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篆名实考

秦汉两代是中国文字史上最重要的变革时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法律的形式把六国文字统一为小篆,但根据前人的记载和今人所见的实物,可以肯定的是:小篆并不是当时唯一应用的字体,正规的小篆只有在泰山、峄山、芝罘等碑上才能见到,秦代大量的诏版、权量、简牍上的字体都非规整的小篆。到了汉代,尽管统治者改姓换代了,但应用的字体并没有立刻改变,而是逐渐产生变化的,秦代的字体经过汉代,发展和变化最大的是隶书,其它书体,或经演变,或逐渐消亡。缪篆就是从秦代演化而来,在两汉印章上广泛应用的一种字体。过去对于缪篆,曾有许多不同的看法,马国权在《缪篆研究》一文中暂把它们归为三种看法,并指出实质只有两种:其一认为缪篆是汉印中平正方直的字形;其二认为缪篆是象一根带子那样缠绕屈曲的字形,并且两种看法都认为这些字形是填满的。关于释“缪”,这些看法都认     

鳥書考

許慎《說文序》云:“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頗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卽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书,卽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     

雕虫小技其实是“神技”

按照《成语辞典》的解释,＂雕虫小技＂是指微不足道的技能。所以,千百年来,人们常用＂雕虫小技＂来自谦。其实,这是一种旷古绝今的＂神技＂。＂雕虫小技＂中的＂虫＂,指的不是昆虫,而是一种书法——＂虫书＂。虫书又名鸟虫书、鸟虫篆,是金文中的一种特殊的美术字体。这种字体的笔画酷似飞鸟的形状,有的干脆在笔画的旁边饰以飞鸟的形状,起装饰作用,同时凸显一种美感。     

《说文解字·序》存疑举要

汇集文字学者对《说文解字·序》提出的一些问题,并作些梳理、分析。这些问题是:关于六书,关于太史籀、籀文和古文,关于“不与秦文合得”,关于小篆,关于缪篆、虫书。     

"这"、"那"类指代词隐性回指

“这”、“那”类指示代词本身没有固定的意义,其所指随对象的变化而变化。回指作为一种重要的篇章衔接手段,是话语理解的关键。其中,隐性回指的最主要特征在于所指不是明显地出现于语句之中,而是表现为语义上的隐含(implicit),用回指项替换先行项以后,意义会发生改变。本文主要探讨汉语“这”、“那”类指示代词所涉及的包括型、联想型和总括型三类隐性回指的规律。     

"风骨"就是阳刚之美吗

在《文心雕龙》中 ,刘勰所说的“风骨”是指作品通过端庄正直、精当贴切的语言形成的思想内容给读者带来的强烈艺术感染力 ,与风格属于作品的个性不同 ,“风骨”是对所有优秀作品的共同要求 ,具有普遍性。因此 ,认为“风骨”就是一种阳刚之美的观点无疑是不正确的。     

"呸!"来"呸!"去的"学者文人"--鲁迅与陈西滢的几个回合争斗

鲁迅与陈源围绕“女师大学潮”、“五卅惨案”、“剽窃案”、“三·一八惨案”等几个事件展开几个回合论战。这不是敌我之间的较量 ,而是是非曲直的辩白。有“公理”之争 ,也有“私仇”之争。论战双方都受到了伤害 ,也都呈现了自己的锋芒 ,树立了自己的风格。     

从<纯粹理性批判>看"无条件"问题

“无条件”问题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提出的。它是认识论范围内特有的问题。它最能凸现思辨理性哲学的本质特性。“无条件”不是指“条件”的有无;而是穷尽一切条件而不受条件限制,是指具有无限普遍性、绝对完整统一性的命题、原理、理念,是理性在认识范围内的“终极追求”。要把“思辨理性”的思维方式与“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区别开来,否则就会出现悖论。     

"盛唐气象"概念的生成及再审视

从“盛唐气象”概念的生成及意义指向看,它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审美概念,是那个时代大多数诗歌呈现出的整体风貌,而不是全部诗歌的精神面貌。这种诗歌“气象”体现在美学要求上,主要是“风骨”与“兴象”,表现在风格上则是千姿百态,气象异彩。考察这些,对盛唐诗歌的理解大有裨益。     

要研究文体家的鲁迅

长期以来人们经常讲到的“鲁迅笔法”或“鲁迅风”,究竟是什么?本文以为,大体可以说就是鲁迅的文体。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家的风格主要表现在他的语言上。我们这样说也许尚无大谬。黑格尔在《美学》中说:“法国人有一句名言:‘风格就是人身’。风格在这里一般指的是个别艺术家在表现方式和笔调曲折方面完全见出他的人格的一些特点。”德国语言学家威克纳格认为风格学的对象就是“语言表现的外表;不是观念,不是材料,而只是外在形式——词汇的选择,句法的构造。”当然,他还作了重要的补充——“风格并不仅仅是机械的技法,与风     

