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批判哲学基础

"道德形而上学"是康德伦理学体系独具特色的核心观念,它缘起于康德的形而上学批判,代表着康德对形而上学"实践论"而非"知识论"存在范式转换的全新理解.总体上看,"道德形而上学"作为一个"纯粹实践理性的概念和原理体系",其系统化的理论建设包含两个重要方面:其一,以纯粹理性为伦理道德奠基,确立和阐明道德实践原理的最高原则;其...     

试论康德先验哲学的作用和意义

先验哲学是康德的认识论的基础,因此,康德的认识论是不同于传统认识论的本体认识论,认识论在康德哲学中仅仅占有导出形而上学的作用,是康德哲学的入口。尽管《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认识论占有了很重要的份量,但是,同样明显的是,所有对于认识论的分析都是为建立科学形而上学的可能性作奠基的。这种形而上学已经是实践本体的问题,是人类生存的理想问题。康德的批判哲学的实质应该是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实践哲学,是道德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社会哲学、宗教哲学等所谓的部门哲学展开的。然而,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对此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致使我们在理解西方现当代哲学时多少有些偏差,这种偏差使得我们对于西方哲学研究,对于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几乎很难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是我们现今应该重视的一个问题。     

康德的形而上学批判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基于一种前提性的规定视角

康德在对传统的一般形而上学进行批判时,划定了人类理性的认识范围,人们超出这种规定性所认识到的形而上学的对象是"诡辩的假科学";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为人们研究和批判的对象划定了界限,即以人的实践为前提的人类自然,若跨越这一界限去探寻在人之外的纯粹自然,则会陷入形而上学的困境。但是康德的形而上学批判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又有所不同,康德是以不可知论和二元论为出发点以建立新的道德形而上学为归宿,而马克思则要抛弃任何先验的和超验的形而上学,可见,马克思对康德的超越之处。     

如何奠基形而上学:康德与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阐释为形而上学的一次奠基活动,由此将康德为形而上学奠定的基础归结为先验想象力。但是,康德由先验想象力到统觉的退缩和未能阐明认识有限性的存在论后果,显示了此一奠基的不牢靠性。由此,海德格尔从此在的生存论建构出发,实现了形而上学奠基的置换——基础存在论。基础存在论为形而上学奠基的关键在于具体澄清作为时间性的操心。海德格尔通过源初时间性建构起操心之结构的整体性,从而完成了此在形而上学的奠基。海德格尔所奠基的这一形而上学扭转了传统形而上学的致思取向,将哲学的使命规定为对人的"实际生命"的关涉。     

康德自由实在性的两种论证策略——从《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到《实践理性批判》

康德先后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和《实践理性批判》采取两种不同的策略确证自由的实在性。在前者,康德试图通过自由和道德法则的演绎来确证自由的实在性,然而,这种演绎因陷入隐蔽的循环而以失败告终;在后者,康德最终通过理性的事实确证了自由的实在性。     

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对功利主义原则的“求助”及其实质论析

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通过对"幸福"概念的批判,否定了以获得幸福为目的的功利主义思想确立的道德准则及其确立根据,并强调了基于义务论立场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但诸多伦理学家却认为,康德在论述其道德形而上学过程中是借助了功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因此,他们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义务论立场提出了质疑,并由此为康德所否定的功利主义思想的合理性进行辩护。通过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分析,我们认为,这实际上是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一种误解。康德尽管并不排斥幸福,但却坚定地反对将幸福作为道德的根据。康德是将道德准则建立在理性存在者的自由意志基础之上的。我们认为,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是义务论的,是义务论中最具典型性的道德哲学。     

批判哲学的形而上学动机

一个基本的动机发动了康德的哲学革命,贯穿了康德的三大批判,渗透于他的体系的方方面面,这个基本动机,就是形而上学的动机。离开这个动机,就无法全面正确地理解康德的批判哲学。虽然康德很早就对传统形而上学不满,但他并不反对形而上学本身。相反,他始终高度评价形而上学在哲学中和对于人类的根本作用。在康德看来,形而上学本身必须经历一个变化的过程,即从独断的形而上学经过怀疑的形而上学最后达到科学的形而上学。《纯粹理性批判》的主题是"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①,也就是说,它关心的不是形而上学的内容,而是形而上学的基础。《纯粹理性批判》整体来说强调的是一种实践哲学,它所要追求的形而上学,其根本性质也是实践哲学的。从康德把"确立人的权利"作为他的哲学的根本目的后,他就是把他的哲学作为广义的实践哲学或实践形而上学来追求的。我们可以说,形而上学的动机,确切地说,实践形而上学的动机,贯穿了整个批判哲学。     

康德对理性和悟性的区分及其意义

康德对理性和悟性的区分在哲学史上得到很高的评价,但也遭到了许多的误解和批评。如何准确地估价其在哲学史上的意义,科学地分析其理论上的得失,仍然是康德哲学中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从考察康德这—区分的理论动机和具体内容入手,着重分析了它在哲学史上的意义以及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一作为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对形而上学的前途和命运极为关心,在《导论》中他明确指出,批判哲学之所以要对数学、自然科学如何可能作出说明,并不是为了这些科学本身,而是为了另一门学科——形而上学。康德意识到人类理性在这门学科里有一种奇特的命运或困境;限于经验,理性永远得不到满足,因为理性的     

