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科学关系的历史追溯及其反思

宗教与科学是影响人类社会最大的两种普遍力量。在人类经历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种语境的变迁之后,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宗教与科学不仅仅具有冲突性和排斥性,而且还有很强的互补性和包容性。尤其在当今人们对工具理性和唯科学主义疯狂崇拜的时代背境下,我们只有认识到宗教与科学的互补性和包容性关系,才能深刻地理解宗教对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健康发展具有的重要积极意义,为科学的发展奠定人性的根基。     

宗教批判——神性与人性的僭越与同构

在宗教日益世俗化的当下,如何看待人与宗教的关联,反思宗教如何与人类共存?在人性与神性的现实思维框架下,建构一种怎样的内在逻辑,从而引导两者在世俗与神圣的交织中融合、挣扎、潜行?宗教批判是西方哲学与马克思哲学发展不可或缺的环节,同时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现状的思想映射。在神性与人性之间,正确厘清宗教的功效与消极影响是宗教批判的价值所在。为此,本文试图正本清源,从宗教的产生、信仰的特质、人类自身的反思等视阈,以期解读它们的隐晦、深邃、现实的冲突与媾和等,并通过对宗教的反思与批判,在神性与人性之间搭建一座连接思想与灵魂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和谐发展。     

爱的幻灭与生命的异变——论莫言的《蛙》

以莫言的经典力作《蛙》为分析对象,通过计划生育前后事件及主要人物的言行,尤其是姑姑、王肝、秦河等人对待爱情、生命的态度,分析和探讨莫言对爱情、生命乃至人性的深刻认识。认为：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爱情和婚姻被传统和现实隐匿,生命的繁衍异变为生殖的膨胀,主人公们也为此付出了沉痛的生命代价和人性代价。     

在中国信仰——对张承志回民题材小说创作的反思

文章把张承志作为当代文化语境中的一个文学现象，分析了他的皈依宗教的原因在于回族血统的感情、英雄情结的共鸣、宗教道德的感召，探寻了他信仰道路上的流浪者形象和他对流浪者的情感，阐述了他在中国信仰的意义包括文化建构和人性关怀两个层面。     

清规戒律难禁凡心:《玉簪记》与《桃花庵鼓词》的对比

明代高濂的《玉簪记》和清代佚名的《桃花庵鼓词》同为道姑入庵出庵故事.由于两者产生的朝代不一样,相同的是两者均肯定女性追求个人幸福,反对宗教清规戒律,封建伦理道德对人性的束缚.不同点在于《玉簪记》没有走出媒妁之言封建婚姻规范的约束,《桃花庵鼓词》则大胆冲破宗教清规戒律,封建伦理道德.     

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看赫丝特与安娜

<红字>中的赫丝特与<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是世界文学史上两个著名的文学典型.在基督教文化语境中,她们是以"夏娃"为原型的形象.但由于对两位作家产生影响的宗教流派不同,使其宗教内涵有所差异.同时又因为两位作家共同的人道主义情怀,他们都通过两位女性形象对传统基督教的某些方面进行了修正、批判和超越,殊途同归地走向了一条探索人性之道.     

我国事实婚姻问题的反思

我国事实婚姻在民事法律语境中是一种非法同居关系,但在刑事法律语境中,事实婚姻的婚姻效力却被目前的刑法解释学所确认.在法律规则和司法解释的具体展开上,刑法和婚姻法基于不同的立场从而有所不同,并最终导致在重婚罪的认定上产生冲突.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融合与重整公法和私法规定,或可以为事实婚姻在刑法和婚姻法上的冲突提供解决方案.     

论穆斯林婚姻家庭习惯与我国相关立法之冲突与整合

男女通过婚姻结成夫妻，组成家庭，承担起社会的责任，这是来源于人性的需要，也是文明社会的行为规则和制度。伊斯兰对婚姻有一系列的法律规定，成为穆斯林社会的行为规范。男女的爱情是感情问题，但是婚姻是法律的范畴，其中有男女双方的契约和法律责任，与人性品格相关，而且受到社会的瞩目和监督。本文以伊斯兰的婚姻规范《古兰经》为基础，结合我国相关婚姻法进行研究，并在立法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论清代婚姻的禁忌与限制

本文着重阐述清代婚姻的禁忌与限制,指出了婚姻的禁忌与限制所体现出的政治、宗教、文化内涵及清代婚姻的禁忌与限制制度的实施情况.     

