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姓士族与东晋政治

吴姓士族与东晋政治李培芬门阀政治是东晋政治的显著特点。王导、庚亮、谢安、桓温等代表的南渡中原士族大家族相继或交替把持中央大权，与东晋政治生活相始终，使当地的吴姓士族集团不免相形见绌。尽管如此，他们仍给东晋政治的发展史抹上了浓重的一笔。公元３００年，赵...     

庐陵王刘义真之死与刘宋初期之政局——从一个侧面透视晋宋之际士族与寒门的斗争

424年,刘裕安排的顾命大臣先后废杀庐陵王刘义真和少帝刘义符,造成了刘宋初年的政局动荡.在顾命集团"废昏立明"的政治借口下,隐藏着刘宋初期统治集团中士族与寒门的激烈斗争.顾命大臣的主要人物如徐羡之、傅亮、檀道济等,皆出自"次等士族",在文化上则未充分玄化,非名士阶层,这在东晋以来的士族文化风气中自然遭受鄙视.晋宋易代,他们追随刘裕,参与造宋,因而位列宰臣,为士族社会所不满.刘裕次子刘义真为当时皇族子弟中受士族文化熏陶最深之人物,与高门士族中任诞清流名士代表谢灵运、颜延之等以文义相交,而谢灵运等则借助刘义真的夺嫡之势,形成一个对抗顾命集团的政治集团.刘裕死后,刘义真及其集团人物皆被贬斥,他们自然颇有怨言,因而受到"构扇异同"、图谋不轨的政治攻击,此乃刘义真之死的根本原因.     

北美士族研究传统的演变——以姜士彬和伊沛霞研究的异同为线索

北美学人关于中国中古贵族制研究传统的演变,是美国中国学研究在中古问题上的投影。英文世界的士族研究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姜士彬和伊沛霞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两位学者。北美学人研究中古精英阶层的流派,大致以伯克利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为代表,当然也有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高校的学者参与其中。北美学人研究士族的优劣利弊,如从人类学视角研究士族的身份认同,以及试图回应中古大族和近世宗族的异同等方面,为中国学人研究士族问题提供极为有益的借鉴。他们关于中古政治社会底色、士族政治地位的基本认识,以及关于士族研究的基本路径和理论等方面,大致分化成两个截然对立的学术阵营:主张贵族制者和主张社会流动者,两者相互交叉,相互影响。北美学者研究士族的学术渊源,主要来自日本学界的唐宋变革论和个案研究方法,本土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士绅精英和宗族研究理论,同时受到华裔汉学家的直接影响,进而融会贯通,形成与中日学者有所区别、独具特色的学术传统。     

论东晋孝武帝、司马道子之重用宗室、寒士与寒人

由于高门士族的衰弱,东晋孝武帝时期一度皇权强化。为巩固皇族的执政地位,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不断起用宗室人物、士族社会中门第较低的儒学寒士,甚至大力拔擢门寒地微的寒人。以上几类政治群体,对皇权具有一定依赖性,而对高门势族则有抵触,特别是社会基础薄弱的寒人,他们甘于充当皇权与皇族的政治附庸与工具,肆意攻击士族,加剧了皇族的乱政。新的政治势力与群体的出现及其相关政治举措,预示着晋宋之际社会变革的某些趋向,成为南朝政治的先声。     

两晋之际的士族生态与幽冀形势——以王浚为中心的考察

魏晋之际的党争继续存在于西晋社会,士族升降与党派分野息息相关。太原王浚家族是西晋党争的积极分子:有的王氏成员投靠贾充集团,有的则反之,呈现出分流的家族生态。《华芳墓志》丰富了以王浚为中心的士族网络的认识。王浚家族的政治动向是两晋之际士族生态的缩影:政治斗争的复杂多变决定士族生态的多元化。西晋末年以州郡为地理单元的士族交游圈呈现出分崩离析的样态。王浚都督幽冀诸军事的力量凭借与该地区各种族的居民结构密切相关,军事上采取以夷制夷的方针,依靠鲜卑段部和乌桓人,对付羯人的兴起;所依靠的汉人力量则立足幽冀二州,整合资源。王浚的力量构成体现出血缘性和地缘性的双重特征。刘琨、王浚在经营北部中国方面存在异同,关于二人的史料记载体现出史家笔法有意增删的特征。刘琨、王浚经营北部中国的失败,标志着胡汉力量强弱消长的重大变迁。     

关于唐代江南士族兴衰问题的考察

研究者多认为:江南士族“于梁末被全部消灭”或“入唐时已经全面没落”。然而,通过对江南士族的代表王、谢、袁、萧和朱、张、顾、陆八大姓进行个案考察,笔者发现:事实上,江南八大士族只有少数在梁末彻底衰亡,大多数则由南北朝入隋唐,冠冕蝉联,且家学礼法传承不衰。江南士族在唐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虽不及山东士族和关陇士族,但仍有一定的政治势力,尤其在高祖、武后、德宗三朝,江南士族出身的宰相受到信重,发挥了较大的政治作用。与六朝时相比,江南士族在唐代虽然整体政治、经济势力衰落,但仍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保持着文化世家的传统优势,从而保证其子弟在晚唐时期失去门荫世袭做官特权的情况下,复能通过进士科考试,维持家族世代官宦的地位与唐相终。     

