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阐释:文体风格与叙述策略--《呼兰河传》新论

本文从文体风格与叙述策略的视角对《呼兰河传》进行了文本细读和诗学阐释 ,认为《呼兰河传》是“抒情性写实小说” ,它鲜明地体现出萧红感性的小说诗学思想与理性自觉的文体意识 ,是一次独特的小说新美学实践。在叙述策略上 ,萧红极富创意地设定了三层叙述结构、两种叙述视角和两套叙述话语并使之融为一体 ,合力建构了《呼兰河传》的先锋叙事。文章进而认为《呼兰河传》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一部传世的经典杰作     

《大乘义章》与北朝佛教释义学

北朝晚期,在东魏、北齐的邺城,佛教义学兴盛,出现了一批以“义章”或“论”为题的解经文献,尤以净影慧远《大乘义章》最著名.“义章”与“义”是同一文体,属于“义”的汇编,是真正的中国文体,就其内容的组织结构而言,则是对印度佛教论义传统的继承,有两种基本形态:通论形态的“义章”,主要是对名相的分类与阐释;释论形态的“义章”,直接表现了当时的解经活动.属于后者的“义章”并不多,渐与“义疏”融为一体,常被统称为“章疏”;“义章”主要是指前者,是北朝晚期佛教释义学的主体部分,通常借用印度论典的组织结构,以当时传译的唯识思想诠释中国佛教的重要概念.     

《长恨歌》文体异说

几十年前,陈寅恪先生以他文史大家的卓识,提出“唐代贞元元和间之小说,乃一种新文体……元稹李绅撰莺莺传及歌于贞元时,白居易与陈鸿撰长恨歌及传于元和时……实为贞元元和间新兴之文体”的新说,并准确地指出《长恨歌》为“言情小说文体”的诗歌部分。其实就《长恨歌》与《长恨歌传》这两部具体作品而言,两者都是小说,一用诗体,一用传体,《长恨歌》就是诗体小说。     

先秦两汉魏晋六朝杂史叙事结构简论

中国古代史传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至两汉时基本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空间化”叙事结构观念。先秦两汉魏晋六朝杂史的叙事结构思想基本承史传而来，发展轨迹与史传基本上也一致，但作为从史传到小说的过渡性文体形式，在叙事结构上也出现了或多或少的变迁，这种变迁进一步强化了古代“空间化”叙事结构模式的特征。     

走出“伤痕”:寻根小说的文体意义

寻根小说在中国当代小说文体演进中具有浓厚的过渡意义,是新时期小说“文体革命”的先声。这种“过渡”表现在它同其以前小说叙事相比,在叙事性质、对传统小说构成要素的处理、叙事方法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寻根小说叙事主旨的含混与矛盾,也使其叙事形态显现出与传统的深在牵连     

图像的“出位之思”——《小朋友画报》的图像叙事与新民期待

在图画书中,图像不仅是一种辅助文字的形式,而且是表征现代的符码。这种“图画现代性”深度地参与了中国儿童文学文体现代化的创构。《小朋友画报》以其独特的图像叙事的表意机制和图文的语法关系,超越了图像自身的限制,型构了图像的“出位之思”。具体来说,“滑稽”儿童形象的大量出现,“田园”与“现代”的风景凝视,以及现代交通所带来的时空观的革新是其图像艺术现代转型的重要表征。“故事画”是《小朋友画报》中的重要栏目,对儿童错误行为的提出与反思折射其现代儿童观念的在场,图文合奏的形式丰富了图像的叙事功能,并促成了故事画向图画书的演进,助力了图画书的文体现代性的生成。     

刘向《列女》、《列士》、《孝子》三传考论

刘向作《列女》诸传 ,其实是对司马迁所创立的纪传体作了创造性的运用。正是这种具有创造性的做法 ,不仅使杂传文体得以形成 ,也使刘向成为第一个大量创作杂传的作家。刘向所作《列士传》、《列女传》、《孝子传》三传 ,不仅是杂传之“始作” ,而且其中鲜明的小说品格 ,又开启了汉魏六朝杂传的小说化之路 ,汉魏六朝杂传由此成为唐人传奇的重要源头。     

从《汉志》“小说家”看中国小说概念及文体的生成

《汉志》“小说家”及其“小说”是在战国时凭藉文体自身潜力发展起来的、在“说体”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文体.虽不属规范的文学体裁范畴,但也并非仅如《汉志》“诸子略”其他九家一样的文体那样重义理,也不如史家之记实,而是一种包括叙事内容的实用文体.《汉志》对“小说”“迂诞”、“依托”的定位为“小说”文体艺术虚构的发展预留了空间.《汉志》“小说”源自民间智慧,是本土小说的早期形态,具有重要的小说史价值.     

