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纪之交展望道教文化的未来

在 2 1世纪 ,道教文化将和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一起产生强大的吸引力 ,其许多合理思想 ,值得西方文化借鉴和吸取。道教文化将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梁启超解决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实践策略——以梁启超对“世界主义”思考与应用为案例

由于汉字的表意性,汉语在引进外来词汇的时候常使用意译的方式造词,这就为西方思想的东方诠释提供了条件。梁启超的世界主义思想就是这样的例子,梁启超用中国古典主义的思维诠释了"世界主义",得出了"世界主义"应在主权国家的背景之下,通过文化融合来达到的理论路线。梁启超的这种世界主义思想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反抗西方话语霸权的立场,也是一种应对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实践,并以他的言行印证了世界主义方案。     

当代解构主义和比较文学双重语境下的文学翻译观

在当代解构主义和比较文学双重语境的观照之下,文学翻译已突破外国文学、翻译文学的传统视阈而演化成为中国文学形态。其意义在于,它打破了西方权力话语的垄断态势,使文学翻译不再单纯地成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忠实的阐释媒介,而是能够积极参与到中国本土文化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建设中去。当前文学翻译所面临的“政治”任务是,既要挑战西方文化霸权的压迫,也需要正确认识、接受和积极转化西方文化的影响。没有后者,中国的民族文学就不会成为真正的世界文学,而文学翻译学也不会真正发展成为人们所期待的人文学科。     

近现代中国的两种现代性内涵及其话语策略

近代以来,有两种现代性话语在清末和五四前后传进中国。一种是文化普遍意义上的西方现代性话语,即以一般的西化、现代化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文化和文明;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现代性话语。两者皆被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真理性话语而接受和引进,并采取不同的话语策略使其揉进和变成本国话语,用以对中国社会历史结构进行结构与秩序的重新阐释、组织和叙事,从而达到组建现代民族国家或革命建国的现代性目的。     

“西方法学在中国”及中国法学学术转型

<正>中国文化传统以及学术研究在五四运动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之下学术研究出现了全方位向西方学习的现象。西方的科学、技术、思想、制度、文化以及学术思潮逐步传入中国,来自西方的概念范畴逐步成为主流的学术话语,基本上已经主导了中国学术研究的方向。     

中国英语学习广告中的意识形态宣传

在英语的全球影响力之下,英语培训市场繁荣发展,意识形态的宣传也随着英语培训产业的广告话语渗入人们的思想。对中国私人英语学校的广告和网站进行批评性话语分析,发现其中含有大量意识形态的表达。这些意识形态宣传的主要策略有:将英语学习资本化、西方化,将西方教育神圣化,把英语学习等同于现代、时尚和科学,将学习者置于消费主义的幻像和快感中。这些话语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宣扬了自由竞争、消费主义、西方优越的价值观,维持、巩固西方文化的全球影响力,对中国人的本族母语态度、文化认同及道德规范具有潜移默化的负面影响。     

中国语境中的后殖民文化理论

后殖民理论以话语霸权理论来重构东西方文化的关系,为消解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其解构主义言说策略与殖民地文化历史主义重建目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落差.后殖民理论传入中国,使一直纠缠中国近现代学界的中西文化关系命题有了一个重新梳理的机遇,但后殖民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传播强化了对西方话语的批判,却忽略了对中国现有话语结构的深层分析,于是也就遮蔽了对中国现实话语复杂性和混杂性的体认.在此种话语场景下的民族文化重建,只能是一种缺乏比较文化视野的自我想象.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文化的重建,关键要做的是对自身的文化属性做出准确地把握.     

语境·身份·策略——谈林语堂英译《中国传奇》中过滤过的东方色彩

在跨文化语境下,文化传递的主体——译者的文化身份决定了文本的阐释、文化传递的方式和途径以及翻译策略。林语堂英译《中国传奇》体现了译者杂和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视角,一方面从中国本土文化的关注出发对中国文化进行关照,试图从西方话语权力的缝隙中寻找能被这个宏大话语纳入的本土文化主题。同时又以西方文化视角对其本土文化进行过滤,其作品带有浓厚的经过西方文化过滤的"东方色彩"。     

习近平关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话语创新

习近平在继承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的基础上,根据新时代的现实需要对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话语作出了系统性创新。习近平关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重要论述话语创新的背景由理论背景、中华文明背景、革命实践背景和时代背景所组成;其话语创新的内容与不同的现实叙事场景紧密相连,表现为“破—转—立”的渐进特征;其话语创新的特点为党性与四个具体特性相结合;其话语创新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为全面从严治党筑牢精神支柱、为新形势下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行动指南等方面。     

“从国医公会”到“中医师公会”：民国时期成都中医职业团体的兴衰转变

20世纪20年代以来,西医在中国民众间的接受度逐渐提高,并初步形成了一股可与中医相角逐的力量。在以"科学"为衡量标准的话语体系之下,趋新的知识分子抬高西医而贬低中医,"废医"之论不绝于耳。在此背景之下,中医为"求存"而不得不"思变",而成都市中医师公会,就是该地中医在西医冲击下模仿后者而创立的职业团体,作为民国时期成都市唯一的中医职业团体,成都中医师公会集中体现了东西方医学文化之间的博弈。     