论两晋南朝门阀制度

两晋南朝几百年的历史,基本上是门阀士族掌握政权。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均与门阀士族有着密切的关系。经典作家向来就十分重视对统治阶级及其内部各阶层的分析。列宁说:“在许多历史著作中,马克思提供了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每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阶层所处地位的光辉而深刻的范例。”(《列宁全集》21卷40页)门阀士族是地主阶级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舞台上一个重要阶层,本文拟就门阀士族的涵义、门阀士族存在的经济基础、门阀士族在政治上的独占性及其‘士庶之别’的等级编制等问题,进行探索,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西汉中叶及曹魏后期之琅琊王氏政治

琅琊王氏是汉晋以来门阀士族政治的典型代表 ,研究琅琊王氏家族成员之仕宦历史 ,无疑是我们考察琅琊王氏家族政治乃至门阀士族政治历史的重要参照。琅琊王氏政治源起于西汉昭帝时期 ,至曹魏后期西晋初年已经初步形成以宗族关系为基础的家族政治体系。世人以及朝廷对琅琊王氏的认可 ,基本上限定于伦常与政治这样两个层面 ,鉴于此 ,琅琊王氏成员之道德人格与政治才智 ,也便成为历代史家以及研究者所关注的焦点。本文从仕宦源流与道德人格的角度探讨了琅琊王氏在西汉中叶、魏晋之交的伦常政治状况 ,力求为琅琊王氏家族政治历史的系统研究做一些基础的工作。     

建构与解构: 论汉晋士族文化心理之转向

士族处于国家权力结构的金字塔中层,上达天听,下播黎民;上体现国家意志,下反映社会人心,在国家政治功能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民族文化心理上也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汉晋以来,士族文化心理一直成为支撑民族文化心理的核心。汉晋士族文化心理的建构始于汉武帝。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完成了儒学的经学化,有效建构了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文化崇拜。在历史积淀与时代发展的双向推动下,经学化儒学所衍生的偶像崇拜,经学取士制度所衍生的权力崇拜,又使得汉晋文化心理表现得异常丰富。然而,随着以王羲之为首的东晋士族登上文化舞台之后,逐渐解构了汉晋以来的偶像崇拜、权力崇拜及文化崇拜,从而使汉晋士族文化心理发生了历史的转向。     

南朝刘宋时期门阀士族从中心到边缘的历程

考察门阀士族从兴起、鼎盛到衰亡的历史,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南朝刘宋这个时局转换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古政治史发生了急剧变化,长期左右江南政局的门阀制度开始走向没落,由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回归。本文从考察在门阀政治中扮演主角的门阀士族命运的演变入手,力图揭示这一时期门阀士族从政治中心到边缘的诸多问题,以此角度来审视魏晋南北朝史中门阀制度是如何由盛而衰的这个热门课题。一东晋末年,长期积累起来的种种矛盾尖锐激化,以刘裕为代表的在动乱中发展了实力的寒人集团乘机而起,最终代晋建宋。披阅史籍,我发现这一历史事变居然在即将被改…     

近代日本的"秩禄处分”与"士族授产”

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以后,旧封建士族在政治和财政上都成为新政府的负担,甚至危及新政权的存亡.为此,新政府相继采取"秩禄处分”与"士族授产”两项政策,成功地完成了对士族阶层的改造."秩禄处分”与"士族授产”是相辅相成的,并为日本近代社会的转型创造了积极因素.但这两项政策并没有从思想意识上改造士族,因而又具有阶级的局限性,为尔后日本的军国主义留下了思想上的根源.     

北朝时期荥阳郑氏宗室婚姻的特征与影响

北朝时期,以荥阳郑氏为代表的汉族士族与宗室统治集团结成了巩固的婚姻联盟。郑氏的宗室婚姻主要发生在孝文帝定姓族之后,且不同房支在宗室婚姻中的地位亦不同,另外还有嫁多娶少、不计行辈等特征。郑氏的宗室婚姻对该家族的政治成败、礼法门风皆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北朝时期荥阳郑氏宗室婚姻的研究,是深入了解士族社会面貌的一个重要窗口。     

六朝南方庄园经济与庄园文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士族地主经济及政治权力的扩张，南方庄园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与之相伴的庄园文学也应运而生。庄园文学主要表现为描写庄园的山水诗与山水赋，庄园文学形式上描写庄园山水，实质上吐露的却是士人对士族文化生活的认可与审美，表达了士族的闲适生活及由此而衍生的隐逸心态。     

士族门阀制度与魏晋南北朝史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盛行,门阀士族垄断经济、政治和文化,同时也垄断史学,所以那时的史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打上了门阀士族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魏晋南北朝的史学,乃是门阀士族的史学。谱系之书风起云涌般地出现,便是最好的证明。魏晋南北朝的谱系之书,主要包括家谱、姓氏学和谱学专著三个部分。     

