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地区乡村管理公司化的构想

受中国经济强村所走的社区集体经济企业化发展之路的启发,针对中国现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形式的缺陷,提出了在发达农村通过管理公司化联合农户的构想。认为乡村公司有利于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和农业收益,使农村基础公共产品的受益对象明确化,有利于农村公共产品的建设和维护,进一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农业吸引人才和“更多的资金来源和投入”,有利于改变政府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不分的状况。并对乡村公司的机构设置及其建立条件进行了初步探讨。     

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的三维空间

政府职能转变视角下的公共安全管理要以政府职能的重新解读为起点,通过对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公共安全与公共服务的辩证分析来加深理解;学科体系重构视角中的公共安全管理必须在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现状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公共安全管理与公共管理、公共安全管理与危机管理的理性梳理来进一步感悟;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的公共安全管理,要求注重做好寻求公共安全法治的根据、补齐公共安全法治的短板和加强公共安全法治的保障等工作。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村公民道德建设

加强农村公民道德建设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是实现“产业兴旺”的前提条件、“生态宜居”的有效举措、“乡风文明”的关键环节、“治理有效”的核心所在和“生活富裕”的基础保证。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个体的崛起在增进广大农民现代性意识、促使农民群众走出传统的同时,也给农民的精神世界和道德认知带来新的挑战,农民的价值判断趋于多元、公共精神趋于式微、集体观念趋于弱化,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发挥不够突出,农村公民道德建设面临着多元整合困境、公共性培育困境、价值取向困境和组织保障困境。新时代,应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民,增进农民的价值共识,夯实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思想基础;发挥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夯实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社会基础;以乡村文化构筑新型乡村社会“共同体”,重塑农民的集体主义意识,夯实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文化基础;以提升组织力为主要目标,激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活力,夯实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组织基础。     

村支两委与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价值、困境与出路

近年来,我国城乡经济迅速发展,但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农村的生态建设面临更大的挑战.如何建设好农村的生态环境、提供有效的生态型公共产品是党中央与基层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村支两委是管理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的基层协助者与参与者.从村支两委的角度出发探讨当前我国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及问题,要求村支两委改善财政问题,加强民主建设与人才培养,增强与完善村支两委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     

新时代生态建设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的基本理路

农村生态建设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内容。在实施《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的目标要求下,农村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进一步建立健全有效的制度保障和基础设施保障。通过构建乡村数字治理体系、推送生态建设数字教育资源、发展乡村数字经济、建设智慧绿色乡村等举措,进一步培育村民生态脱贫与生态致富的思想意识,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促进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使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全面振兴有机融合,协同推进。     

中国乡村发展的历史沿革:基于公共选择视角

利益协调与激励兼容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从公共选择视角,考察近代至今的中国乡村发展建设与农村发展问题.研究发现:在农业与农村发展中,必须注意政府与农民的良性互动,注意解决二者的利益协调和激励兼容.这一结论意味着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应注意解决公共投入与农村居民的公共需求的匹配问题,应将强化乡村治理的组织资源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性工作,并且积极培育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资源.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困境与对策

十六大以来,人民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得到切实保障和尊重,并且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中共中央在"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指出,要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农村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重中之重.因此,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重点在农村.     

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的衔接机制研究——从强化基层人大代表的功能着力

随着农村社会的变迁和现代国家的建构,中国基层治理模式将由上下隔离的板块式治理向上下衔接的网格化治理转变。网格化治理除了需要从国家行政权力的角度打通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联结的途径以外,还必须从政治的层面打通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联结的渠道。通过强化基层人大代表的功能,来保障不断下沉的基层行政权力的合法性,这种做法更符合法意和民意;同时还保证了基层群众的自治性,从而使村庄的自治权力从悬空状态落到实处。通过人大代表功能的发挥使村民制度化地参与到基层政府管理当中,从而建立有效的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的衔接机制。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路径探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有效破解农村短板问题的重要战略。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主心骨”和“魂”,是落实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最基层力量。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基层队伍不够过硬、产业经济基础薄弱、乡村文化结构失衡等问题,无法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能力、经济引领能力、思想引领能力。因此,农村基层党组织要不断加强基层队伍建设、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加强乡村文化建设等措施,进一步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引领能力、经济引领能力、思想引领能力,增强基层党组织硬核,更好地引领农民群众积极投入到乡村振兴中,助力乡村振兴战略迈向高质量发展。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路径探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有效破解农村短板问题的重要战略。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主心骨”和“魂”,是落实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最基层力量。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基层队伍不够过硬、产业经济基础薄弱、乡村文化结构失衡等问题,无法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能力、经济引领能力、思想引领能力。因此,农村基层党组织要不断加强基层队伍建设、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加强乡村文化建设等措施,进一步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引领能力、经济引领能力、思想引领能力,增强基层党组织硬核,更好地引领农民群众积极投入到乡村振兴中,助力乡村振兴战略迈向高质量发展。     

