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与基层选举博弈的关联性分析

由流转土地利益的分配引发的争执是当前农村最主要的冲突之一,且多发生在村民自治选举的过程中。对土地流转与基层选举博弈的关联性分析表明：村干部的品德对流转土地价格与村民的收益具有较大的影响;选举过程中候选人的行为受预期土地流转规模和竞选人能力差距的影响较大;村干部的个人能力对土地流转规模的扩大有着决定性影响。因此,在村庄治理中,应注重村干部能力和品德的考核,鼓励村庄精英参加村治选举,适时推广组合式选举,建立村民与承包人之间的直接谈判机制,推进土地流转市场化进程,增加农民收入。     

创业承诺：村级民主管理的新机制——浙江省金华市“村干部创业承诺制”的调查与思考

通过对浙江省金华市“村干部创业承诺制”实践的调查,发现以“先定事、后选人、再践诺”为主要内容的村干部创业制度,把创业承诺贯穿于干部选拨、考核和管理的全过程,显现了重要的创新意义：1．初步构建了村干部创业的制度体系;2．推动了村民自治的民主创新;3．重构了村庄治理的组织结构;4．创新了村干部创业监督机制。在此基础上,文章还提出了完善村干部创业承诺制的一些对策建议。     

六合区：五项措施强化村官廉政建设

一是实行村建工程项目管理制度。村建工程项目一律按造价大小和发包项目，确定相应的招标或议标方式．经村两委或村民代表大会集体讨论通过。工程结束．经质量验收合格后付款。二是实行村干部“十不准”。制定村干部不准坐收坐支费用、不准用公款报销个人资费等10个方面的具体规定。三是实行村干部述廉评廉考廉制度。村干部年终向党员和村民代表述廉．接受评议、考核、定档．对满意度较低的实行党风廉政“一票否决”，予以降职或免职。     

竞争性选举对村干部行为的影响

运用理性选择制度学派的观点进行分析 ,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村委会选举制度引入中国农村 ,对村干部行为的深刻影响。一方面 ,竞争性的选举使得决定村干部去留的权力由乡镇干部转到村民手里 ,村干部为了在换届选举时连任 ,都要致力于为村民做一些实事 ,注意不得罪太多的村民。另一方面 ,村干部也会积极处理好与乡镇的关系、贯彻上级的政策 ,因为他们要做好自治范围内的事情 ,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乡镇的帮助和支持。     

“空心化”、老龄化背景下我国中西部地区村干部监督机制改革与完善探讨

作为社区自治组织的负责人,村干部的行为主要受村民监督,但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村人口"空心化"和老龄化格局势必对村干部的监督力度、监督质量和监督效率产生消极影响。只有通过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完善村干部经济和政治激励,提高农村居民和村干部的收入水平;加强农村信息化建设,改善村务公开、财务公开及村民监督条件;调整和细化相关监督处罚政策;整合多种监督机构,设立村民监督委员会;充分发挥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的监督作用;完善惠农强农政策的落地机制,减少中间环节等措施,才能解决村干部监督机制的改革与完善问题。     

农业税免除后村干部职务行为重心转变的实证研究

农业税免除会对村干部日常工作重点产生影响,促使其职务行为重心发生转变。在明确村干部职务行为的内涵之后,结合实地调查数据资料对免税前后村干部职务行为分为三类,进而通过量化处理,实证说明了农业税免除后村干部职务行为重心转变的方向:由免税前的以完成国家任务为主转变为以管理集体资产为主。村干部职务行为重心的转变使其作为国家代言人的角色减弱,作为村民代理人的角色得到加强,村干部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为村民服务的过程。     

村民参与、村干部监督与基层善治

无论从整个国家的稳定还是从解决现实问题的角度上看,当代中国“善治”的主要对象就是基层社会。而村民参与和村干部监督关系的研究,对探索基层社会的“善治”有重要价值。为此,选取了湘西蒙县进行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表明：村民参与虽总体上对村干部履职有促进作用,但蒙县的村干部监督状况却并不理想,这源于村民参与的传统性质和村民自治的体制局限。为此需要为公民参与创造条件和实施县域地方自治,而它们的运行需要以公共利益的建构以及公民参与权的保障为基础——这最终将体现在问责制上。因此,打造健全的问责制及其所需的体制机制是基层社会“善治”的主要途径。     

司法视角下的农村基层民主困境——以新会法院司法案例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新会法院涉农案件的实证分析,农村基层民主存在村民选举权虚化、村干部滥用权力损害公共权益、村干部经济犯罪频发等现象。民主选举缺乏教育和引导、村民自治的管理机制流于形式、民主监督缺乏完善机制、法律救济途径不完善,是造成困境的制度原因。须从立法、制度创新、部门联动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     

新农村建设中的村干部队伍及工作状况调查与思考——以宁波市为例

通过对宁波市“两市两区”5镇50个自然村地问卷调查和分析,发现宁波市行政村干部年龄结构不合理、文化程度偏低,村干部工作的主要内容变化较大,对村干部需要强化激励,对村干部的考核不仅要严格与量化,更要科学合理。同时,要注意村后备干部的培养,建立和完善对村干部工作的长效监督机制。     