在昆德拉与韩少功之间——兼与陈思和先生商榷

《马桥词典》和《暗示》是韩少功在“寻根文学”陷入内外夹击后,为缓解危机所做出的创作转型,其转型明显受到昆德拉小说创作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对此,陈思和先生认为《马桥词典》是受昆德拉“误解小辞书”创作经验的启发之作,而非模仿《哈扎尔辞典》的低劣之作,但他认为这种影响仅限于借鉴辞书之形。事实上,《马桥词典》不仅借取词典式结构之形,而且深得昆德拉“误解小辞书”意义内蕴之实。《马桥词典》及之后的《暗示》借用词典式小说的叙事结构,以崭新的体察方式,成功道出言语背后藏匿的与日常体验相抵牾的人生体悟,实践并拓展了昆德拉的小说文体思想观念。     

《左传》叙事的解经意义

《左传》是《春秋》三传之一,对于解读《春秋》之“义”,它的价值在于,只有通过《左传》的叙事,才能了解《春秋》“事”的始终本末,进而探求“文”的“笔削褒贬”之“义”.     

《诗集传》与毛传郑笺训诂相通说

皮锡瑞在《经学通论·诗经》中指出:“宋人竞立新说,至朱子集其成。元明一概尊崇,近人一概抹煞。”近人指清代汉学家。这两派意见虽然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但却都将宋学与汉学割裂开来,将朱熹的《诗集传》与毛传郑笺对立起来,因而都带有片面性。其实,《诗集传》之“集”,就是集众说的意思。《朱子语类》卷八十一记载:“凡先儒解经,虽未知道,然其尽一     

论《朝花夕拾》的文献价值

引论:《朝花夕拾》是一本什么性质的文集在鲁迅生前亲自编定的著述集中,《朝花夕拾》一书的文体形态是十分特殊的。通常称之为“散文集”。然而我们如果承认对“散文”文体应作狭义的理解的话,那么就会发现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因为鲁迅自己也曾明确指出:该书各篇的“文体大概很杂乱”。那么它是“散文诗”集吗?在我国,“散文诗”的概念很模糊,集中的若干篇什似乎     

《诗集传》与毛传郑笺训诂相通说

皮锡瑞在《经学通论·诗经》中指出:“宋人竞立新说,至朱子集其成。元明一概尊崇,近人一概抹煞。”近人指清代汉学家。这两派意见虽然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但却都将宋学与汉学割裂开来,将朱熹的《诗集传》与毛传郑笺对立起来,因而都带有片面性。其实,《诗集传》之“集”,就是集众说的意思。《朱子语类》卷八十一记载:“凡先儒解经,虽未知道,然其尽一生之力,纵未说得七八分,也有三四分,且熟读详究,以审其是非,而为吾之益。”破序不破传笺,不是离开已有之训诂来臆造新解,而是熔众说之长自成体系,这是朱熹遵循的宗旨。因而《诗集传》赢得了戴震的称赞:“先儒为《诗》者,英明于汉之毛郑,宋之朱子。”我们若将《诗     

梁朝宫体赋试论

一、宫体之文与宫体之赋 “宫体”之名最早出现在《梁书·徐摛传》中,《徐摛传》说:“摛幼而好学,及长,遍览经史。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以后的学者在论述宫体诗时,都习惯引用这段话来作为宫体诗兴起的原始依据。其实这段话并没有说“摛文”仅仅是指诗。在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中,诗和文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可以包括诗在内,但并不就等于诗。“宫体”最早是对徐摛之文的称谓,但徐摛的作品大多散佚了,无法从他的作品中来考察其“宫体之文”的范围。因此,我们只好从文的概念入手来考察其范围了。     