成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两序言解析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两篇序言对形而上学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在1781年《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的序言中,康德试图恢复形而上学对知识的统治权,即他试图创造出不同于其前的形而上学以达到将所有的知识加以统一化的目的;在1789年的第二个版本中,形而上学则以康德称之为具体的、科学的形而上学出现。康德为《纯粹理性批判》所写的两个不同序言暗含了一种思想的转变,这种转变表达着近现代哲学学科化的特征,打破了西方传统哲学将形而上学视为所有知识基础的传统,其结果是以研究形而上学为任务的哲学逐渐丧失了传统特征,越来越成为近代意义上的一般性学科。     

康德道德原则的有效性

道德原则的有效性是康德道德哲学必须要处理的一个问题,因为道德原则在其道德哲学中居于中心地位,如果没有有效性,其实在性将遭到质疑。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实践理性批判》中对该问题进行了分析。他通过分析道德法则对人具有普遍必然的约束性论证了这个问题。道德法则是实践法则,人类有理性自律能力,就必然且能够接受道德法则的命令,从而使准则具有法则的形式,做到自律,这也是道德原则对人产生有效性的方式。这种方式,事实上还是一种形而上的设想,现实生活中,绝对命令能否被人遵守依然是个难题。     

论未来世代权利的法哲学基础

我们已经看到,当代人的行为引起了资源消耗、核废料、环境污染以及基因改变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后代人的利益,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威胁。一种超越时间纬度的未来世代权利因此出现,其核心是“当代人有责任使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要和利益受到充分的保护”。现在,对于作为一种新型权利的未来世代权利如何保护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法哲学问题。人类共同体理论能够为未来世代权利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     

近十年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综论--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内容分析

我国社会学自恢复学科建制以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在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缺乏统一规范、不够本土化等问题,这就阻碍了学科内的沟通,影响其解决实际问题的效力。通过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十年来我国社会学研究整体层面的一些优势和不足。     

少数人权利保护的道德哲学基础

少数人作为道德王国的成员,其尊严也应得到尊重。伦理精神与少数人权利保护存在于统一的社会秩序之中,我们要在善恶因果律中把握少数人权利保护,在价值合理性中彰显少数人权利保护,在生态整合中体现少数人权利保护。在道德哲学层次,少数人的权利保护已不再仅仅是道德规范的实现,也涉及到伦理精神的实现。     

文化的哲学生存论解读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岐义纷呈的概念。文化研究的前提性、基础性工作是从哲学生存论上对文化进行解读。在生存论的视域中 ,人类文化是在特定的生存境遇中产生的 ,它直接源自于人在应对自然环境的活动中“显”生“隐”死的生命意识和生存取向 ;文化标志着人与自然和自身既“逆”又“顺”的双重关系 ,有着“显”与“隐”的结构和功能 ,具有本体和功用双重属性。所以人类文化也具有自我矛盾的性质。人经由文化的创造而提升于动物之上 ,形成具有内在张力的有意义的生存方式 ,但同时也导致人类内部高下 ,贵贱的区分。要卓有成效地研究并解答当代的人类文化问题 ,首先要做好这一哲学的解读工作。     

论马克思主义真理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真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在从相对走向绝对的过程中发展 ,在同错误的斗争中发展 ,在对真理颗粒的整合中发展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作者的生平事迹、著作等论述中存在着某些疏误乖违。本文依据地方志、别集序跋、小传等相关的文献资料,对《提要》所论及的作者,如陈轼、彭师度、姚菱、储掌文、汤斯祚等,从他们的科第、仕历,到作品的著录、版本、卷数、存佚等,均一一作了订正和考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早期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中的意义——基于《法哲学原理》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对勘式阅读

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的独立思想发端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个文本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围绕这部手稿展开的研究也层出不穷。但是,一般的研究通常只关注政治经济学转向的逻辑,而没有抓住马克思批判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之所以关注黑格尔的法哲学,除了受《莱茵报》时期的政治实践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也与人的解放问题相关。后者构成马克思和黑格尔共同的关切。基于整体的思路,黑格尔将伦理国家作为解决市民社会问题的方案;马克思却通过内在的批判发现黑格尔的论证无法完成市民社会向国家的过渡。因此,马克思不再将政治国家视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并在方法论上放弃了青年黑格尔派观念论的批判方法,逐渐开辟出自己的道路。     

民族国家理念在《云南》杂志中的凸现

近代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是中华民族为适应时代变迁,试图调整自身内部机制所作的一种努力。直至辛亥革命前的几年中,先进的中国人在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探求历程后,才逐步产生了创建新型民族国家、实行现代化以救亡图存的思路。本文试以《云南》杂志为例,分析、阐述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     

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新理念

城市的发展不能长期依靠“负债经营” ,要逐步实现“以城养城”。经营城市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理念的创新 ,我们不但要善于建设、管理城市 ,而且要善于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主要是指提高城市经济竞争力和城市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根本条件取决于城市的软、硬环境 ,更重要的是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降低交易成本 ,建设法治经济和信誉社会。     

“日常生活美学”批判与“超越性美学”重建

当代中国美学发生了日常生活美学与超越性美学的对立。日常生活美学肯定大众文化,主张审美回归日常生活,建立以感性快乐为本质的新的美学原则;而超越性美学则主张审美超越日常生活,应该对大众文化进行审美批判。现代性分裂为世俗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世俗现代性沦为感性异化,而审美属于反思现代性,是对世俗现代性的批判。因此,要吸收后现代主义的合理因素,重建超越性美学。对大众文化,应持一种辩证的态度:一方面,肯定其合理性,承认日常生活审美化丰富、美化了人们生活;另一方面,警惕感性异化,坚持审美的超越性,开展对日常生活的审美批判,建设精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