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安置羌民的“第一个羌历年”——四川省邛崃市南宝山木梯村羌历年田野调查报告

羌历年是羌民族生活和文化的缩影。2010年11月6日,邛崃市南宝山“5·12汶川大地震”灾后异地安置点木梯村的村民迎来了灾后的第一个羌历年。通过对此次羌历年的仪式过程及其宗教内涵、文化意蕴的解读,分析了当地村民、政府和社会组织在此次庆祝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并探讨羌历年在新的环境条件下所发生的文化空间和宗教空间的重构、神圣与世俗的冲突与协作。     

金城属国

金城属国是赵充国平羌后,为安置数万降羌于神爵二年(前60年)设立的。 汉朝开地斥境,疆域扩大,把大批四邻部落囊括在疆土之内。对新拓展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三种管理制度。一是与中原地区相同,设置郡县,设官治民。二是在边塞地方,设立部都尉,领护少数民族部落。如在金城郡设立以前,陇西郡北部都尉管辖今民和、循化一带羌人部落。三是设置属国,属国居民,“因其故俗”,其原有社会组织、生产生活习惯不     

史诗《格萨尔》的“宗”

据目前收集到的近百个《格萨尔》史诗分部本中,除《天岭卜筮》、《英雄降生》、《赛马称王》、《降伏妖魔》、《霍岭大战》、《地狱救妻》、《安置三界》等十余部而外,绝大部分是以“宗”来命名的。如《卡切玉宗》、《达色财宗》、《雪山水晶宗》以及《汉地茶宗》、《朱孤兵器宗》、《月宗》等等。这中间又有十八大宗和若干个小宗之分。这些篇目中的“宗”,究竟指的是什么?它和过去藏区把县级行政区划的名字叫“宗”,如德格县叫德格宗,又有什么区别呢?那么,究竟为了什么这些分部本要以“宗”来命名?对于这些,过去我们是不理解的,或是理解得似是而非,因此有必要进     

“羌”(()):青藏高原的骨系血亲氏族——以语言学视角探古羌人渊源

汉文史籍记载中的古羌人种属繁多,后人关于其起源的研究多以“西方牧羊人也”之表意为基调.本文从语言学的视角,探讨了“羌”记音的可能性.通过分析对比“羌”(())在汉、藏文中的含义和变化,认为象形文字甲骨文之“羌”在与青藏高原南下族群接触后被用来记音,后世史家在研究过程中则忽略了这一可能性.而古藏文中的“羌”(())即现代藏文的“仓”(()),意为“骨系血亲氏族”,不仅揭示了古羌人的渊源,还原了古羌人社会早期的发展状况,还在客观上解释了羌人何以种属繁多的根本原因.     

四宗六本:甘丹颇章时期西藏阿里基层政权初探

西藏甘丹颇章政府将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纳入治下后,通过将卫藏地区久之有效的宗谿制引入阿里地区,建立以普兰、扎布让、日土、达巴四宗为核心的基层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将卫藏贵族充实到阿里地区基层行政体系中。此外,在基层政权的建设中,还充分考虑到阿里地区实际情况,将古格时期的旧贵族和战争期间的新军功阶层也充实到基层政权之中,形成以萨让如本、左左本、帮巴本、曲木底本、那木如本、朵盖齐本为主体的六本政权,通过以"六本"为核心的基层力量,使世袭土官的"六本"和拉萨委派的流官"宗本"结合,构成了具有区域性特点的"四宗六本"的阿里地区基层政权。     

清代西藏宗本（营官）与官吏品级

元朝统一西藏后，于西藏地方始设行政建置，时统治西藏的藏族首领降曲坚赞被元朝封为“大司徒”，他推广“宗”和“庄园”制，在前后藏成立十三个行政组织称为示。 “宗”藏语音译，古代意为“寨落、城堡、碉堡”，一般是该地大小部落酋长的驻地。宗的治所置于人民聚居要冲且地形险要之处，居高临下以备防患。“庄园”藏语称为“卡”，行政上类似区，庄园不论大小都有一座比较高的庄房作为庄园的标志。宗、卡是继西藏部落组织后出现较早而逐渐演变成的行政组织。宗作为基层行政单位名称，出现在元代，为后代所相沿。 宗内行政长官藏语称“宗…     