隐而不退的叙述者——从叙事视角的转换看汤显祖戏剧的改编艺术

“临川四梦”直接或间接地取材于唐代小说。汤显祖在改编唐人小说之际,对其叙事视角也加以改造。相比之下,唐代相关小说《霍小玉传》《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离魂记》显示了丰富多样的视角操作艺术,并以多视角叙事为主,汤显祖则根据戏剧舞台演出的需要,在叙事视角上通过八种手段将叙述者隐身于戏剧人物之中,使戏剧中的许多人物具有了显在的叙事功能,这种替身的叙事在本质上是一种全知叙事,由此可以窥见汤显祖戏剧叙事艺术之一斑。     

论欧阳修对唐人“小说”之学的重建

自班固《汉志》建立“小说”之学,确立了“小道”的学术性核心特征,直至唐人撰修《隋志》时,虽然“小说”创作出现了较为显著的文学色彩,但其理论构建层面未发生重要变化.欧阳修撰修《崇文总目》与《新唐书》,在将部分“杂传”作品界定为“小说”类所作的持续努力,使“小说”从一种没有固定表述体式的学术之说,逐渐转变成一种具有显著文学特征的叙事性文体.在传统“小说”观念向近现代“小说”观念转变的过程中,欧阳修为“小说”引入“杂传”的书写体式,确立“小说”的独立文体位置,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地方志与“村落”叙事的经典化——关于《白鹿原》的一个小说史命题探讨

与文化层面的“乡土”有别,村落属自然、社会形态。现代以来叙写乡村的小说,多以“乡土文学”名之,侧重其文化内涵,“传统与现代”的论辩成为论“乡土文学”必备的思想装置。长期以来,“乡土文学”研究出现了概念化、观念化,多由此而引发。与其他乡土叙事不同,《白鹿原》是一种中性的“村落”叙事,作家以地方志、传说等民间史为基,将散落的小历史凝聚为独特的村落秘史,小说兼具史诗的厚重与文学的灵动。白鹿传说,白鹿村陈设的门楼、祠堂、戏台、六棱砖塔等建筑,在充当文化符号之同时,构成了叙事的内在动力。《白鹿原》对地方志的文学化用与村落的文化赋形,也为当代文学如实地反映村落形态,提供了方法论参考。     

论《潮水集》跨文体写作的艺术张力

散文集《潮水集》的跨文体写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史交融，作者建构了一个三维情感世界，使作品在文学与历史中穿行；二是均衡之美，表现在“叙事一抒情一叙事”和“议论一抒情一议论”两个创作模式上。     

汉魏六朝时期女性传记的书写范式及其文体面相

刘向《列女传》不仅是作为中国古代杂传的“始”作之一,在女性传记写作方面,更有开创之功,为此后的女性传记写作树立了典型范式。刘向之后的汉魏六朝时期,踵继刘向《列女传》,正史之外,产生了大量的列女类传,虽大致不离贞孝,然与时推移而常有别裁,选取的入传女性及其品性具有显著的时代性,扩大了刘向《列女传》中对传主范围的设定,拓宽了女性传记的发展道路。同时,单篇女性传记也不断涌现,这些女性別传,多出于名士之手,以其独特的观照视角与书写方式,成为汉魏六朝时期杂传创作中值得注意的类型。以“列女传”及“别传”写作为代表的女性传记在整个汉魏六朝杂传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在宏观层面,女性传记是汉魏六朝时期杂传多样化类型的显著体现,与其它杂传类型共同构成汉魏六朝时期杂传的整体生态。在微观层面,女性传记又呈现出与其他杂传不同的独特文体面相与美学品格,成为汉魏六朝杂传中具有明显标识度的杂传类型。以刘向《列女传》为“始”的汉魏六朝女性传记写作及其所建立的书写范式和审美传统,持续影响着后世女性传记书写甚至小说戏剧等女性形象的塑造。     

论杜预《春秋》学在《春秋》学史上的地位

汉代今古文之争的焦点是《左氏春秋》是否传《春秋》,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通过确定“正例”、“变例”以及《春秋》学传授系统,并著成《春秋释例》,构建了相对完整的左氏《春秋》学体系,使《左氏春秋》从一部史书变成解经的《春秋左氏传》,标志着古文经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时,杜预构建的左氏《春秋》学体系,对后世《春秋》学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成为《春秋》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