试论民国时期浙江省乡村基层警察之补助组织

民国时期国家为了强化对基层的控制与管理,陆续将现代的警察体系引入到乡村基层,以图改革中国传统的乡村治安体系。然限于警力缺乏等因素,这就导致了民国时期基层警察体系最为明显的一个特征便是存在名目繁多的警察之补助组织,这种状况的存在一方面反映了国家向基层政治的渗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民国时期国家对基层控制之薄弱。     

传统乡村社区组织中公共权威的合理性刍议——以明清时期山西地区农村水利基层管理组织为例

公共权威体系的运作不仅要解决其现实性问题,还要解决其合理性问题。以历史时期山西地区基层水利治理中的公共权威运作为例,全面检视了传统乡村社区组织中公共权威的合理性问题,并从传统乡村社区中公共权威产生的现实逻辑,乡村社区公共权威与作为基层水利治理基本制度设置的水权制度的关系,其为村落公共空间提供的价值认同与契合三个方面展开。     

乡村治理中的体制性空转——基层形式主义的成因与破解

基层形式主义成为困扰乡村工作的顽疾。长期以来,农村基层工作遵循“事本主义”逻辑,国家在基层领域以有限的形态存在,基层具备内生秩序生成能力,形成诸如“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的矛盾化解方法。近年来,随着“三农”工作的总体形势变化,基层工作越来越大程度地纳入到国家统一治理的范畴,乡村治理活动的制度外空间被压缩,乡村治理逐步进入到体制化管理。乡村治理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一方面消除了体制外运作的不规范现象,同时也带来了基层形式主义弊病。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不是要回到传统治理方式,而是要寻求乡村治理体制与乡村治理需求的再次匹配。     

基层公共安全监管体系的创新——以宁波试点地区为例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建立公共安全基层监管体系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宁波试点地区通过公共安全监管重心下移、关口前移,将监管职能延伸到社会最底层,建立健全了公共安全基层监管的组织网络;同时,借助社会治理的手段吸纳社会力量,动员多方主体,整合各方资源实现了公共安全监管的社会化运作。试点地区的实践已显示出了较好的绩效,其经验对其他地区建设公共安全监管体系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当然,在宁波模式的推广和完善中,仍需克服法规政策滞后、工作机制不健全以及社会参与范围不广等阻碍公共安全的社会治理程度的诸因素。     

村民自治背景下村级公共权力的合法性问题

村级公共权力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系统中的核心要素,农村基层民主政治与乡村治理都是围绕着村级公共权力展开。在村民自治背景下,村级公共权力被赋予了富有时代特征的基本内涵,随着农村社会分化情形的不断加深,进入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生活中的政治主体出现分化,村级公共权力的合法性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这些现象与当前村民自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相关联,既反映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时代性,也能够为分析村民自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提供思路。     

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的原因及对策探讨

农村公共事业基础薄弱广泛体现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培训、基础设施和公共安全诸多方面。其原因主要有：农村公共事业管理主体不明晰,事权与财权严重失调;干部绩效考核和涉农政策存在缺陷。应当从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财政供给动态平衡机制、强化政府公共服务理念、建立科学的政绩考核机制等方面着手解决。     

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转型及重建的实践逻辑——基于苏北新型农村社区的实地调查

提升城乡基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和服务效能、补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短板弱项,是“十四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我国城乡基层社区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的供给、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困境依然十分突出。本研究从治理动力、治理主体、治理规则以及治理目标等维度提出理论框架;基于苏北地区的实证调查分析基层社区文化治理转型的动因及文化秩序重建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城乡社区结构转型和秩序演化过程中文化主体的多元性、文化治理规则的复杂性以及文化治理目标的引领性等多重社会逻辑共时性运作,使得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转型和治理秩序重建呈现出更加复杂、动态的实践特征。基层社区文化治理转型主要是由“农民上楼”后的“文化饥饿”、居民文化自治乏力以及社区文化引领不足等问题引起;同时,在具体文化治理实践过程中必须突破“官办文化”与“送文化”思维模式,并基于“民办文化”与“种文化”的新思维营造标准化公共文化空间、重塑主体化治理规则及社会化协同机制,实现多元文化融合下的共建、共治、共享。     

构建新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是当前全国各族人民的一项重要任务。发展农村经济必须有稳定的社会治安为其保驾护航,农村社会治安应当构建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立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的需要,是维护农村社会治安的需要,同时,诸多有利条件为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因此,构建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具有可行性。     

新公共服务视角下农村公共服务制度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研究——以河北省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使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面临新的问题和困境,重新调整政府的角色定位、工作方式,积极培育农村基层组织,变"管理型一元"公共服务供给体制为"服务型多元"供给体制是新形势下提升农村公共服务和农村公共产品的要求和必然选择。     

城中村公共服务建设的现状与策略研究--基于新泰市城中村改造的思考

城中村是城镇化进程中的特色产物,是介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过渡形态。由于历史环境和体制机制等原因,城中村往往管理无序,布局混乱,究其根源则是社区公共服务不到位,没有填补从农村到城市公共需求的空白。当前,我国城中村的公共服务改造和发展,在政府职能、组织建设、服务体系、物质基础、人员结构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以新泰市为样本,对其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的公共服务建设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力图破解城中村公共服务建设的发展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