羌族传统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在全球化、现代化和城市化浪潮席卷下,尤其是“5?12”地震后羌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使得羌族传统文化生态遭受极大的冲击,面临着文化空间退化、特色文化资源流失及利用不足、传统村寨凋敝、包括羌语、羌族传统音乐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趋势加速以及现代语境下的羌族城乡社区传统文化生态亟待恢复和重建等问题。基于文化的多元共生、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狭义传承和广义传承以及格兰特濒危音乐评估框架等理论视角,在分析羌族传统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了六个方面的对策：维护羌族传统村寨的传统文化生态;恢复和重建现代语境下的羌族城乡社区传统文化生态、构建和完善羌区城乡特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恢复和拓展羌族传统文化的社会功能、借助新媒体运用创新性思维和手段保护传承羌族传统文化、建立羌学研究学术共同体及其与社区的互惠和回馈机制。     

西藏农奴主怎样凶残地榨取农奴血汗——西藏社会历史调查组墨竹工卡宗的调查报告

墨竹工卡宗在拉萨之东约百余华里,过去属原西藏地方政府管辖。在这里有近两万个农奴,在大农奴主的压迫剥削下,过着黯无天日的牛马般的生活。农奴分住在九十个封建庄园内,随同庄园土地一起,分别属于寺庙、贵族和地方政府(噶厦)三大领主。封建庄园(藏语称“溪卡”)是农奴主管理农奴的机构,又是进行生产的一个经济单位。宗内的十个寺庙和五个上层喇嘛占有庄园六十六处,八个贵族占有十七处,其余     

论量词“宗”的历时演变过程

“宗”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特殊的量词，它既有个体量词的特征，又兼具约定量词的特征。“宗”在明清两代是一个活跃度很高的量词，到了民国以后，使用频率逐渐降低，在现代汉语中只保留了量词“宗”的核心用法。一些在历史文献中经常出现的搭配组合，如活用搭配和间接引申搭配等用法，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消失不见。本文通过历史文献资料，来讨论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及量词宗的历时演变进程。     

两汉羌族社会状况及民族关系简析

两汉时期,生息繁衍于今青海省及其四周的羌族,已形成几个较大的分布中心:婼羌、狼何等部,活动于青海西北部及新疆东南部;牦牛、白马、参狼、青衣及钟存诸部,活动在青海东南部及甘肃南部,四川西北部;发羌等部活动于青海西南部;而环湖周围及东部地区,则是“西羌”中的先零等部的活动范围。由于各个地区地理环境不同,所受先进地区的     

叶尔羌汗国政治史略

一 从东察合台汗国到叶尔羌汗国 叶尔羌汗国是由东察合台汗国演变而来。公元1225年成吉思汗封建的察合台汗国,至14世纪中叶分裂成为东西两大部。秃黑鲁帖木儿汗及其继承者曾致力于恢复汗国的统一,几次出兵河中地区,虽建立过短时间的统一汗国,但以失败告终,只能保持在东部的统治。人们把秃黑鲁帖木儿汗及其后裔统治下的地域称为“东察合台汗国”。河中地区,由巴鲁刺思部异密(又译为艾米尔,意为首领、将军)帖木儿及其后裔统治,史称“帖木儿王朝”或“帖木儿帝国”。     

葛维汉西南宗教视野下的羌民宗教研究

20世纪上半叶葛维汉对中国西南及羌民宗教研究的论述,体现了葛维汉从传教士转变为人类学家后其宗教研究的学术理念。同时,葛维汉对羌民宗教的研究是他对西南甚至中国宗教研究的图景里的一部分,羌民宗教与中国宗教之间是类似“中国宗教之树”一样的互为根叶,互相影响的关系;应该注意葛维汉羌民宗教研究中三个重要概念：“马纳”“神”“鬼”,这些概念体现了葛维汉在当时东方主义话语下的“西南视野”宗教研究倾向。     

羌人渊源考释

本文通过对羌人的“被发履面”习俗、古羌人的火葬之俗、古羌人的白石崇拜、羌族虎图腾等几方面 ,借助丰富的考古学材料 ,有力地论证了马家窑文化的居民并非羌人之祖先 ,而宗日文化才是先羌文化这样一个观点     