论东晋南朝琅邪颜氏代表人物的政治行迹及其门风特征

作为魏晋以来的典型"小族",琅邪颜氏家族人物主要以学术文化显名,其政治地位并不显赫,但在中古政治、社会变化的关键时刻,尤其是两晋之交和晋宋之际,琅邪颜氏家族人物在政治上则较为活跃.两晋之际,颜含先后依附司马越和司马睿,使其家族得以顺利南迁江左,政治地位得以提升;晋宋之际,颜延之一度积极进取.体现了皇权政治恢复时士族社会的政治诉求;颜竣、颜师伯则处在南朝皇权专治局势下,其荣辱存亡取决于帝王的意愿.琅邪颜氏家族相关人物的政治活动和处境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晋南朝以来士族门阀政治势力和皇权之间的消长变化.     

论陶渊明的寒素性质及其在文学上的体现

陶侃出身于南方土著豪族,在两晋时代以北方高门士族为核心的士族社会中,其家族没有获得正统士族身份。陶渊明本人的真正身份为寒素士人,并且因生活贫困,常以庶民自居,与门阀士族社会有相当隔阂。渊明的立身制行也是典型的寒素士人的特点,其文学创作则突破两晋士族社会贵族文学的趣味,直接继承汉魏以来寒素文学的传统。     

汉晋河西地缘政治与汉译佛经中心的转移

汉晋时期河西地域学术经历了从无到有,进而发展壮大为北中国学术中心的历史过程。从地理空间上来看,儒学是由东向西传播的。外来之佛学则与之相反。佛学在其东传过程中,必然要与地域社会发生关系,尤其与地缘政治。汉晋河西汉译佛经中心经历了由敦煌到姑臧,以及姑臧中心解体的过程。敦煌成为汉译佛经中心,得益于其华戎交会、远离中原政治中心的地缘政治环境;姑臧成为中心,得益于其为河西礼佛小国,如前凉、后凉、南凉、北凉等本土豪族政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姑臧汉译佛教中心的解体,则是由北魏荡平北凉政权所致。由此可以看出,河西汉晋佛教与地缘政治的关系是:地缘政治控制着士族在区域社会的发展空间,士族势力的涨落左右着区域佛教的兴衰,而佛教僧团则利用其为家族佛教与王室佛教的影响力,与区域政治势力相颉颃。因此,汉晋河西文化的繁荣,不仅有本土士族与外来避乱之儒英之贡献,传教之僧侣亦功不可没。     

"宋得其武,梁得其文"——略论南朝时期彭城武原到氏家族门风之演变

彭城武原到氏出自寒微,晋末宋初,到彦之追随刘裕之北府兵集团而起家,以护卫宋文帝继统而固位,奠定了其家族的政治地位。宋末以后,其子弟之作风有所变化,生硬地模仿士族社会的文化风尚。及至萧梁,到氏人物为人作派名士化,对士族社会擅长之清言、书法、围棋等皆有涉及,尤以文学才能显名,也通经史,深得梁武帝等奖掖。其家族人物任官也以清选为主。南朝时期,寒门勋贵在获得政治地位后,在文化上不断取法高门世族的文化风尚,以提升其门望,彭城到氏可谓一例典型代表。     

魏晋南北朝士族文化与中华文明传承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阶层不仅在当时处于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垄断地位,而且对中华文明的承传也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人类文明史上唯一绵延不绝、未曾"断裂"的文明,其中一个关键性因素便在于当时汉族士族阶层在文化传承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自汉末魏晋以降,中国社会处于不断的内部分裂与动乱状态,特别是为时长久的北方少数民族的内迁,昔日作为华夏文明核心地域的中原及汉族王朝政治中心的都城,自然失去了其文化中心地位,而散居各地的世家大族特别是其中的文化士族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承传者.当时的士族,就其地域群体特征而言,大致可分为三大部分:一是江南地区的自汉代以来成长起来的所谓"吴姓士族";二是自两晋之际及其后从北方迁移江南的所谓"侨姓士族",二者可合称为"南方士族"群体;三是在北方民族融合过程中流居故土的山东、关中等地的士族,可统称为"北方士族"群体.这些士族群体虽然由于各自的历史渊源、文化传统、家世地位等方面的不同,其文化表现与特征存在诸多差异,也由于这一时期南北、中外文化交融等因素的影响,各家族学术文化异彩纷呈,但其家学门风的核心与基调则依然保持和延续着儒家的礼法与礼学的传统,并以此整合其他各种文化要素,从而为此后中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与变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晋元帝永昌改元事考

东晋太兴四年末，晋元帝因皇孙司马衍的出生，改年号为“永昌”，这是晋元帝的最后一个年号。晋室南渡之后，江东政权主要操纵于门阀大族之手，晋元帝通过刘隗、刁协等人推行了一系列尊君明法的举措，但这加剧了东晋初年政治中皇权与门阀之间、南北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引起了南北士族的不满。永昌改元这一举动，表达出晋元帝树立君主权威、突破门阀政治格局以及试图取得东晋政治主导权的意愿，但触及了门阀士族的底线，成为引发王敦之乱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