论洪仁玗中西文化观之特色

洪仁接受了中西文化并皈依上帝 ,其文化观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他既有对西方文化多方位接受和认同的趋新意识 ,又有对传统文化的恋旧情结 ,试图用附会中西的办法来规范中西文化。他的文化观极具开放性和前瞻性 ,但又有自相矛盾和不成熟的局限     

英语听力理解中的图式填充与重构

听力理解作为基本语言技能愈来愈受到重视 ,本文从认知语言研究领域中的图式理论为出发点 ,分析听力理解中图式的填充和重建对有效获得信息的作用 ,指出图式理论有助于学习者在听力理解中对知识和信息的积累 ,并提出了图式理论对英语听力教育改革的几点启示。     

管仲的文化治国方略及其当代价值

管仲相齐40年使齐国成为号令诸侯的霸主。他的文化治国战略思想是其思想体系中独特的一方面。管仲强调发展经济的基础性作用,把富国和富民有机地结合起来,作为其文化治国思想的物质基础;其文化治国的战略思想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继承周文化,从而进入文化主流;二是通过吸纳周边文化,从而促进文化在齐地的融合;在前两者基础上塑造独具魅力的齐文化,成就文化大国的理想,从而构成对经济和政治的强力支撑。管仲的文化治国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建制也有着重要的启示,它告诉我们文化之基础在于民众,文化的重塑要体现兼容和开放的精神。     

批判理论与文学社会学方法的融会贯通——洛文塔尔通俗文化研究方法解析

在法兰克福学派中最先涉及且发展出一套完整的通俗文化理论体系的思想家是洛文塔尔。与阿多诺相比,洛文塔尔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大众文化研究方法:站在批判理论的立场上,运用文学社会学的方法来剖析通俗文化问题。他对通俗文化所作的"跨学科研究"与其立场和方法论预设紧密联系。洛文塔尔沟通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的研究方法,将批判理论与文学社会学方法相会通与融合的尝试开创了通俗文化研究的新方法。     

堂·吉诃德性格特征的文化价值探析

堂·吉诃德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想用骑士道来改造社会,犯了时代错误。其疯狂、偏执的性格特征,不仅与沉溺于骑士小说有关,而且与西方传统文化道德具有更紧密的内在联系。其理想与现实错位的现象,正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现象。其疯狂偏执的性格,在西方传统文化的语境下,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特例。从深层本质上讲,堂.吉诃德是西方传统文化道德的承继者和殉道者。这也正是其形象历久弥新具有经典价值的内在原因。     

从文化迷惘到政治冒险——论伽讷的《迷惘的冒险》和《圣殿坚守者》

伽讷是塞内加尔杰出的小说家,他的小说都是探讨如何对待非洲传统文化的问题。他的第一部小说写的是一位塞内加尔学生在法国留学时感到的文化身份困惑。他的第二部小说写的是塞内加尔后独立时代政府和非洲传统文化的冲突,作者认为固守传统有可能成为通往现代化道路上的一个障碍。这两部小说反映了作者从文化迷惘到政治冒险的精神之旅。     

试论习近平“和”文化观的形成及理论渊源

2014年5月15日,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和”文化观：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即“一和四观”。从习近平自身对传统文化的理解、邓小平“和平观”与胡锦涛“和谐观”对习近平的影响、学术界“和”文化的理论研究成果三个方面可简要分析习近平“和”文化思想的形成及理论渊源。     

别列列申诗歌的中国情结

瓦列里·别列列申是俄罗斯侨民作家中最杰出的诗人之一。诗人在中国生活了多年,游历了中国许多的地方,深爱着中国的文化[1]。他的中国题材的诗歌里内容涉及了中国的人和物,中国的民俗风情。其思想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经常用中国人的方式抒发自己的感情,而作为俄罗斯人他又传承着俄罗斯文化,两种感情交织在一起使诗人的诗歌又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     

海陵王完颜亮诗歌的语言特色及其价值

完颜亮作为金代杰出的女真族诗人,所作笔力雄健,气象恢宏,浩气薄天,语言粗犷豪放,清新婉丽,语言别具一格,风貌独特。他的诗歌写作技法较为粗糙,所以其风格直率朴实,雄健踔厉,立意高远不凡,艺术表现上的朴陋,表明女真贵族忙于战争,濡染汉文化未深的本真形态;是女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碰撞的结晶。     

沈从文新诗中的湘西文化情结

沈从文的新诗是其文学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他对湘西乡村野趣的迷恋,对湘西牧歌情调的向往及对湘西人民朴实品性的热爱,他的新诗总是从湘西文化的视角去感受、审视、体味生命和世界,形成了他独特的"乡下人"审美情趣。在诗歌意象的建构上,作者选取的往往是自己熟知的家乡景物;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常用鲜活的湘西民间特色语言来写景抒情;他还喜用湘西常见的动植物作比喻来刻画艺术形象,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比喻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