试论侗族“合款”与精神文明建设

侗族是由古代百越中骆越一支发展而来的,它有灿烂的历史与文化,尤其是“合款”组织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对于祖国光辉的文化史有着重大的贡献。现就有关问题提出粗浅看法,望方家教正。一、侗族“合款”的含义侗族分布在湘、桂、黔边区二十多个县及鄂西地区的宣恩等县,人口一百四十二万余人(一九八二年统计)。在其古代社会中,曾有几个或几十个邻近的村寨联合建立起来的组织和若干组织联合建立的联盟组织,名日“款”、“合款”、“门款”。宋     

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中的政府参与——以“5·12汶川大地震”后的羌年实践为例

羌年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的首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5·12汶川大地震”后,笔者先后参与考察了邛崃油榨乡直台村、理县桃坪羌寨、汶川县阿尔村白家夺寨三地“羌年”的节日活动。通过纵向与横向的比较,并运用辨证的方法去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政府行为中存在的矛盾冲突,事实表明,政府是否参与具体的实践活动,在客观上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产生重大影响。     

简讯

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武警总部拨款建立民族灶戳止到十一月六日,新疆武警总队阿勒泰、克拉玛依、昌吉等九个支队,建立起民族灶。这笔款项是武装警察部队后勤部从基建费中拨出的。目前,全武警部队少数民族战士比较集中的单位,多数已建起了民族灶。许多少数民族战士激动地说:“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给我们带来的温暖,我们一定为保卫四化多做贡献。”去年年底,武警部队后勤部调查组,在新疆、宁夏总队等少数民族地区调查时发现,有些单位由于没有房子,少数民族用的饭菜和汉族的同在一个操作间、一套锅灶里做,在同一个饭堂里就餐,这对少数民族同志很不方便。有些单位曾因此发生过矛盾。调查组把这些情况向部里作了汇报,部领导认为,必须尊重少数民族干部战士的生活习惯,才有利于团结。于是发出通知,要求凡需要设民族灶的,建筑面积报总部审批,由总部从基建费中拨款。     

“灾难与发展:羌学研究中心学术年会暨第二届灾难人类学学术研讨会”召开

2012年11月10日,“灾难与发展：羌学研究中心学术年会暨第二届灾难人类学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此次会议由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羌学研究中心和西南民族大学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共同筹办。研讨会紧紧围绕“灾难与发展”的主题,     

阿巴部落的传统社会经济结构

阿巴部落所在的桑雄位于那曲卡以南,是羌塘南部一个谷阔坡缓、水丰草茂的有名牧场;因为南接当雄、热振(今林周县),也是由甘青、三十九族等地经藏北进入拉萨、日喀则等藏南农区的主要通道。桑雄部落是原羌日(byang rigs)六如之一,内部有9个小部落,阿巴部落(a pa ruba)是其中最大也最重要的一个。由于独特的地理、历史条件,这里既保留着与甘青川藏连片藏族牧区相同的传统特点,又反映了西藏     

道路转换与村寨社会变迁——以汶川县羌锋村的民族志考察为例

阿坝州汶川县羌锋村为“西羌第一村”,途经该村寨的道路数次转变。长时段来看,羌锋村经历了灌松古道、现代道路两种不同的道路类型,其中现代道路又可分为成阿公路、国道213线、都汶高速三个不同时期出现的三种现代道路。不同阶段道路的演变均发生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继而引起了村落不同层面的社会变迁。道路的连通疏通了地区间的隔离,打开了羌锋村与外界交流的大门,扩大了羌锋村与外界沟通的范围,村寨社会发生变迁的涉及面也愈发广泛,村落重塑的效果也逐步显著。     

第六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会议述要

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是学术的研讨会,也是学术交流的一个平台。西南,是一个地名的概念,也是学术的概念,是人类学富饶的学术资源。没有对西南民族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积淀,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就失去了很多的内容（刘世哲语）。西南民族大学已经连续五年举办了五届的“西南论坛”。2013年6月17日,第六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在贵州民族大学举行。来自30多个省区,共有7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学者来自53个单位,提交论文有66篇。讨论分为如下五个单元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