汽车门锁锁止机构棘轮棘爪磨损寿命可靠性研究

基于2007—2015年中国农村发展调查面板数据,采用有序Logit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不同种类公共物品的村干部与村民公共投资偏好差异对村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及其性别异质性。结果发现,村干部与村民的公共投资偏好差异对村民公共服务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种影响在道路和学校两项公共服务中最为突出。男性和女性在不同类别公共服务的投资偏好和满意度两方面均存在系统性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两者对公共服务的关注重点不同:男性在农村道路上的偏好差异会降低其满意度,而当村干部更加偏好学校时,女性的满意度下降幅度更大。研究进一步丰富了我国基层治理中信息不对称领域的研究文献;同时,基于不同种类公共物品和性别视角关注干群偏好差异与村民公共服务满意度,有助于提高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有效性和包容性,进而提升村民福利水平。     

村干部调查：透视村委会实施职能的基本情况与存在问题——来自湖北的经验与启示

村干部依法实施各项职能是落实国家方针政策的重要方式。湖北省的调查数据显示,尽管村干部在性别构成上未能实现男女平等,年龄分布上没有达到年轻化的要求,而且学历水平也不算高,但这些都暂时没有对当地村民自治的推进构成实质性障碍,也不影响村干部开展各项工作。然而,村干部对自身职能的认知途径、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对职能内容的理解也各有不同,这必将对法定职能的兑现不利。通过对职能实施过程考察可知,当前村干部任务重、工作时间长、难点多。因此,今后应进一步提高村干部的待遇,《村组法》中关于村干部不能脱产的规定需要修改,同时,还应对涉及村委会职能规定的各类立法进行梳理、完善。     

村干部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探论

村干部是农村经济政治最底层最具体的管理者,其管理效率往往具有更现实的意义。但长期以来,大多数村干部并没有很好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主要问题是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励和制约机制。建立一套村干部业绩评估体系,并以此与村干部经济利益挂钩,将对村干部有重要的激励作用。     

村域社会资本对村干部双重代理投入的激励效应

从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3个维度测度村域社会资本,利用陕西、河南、河北3省135个村微观调查数据,使用负二项分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村域社会资本及其3个维度对村干部村民代理投入以及国家代理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村域社会资本及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通过内在动机驱动机制、村民合作机制、信息分享机制对村民代理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每增加1个单位,村民代理投入分别增加35%、21.3%、19.5%和17.9%;村域社会资本及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通过政府示范机制、政府信任机制、政府支持机制对国家代理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每增加1个单位,国家代理投入分别增加21.6%、11.1%、9.6%和10.2%。以上结论表明村域社会资本能有效激励村干部,缓解村干部双重角色边缘化,实现行政与自治力量的良性互动。     

土地流转背景下的村干部角色冲突与调适

村干部扮演角色的多重性与复杂性,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常会出现冲突的情况,如角色内冲突、角色间冲突与角色外冲突。角色内冲突基于村民社会分化以及村干部理想与现实角色的差异,角色间冲突基于村干部的多种代理人身份的张力、应然角色与实然角色的分歧,角色外冲突基于乡镇干部对村干部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界定以及村庄政治的竞争性格局等。经过对土地流转过程中村干部角色冲突类型及冲突原因的分析,提出了从三个层面来缓解角色冲突的调适策略：即要在社会与政策层面、村庄层面和村干部层面开展具体的行动,采取具体的措施,如此才能让土地流转规范有序,乡村治理有序转型。     

村域社会资本对村干部的激励效应——兼论不同激励方式相对重要性

从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3个维度测度村域社会资本,使用村干部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表征村干部激励强度,利用陕、豫、冀3省135个行政村调查数据,使用Bioprobit模型,实证分析村域社会资本及其各维度对村干部的激励效应,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考察不同激励方式的相对重要性。研究表明,村干部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水平一般,村域社会资本、村域认同、村域信任通过内在动机驱动机制、村民合作机制、信息分享机制正向影响村干部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村域认同激励效应高于村域信任,村域网络激励效应不显著,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相对重要性分析结果显示,村域社会资本、村民自治制度是村干部激励最重要的两种方式,工资激励贡献度次之,政府检查激励贡献度最低。     

“圭叶”基层民主新实践与启示

圭叶村创造性地运用“五合章”监督村干部，促进了该村干部的廉洁自律。这一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新形式为缓解紧张的干群关系、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扎实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试析乡镇干部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认识——以山西省平遥县为个案

乡镇干部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本文以下简称为《组织法》)的实施有如下几种观点能够促进农村依法治理;实施有一定困难;加大了乡镇政府的管理难度.为了促使《组织法》有效实施,乡镇干部应当做到认真学习此法;正确对待村民自治中村庄内部出现的问题,正确处理乡镇干部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等.     

村民自治制度的运行困境分析

村民自治的制度目标是:通过村民的"四个民主"活动,实现转型时期中国农村治理方式的民主化。然而,由于村庄内部的两个行为者———村干部和村民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利益冲突,以及二者力量的不对称,致使"四个民主"的发展呈失衡状态。要改变这种状态,国家必须作为村庄外部的主要力量监督和保障村民自治制度的运行,对二者的矛盾加以协调,对其他三个民主的实施加以规范和引导。     

低水平均衡的土地分利秩序——论土地开发与村庄政治

后税费时代,基于"不出事"的逻辑,各种资源类型的村庄都趋向于低水平均衡式的治理。低水平均衡的土地分利秩序中,基层政府、村干部、灰黑势力结成"地利共同体",村民与"地利共同体"之间彼此离散,且村民与村民之间也彼此离散。征地中,"地利共同体"倾向在内部完成主要的土地增值利益分配,基层政府和村干部有意减少与村民的接触,尽量不把村民动员起来协商和讨论。如此暂时表面上没有矛盾,但村庄治理能力却在不断下降,且矛盾持续累积,这为以后更多矛盾的爆发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