汉代“蚩尤”崇拜

“蚩尤”神话在汉代得以演绎充实,形成内容丰满的故事。不仅官方祭祀体系中重视“蚩尤”祭祠,民间也有广泛的“蚩尤”信仰。特别是齐鲁地方“蚩尤”崇拜尤为浓重,反映了汉文化内涵丰富的特色。如果期求全面地说明汉代意识史,似乎不宜用“独尊儒术”做简单化的概括。     

《董西厢》与《莺莺传》的文化差异

唐传奇小说《莺莺传》是西厢故事的源头,《董西厢》是西厢故事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环节。文化的变迁是《董西厢》情节和人物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董西厢》创作于女真统治的金代,这是一个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发生冲突与融合的特殊时期。通过对比,可以看出这两部作品分别带有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征。     

论诸葛亮躬耕“陪京之南,居汉之阳”说

公元197～207年,是诸葛亮自表"躬耕于南阳"的十年。此时的南阳(郡),无论是《汉书》、《后汉书》、《晋书》,还是《襄阳记》,都无一例外的认为在"汉(水)以北"(习凿齿语)。所以,诸葛亮所说的"躬耕于南阳",只能是躬耕于汉水以北之南阳,也就是习凿齿所说的"诸葛亮在南阳"。当时的南阳(郡),是全国第一大郡,在"陪京之南,居汉之阳"(张衡语),不可能在"汉之阴",即"现在湖北襄阳一带"。"草庐对"较之"隆中对",更加符合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实际和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记载。     

老子“道”和“德”的自然本质及其辩证关系

老子的"道",主要指形成世界的本原,决定万物的本体,宇宙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而老子的"德",其广义是指万事万物合"道"而行的品性,其狭义则指人的合"道"而行的品性。"自然"是老子"道"与"德"的本质特征。"道"生万物,"德"养万物","道"体"德"用,二者辩证统一于万物之中。老子哲学的主要意蕴就是依"道"而立"德"、立"德"而明"道"。老子对"道"的预设与描述体现出老子哲学理论思维的形上视域,老子对"德"的揭示与规定标志着老子哲学实践关怀的形下向度。     

论方苞的"义法"说

在方苞的"义法"说中,"义"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物和道理,"法"则是"义"的存在形式."义"有两层意义,即存在于主体的"义"和存在于作品的"义".就前者而言,"义"决定"法";就后者而言,"法"决定"义"."雅洁"从语言风格方面对"义法"作了补充."义法"说凸显了形式的重要作用,深化了传统"文道"关系问题的讨论.     

“传”的本原及其文体意义的生成与演变

“传”作为一个文体概念包含解经与叙事两种不同形态。究其本义,“传”字原与邮驿相关,至春秋战国之交时,方引申出古书统称之义。此后直至西汉初,“传”进一步用来指解经之作。与此同时,司马迁将《史记》中专写各色人物的那一部分命名为“列传”,后班固《汉书》承之而为“传”,使得“传”这种文体概念的所指有了新的扩展。此后,这种叙事形态的“传”日渐兴盛并呈多样化趋势,而解经形态的“传”逐渐式微,并分解成了多种注书体例。     

千古绝唱异曲同工——《陌上桑》《木兰辞》艺术特色之比较

《陌上桑》与《木兰辞》是乐府民歌中的奇葩,千古流传,经久不衰。文章从民歌主题、人物形象、结构、语言等不同的角度阐释了这两篇经典作品殊途同归的艺术魅力,彰显了我国古典文学中传统写作手法的艺术价值。     

文体"偏离说"在词汇和语义层面的体现

对于"文体"的涵义,文体学家有着不同的看法.文章从词汇和语义层面分析文体说之一"偏离说"即认为文体是对常规的某种偏离(deviation),偏离常规可以产生"前景化"(foregrounding)的效果,并通过一些具体示例的分析来说明偏离只有与语篇的整体意义有关,才是有意义的偏离.     

亦论“扬雄至京、待诏、奏赋、除郎的年代问题”——解读《汉书·扬雄传·赞》的新思路

离蜀至京、待诏黄门、写奏"四赋"、"除郎"入仕, 这是扬雄入仕经历中的重要事件。《汉书·扬雄传》对以上经历都有记载, 但是由于叙述过于简略, 加上古代文献在传抄过程中难免发生文字上的衍脱讹误, 致使这四个事件发生的时间, 成为学术界争论不休的历史悬案。本文认为, 系统解读《汉书·扬雄传·赞》全文, 尤其要正确理解其中"给事黄门, 与王莽、刘歆並"的含义, 是解决这一历史悬案的关键。文章以讨论"至京"时间为重点和突破口, 不仅为了解其余三个事件的时间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更为解决扬雄入仕经历的悬案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     

试论《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的历史意识与文学意识的结合

在崇祯皇帝继位、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垮台以后,当时的文坛出现了三部揭露谴责魏忠贤阉党的小说:《警世阴阳梦》、《皇明中兴圣烈传》和《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在这三部斥魏小说中,《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的历史意识与文学意识结合得最好,是最有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的作品,这部书令人瞩目之处是,该书作为一部历史小说,用艺术的手法,全面而真实地反映了晚明时期东林党与魏党进行顽强斗争的过程,在历史小说的写作方面达到了较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