡模式”，以事后和谈会议、事后审查制为手段的“事后公开制衡模式”。相对于传统法学理论，这三种模式在实体层面与程序层面均有突破。     

“记忆”之书——论吴兴华诗歌的精神内蕴

“记忆之书”既指新近“发现”的诗人吴兴华将可能搅乱读者关于文学历史的记忆，更是对吴兴华的诗歌写作本身所呈现的“记忆”形态的指称。吴兴华诗歌对于时间和记忆特别敏感，记忆主题得到了反复呈现；这使得他的写作最终和中国古典诗歌的某种内核勾连起来，记忆成为一门艺术，拥有强大的诗学力量。但记忆的法则又决定了记忆本身既是窘迫现实之慰藉，也是精神恐惧之来源，在传统和记忆被残酷压制的现代社会，诗人吴兴华的精神世界最终被“恐惧”所占据，他那“纤弱的”诗风，以及他在抗战胜利后逐渐放弃诗歌写作，均导源于此。而这样的诗人将以何种姿势进入新诗史与文学史序列，也就成为了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     

新格律诗的美学特征

自由诗和新格律诗,是新诗史上并驾齐驱的两大诗体。艾青在读到诗歌形式时说过,写作自由诗和写作新格律诗,“是从两种美学观点出发,因而也只能达到两种不同的境界。”这是一个极其精警的论断,它从美感效果上揭示了新格律诗的特征,从审美意义上肯定了新格律诗作为一种新诗体存在的价值。     

“伤痕”、“反思”小说叙事的隐性话语模式——基于新时期初期的考察

由于特定“历史惯性”的强大作用,新时期初期的小说创作并没有从根本上完全摆脱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既定规范。从“知识论”的角度将这一时期隐含在小说叙事背后的话语模式概括为“X说是P,所以是P”这样的一种潜在逻辑公式,以此重新解读这个时期的“伤痕”、“反思”小说,能够更为清晰地把握新时期初期文学的内在生成机制及其模式化创作的潜在原因。     

"城市"和"乡村":于坚诗歌的生态寓意

“城市”和“乡村”这两大意象,构成了于坚诗歌的两大话语体系,亦构成了诗人创作的空间背景和心理背景,这其中极其重要地包含着一种生态寓意。“城市”和“乡村”不仅从外显的空间关系更从内隐的诗性角度和精神层面构成了两种生态的存在样式,二者的映衬以及诗人心灵的游走实现并升华了诗人的理性期待和审美期待。放在纵向的诗歌生态链中考察,于坚的诗歌,以其独特的诗歌内容和诗歌形式具有一种诗歌生态学的意义。     

国外ESL写作教学模式探讨

国外ESL写作教学模式可谓林林总总，其中“结果模式”为传统模式，长期独占写作课的讲台，至今雄风不减。“过程模式”、“体裁模式”和“内容导向模式”则代表了ESL写作教学理论涌现出的三种主要新理念和新潮流。它们均包含着不同的理论基础、不同的方法以及不同的特点。我们在EFL的大环境下引进和借鉴这些理论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困惑和不适，那么在探讨的同时多几分冷静的思考会大有裨益。     

当代诗歌场域中“学院派诗歌”若干状况——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纷争的回顾与解读

学院派诗歌，有一个更为通用的名称：知识分子写作。在中国，把当代中国诗歌一分为二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是“盘峰论争”的遗产。诗歌场域的常态，是艺术之争和话语权纷争并存。否认后者，并不意味着可以更加纯粹地讨论前者，只能导致两者互相混淆。诸如真伪之辩，实质是话语权纷争，由于双方不愿承认这点，只能以艺术之争的形式讨论，最后以各执己见而告终，都认为自己坚持艺术立场，对方在争夺话语权。     

诗歌典范和诗歌期待——《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忧思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被选入教材成为“诗歌典范”，显现了传统、正统且主流的诗歌趣味在历史延续中的强势。这一“诗歌典范”的树立，曲解了诗篇本意，简化甚至扭曲了诗人形象，并无视或舍弃了海子诗歌创作中“异端”和“新创”的东西。这样的“诗歌典范”培养着人们的“诗歌想象”和“诗歌期待”，影响了人们对新兴诗歌现象的创造和认同。这一“诗歌典范”的塑造方式竞能大获成功，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并令人忧虑。     

自然与文明的悖反：李少君诗歌中的“神”

自然与文明的悖反是李少君诗歌当中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他先后提出的“草根写作”和“新红颜写作”创作主张在深层次里都与这相关联;李少君诗歌里的“神”,是他努力在自然和文明的悖反中寻求平衡的产物。     

一种“摆脱”文化母语的言说——论作为新诗范式的“白话”诗

将“白话”作为汉语诗歌的关学范畴纳入中国新诗审美意识生成、生长的历史视阈,其“所指”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早期“白话”新诗写作构想的“言文合一”,绝不仅是言语方式的改变,而是对“文化母语”言说体系的叛离;由此生成的“作诗如作文”写作“方案”,作为胡适“革命”话语的逻辑起点,其美学旨趣也首先不在诗歌艺术形式本身,而在文化心态的整体转型。另一方面,就“白话”所确立的汉语诗歌新的话语方式而言,它的“能指”空间极为丰富,艺术内部诸多价值形态也是其构成的重要内容。这两方面均为后来各历史时期的汉语诗歌走向提供了艺术经验。本文探讨的是前者。     

论唐代诗歌中“柳腰”传统的缘起

对“柳腰”这一中国古代诗歌中的传统意象关联的起源和发展进行梳理，重点探讨唐代诗歌中大量出现“柳腰”意象的原因。认为唐代女子的服装和舞蹈容易展现细腰，而与文人交往密切的歌舞妓更是能展现细腰。柳树在唐代的公共场所和私家园林多有种植。细腰的常见和柳树的广泛种植，是产生“柳腰”意义模式的必要条件；而唐代送别场合、宫廷和文人集宴上，“柳”和“腰”的同时在场，娼家门前普遍的柳树种植，这些是产生“柳腰”的充分条件。在唐代，尤其是中晚唐，这些条件刚好同时成立，这便促使“柳”和“腰”这两种事物在唐代诗歌中被频频联系在一起。     

无边的“草根诗学”——兼论“草根诗歌”成为诗歌流派的可能

李少君在诗歌界大力倡导“草根诗歌”,提出了“草根诗学”这一理论主张。但这一诗学观念由于不断扩容,导致自身边界漶漫模糊,成了无边的“苹根诗学”;再者,“草根诗歌”作品风格差异杂糅,难以形成大体一致的诗学风格。“草根诗学”的提出和倡导在与“中产阶级写作”的对峙中有其积极意义,但至少目前看来,“草根诗歌”还很难作为一个诗歌流派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