当代语境下文学的别一种表达——以回族题材为视点

从回族题材的文学创作看,宗教在1949年后中国大陆文学创作中的表现特点是,在强有力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教化引导下,有效地淡化了宗教的现实作用,而文学对于宗教在较长时间里的规避,便成为这种大的语境下的必然选择。到了1980年代,一些回族作家借助文学来张扬民族文化精神,使宗教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文化,在日趋物化的语境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展示,但人们关注更多的是文化的异质特点,对于其精神层面的价值提示意义认识不足。而在当代语境下文学对宗教的表达限度是与整个大的社会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金瓶梅》对潘金莲形象的重写——兼论潘金莲形象的矛盾

《金瓶梅》保留了《水浒传》中潘金莲淫妇、恶妇的一面,同时由于劝诫世人的目的,将潘金莲淫妇、恶妇色彩大大加强了。但是作者改写潘金莲时态度又是复杂的,不惟对她给予了一定的理解,甚至在某些地方还把她美化成颇能赏心悦目的"佳人",从而在某些地方造成潘金莲身上"佳人"和"恶妇"的对立,多情和淫荡的分裂。     

潘金莲的悲剧及其认识意义

本文从性格分析和社会分析两个方面阐述了潘金莲悲剧的实质及意义。潘金莲的人生一开始就笼罩着悲剧的阴云,她与人通奸、谋杀亲夫,全在于想要争取生活的幸福;她嫁给西门庆之后,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淫、刁、妒,也主要是社会使然。     

论潘金莲

从纵的历史的眼光看 ,潘金莲是传统男性的附属品与玩物 ;从横的时代的眼光看 ,她又是商品经济发达之后的副产品与牺牲品。评价潘金莲选择的不应是道德法庭 ,而是历史的审判台。潘金莲追求幸福的方式虽然不能为正统道德所接受 ,但她的行为至少在客观上包孕了追求“人”的解放的精神     

空幻的自我,迷惘的灵魂——试析欧茨的短篇小说“何去何从”的现代主义文化寓意

＂何去何从＂是美国当代女作家欧茨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从丹尼尔.贝尔的现代主义文化批评角度解读小说发现,小说女主人公康妮的人生经历反映了现代主义文化强调自我,摒弃传统和崇尚非理性的特点;康妮的结局也体现了现代主义的精神危机和走向后现代主义的开端。因此这篇短篇小说是一个现代主义文化寓言。     

西施和潘金莲情欲撕裂的同一命运--兼论男权的操纵模式及运作机制

西施和潘金莲在男权操纵模式下都有着情欲撕裂、人格异化的悲剧命运 ,但这一操纵模式对她们又有着不同的运作机制 ,从而造成一者幽怨、一者欣受的心理品格及一者自戕、一者侵他的行为品格。这两种不同的运作模式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     

试论《金瓶梅》命名之深义

《金瓶梅》书中的女角色有几十人,重点描写的也有十余人,而作者却用其中的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人为书名,尤其是庞春梅仅仅是个丫头,确实令人费解。倘若弄清了这三个女人在小说的创作意图、主题及情节结构中的作用,便可看出作者选用她们为书名的深义。     

潘金莲:从《水浒传》到《金瓶梅》

《金瓶梅》的故事框架是从《水浒传》第22回到第31回中移植过来,又加进了作者天才的创造。细比较二书对于同一人物的描写,有助于对《金瓶梅》作者的创作初衷、《金瓶梅》一书主题等方面的探究。文章选用潘金莲作为剖析的材料,发现存在诸多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正与二书的主题、表现重点各有不同等息息相关。     

“闷”的发现与排解:冷清之闷与郁热之闷——兼及后五四时期戏剧写作心理动力

鲁迅深刻洞彻现代中国之“闷”并成功找到艺术排解方式,《呐喊·自序》把艺术家心理之消极情绪——“铁屋子”之闷,与中国现代命运起来,找到了一条具有启蒙意义的排解方式;欧阳予倩以“热心”书写潘金莲的冷清之闷,将传统的伦理故事讲述成社会问题,试图通过“女性解放”释放时代之闷;曹禺抱定“悲悯”情怀,用“心灵的艺术”奏响反封建与个性解放的主题,让“郁热”雷雨里疯狂挣扎的人们,归于平静沉着。《潘金莲》的“冷清”与《雷雨》的“郁热”,是鲁迅“铁屋子”之闷在各自时代语境中的“重现”,欧阳予倩和曹禺发扬五四启蒙精神,继续着鲁迅式“呐喊”。     

从《金瓶梅词话》与《水浒》版本的关系看其成书时间

学术界一般认为,<金瓶梅词话>所依据的是繁本<水浒传>.本文通过细致的校勘和分析,对此提出质疑,认为<金瓶梅词话>中虽然有的内容出于繁本<水浒传>,如潘金莲毒杀武大的部分,但有的部分如武松打虎等显然只可能来自<水浒>简本,由此推测<金瓶梅词话>作者在写作时所依据的应该是残缺不全的繁本<水浒传>,其不足的部分则据简本<水浒>改写.文章并结合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的有关记载,推论<金瓶梅词话>的写作时间当为万历初年至万历十七年.     

试论《我不是潘金莲》的官场反讽叙事及其成因

作家刘震云在其《我不是潘金莲》这一力作中,采用反讽叙事的手法描写官场心态,运用近乎游戏的叙事,揶揄社会中普通人"寻正义"之艰难、某些官员"枉公道"之本相。文章从叙事策略、叙述话语及创作心理三个层面入手,剖析叙述话语的谐谑和反讽意味,并由此揭示出此种叙事策略与话语风格形成的作家创作的深层心理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