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新乐府》创作目的、原型等考论

白居易对自己作《新乐府》的动机有一个明确的表述,即"难于指言者,辄歌之,欲稍稍进闻于上",为朝廷乐府机构进献歌词,从而发扬古人以歌言政的传统,不同于其他讽谕诗创作;白居易新乐府创作的借鉴原型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毛诗》,而是取自《尚书.五子之歌》;新乐府创作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很可能被朝廷的乐府机构所采用。     

《新乐府》之创作理念新说

在白居易心目中，训俗化下与劝谏君主同样重要，《新乐府》在创作实践上体现了诗人“劝上”与“化下”并重的政治理想。这两类作品的存在，皆本于白居易以“风教-采诗”为核心的政治教化观念。《新乐府》之大量采用三七杂言体的现象也可从这一角度得到进一步解释。     

论白居易《新乐府》篇目的回环式结构模式

中唐时期，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诗歌理论，并进行了五十篇《新乐府》的创作实践，吸引了大批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诠释研究，并取得了不菲的成果，但还没有人从篇目的回环式结构模式进行研究。《新乐府》这种回环式结构模式，深受《诗经》和汉乐府的影响，形成了“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的特点。这种特点也有局限陛。     

论白居易《新乐府》中的“边塞诗”

白居易作为中唐诗人的杰出代表,其边塞诗具有时代背景下的鲜明特色。本文以白居易《新乐府》中的"边塞诗"为论述的主体,对其边塞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进行深入细致的论述,力图挖掘出以"乐府"为主要创作形式的边塞诗所具有的鲜明的艺术价值与成就。     

“歌诗合为事而作”──论白居易《新乐府》的新闻性

“歌诗合为事而作”──论白居易《新乐府》的新闻性张保健白居易是唐代诗人中创作最多的一个。他曾将自己５１岁以前写的１３００多首诗编为四类：一讽谕，二闲适，三感伤，四条律。四类中，价值最高，他本人也最为重视的是第一类讽谕诗。其中《新乐府》５０首更是有组织...     

《东皇太一》、《东君》、《国殇》、《礼魂》的新剖解与今译

：《东皇太一》是祭祀天神上皇的歌辞,由女巫演唱。《东君》是祭祀太阳神的歌辞,由男巫扮东君演唱。《国殇》是祭祀为国捐躯的英雄祖先的歌辞。《礼魂》是祭祀祖先的歌辞。对四篇作了全新剖解翻译     

《策林》与白居易“讽谕诗”溯源

白居易为应试编纂《策林》,其中与政治和文学相关的内容,反映出白居易对"讽教"的特别关注和独到见解。白居易的"讽教"观源于《诗经》的"美刺比兴",但《诗经》强调自上而下的政治教化,而白居易强调自下而上的讽谕、箴规,这种源于传统又有别于传统的诗歌主张,成为其创作"惟歌生民病"的"讽谕诗"的理论基础。同时,"讽谕诗"的创作也与白居易自身的因素密切相关,其"惟歌生民病"的"讽谕"精神,一是出自"兼济天下"的道义情怀,二是本于"贵民"的政治思想,三是源于诗人的个人遭际。从理论到创作实践,"讽谕诗"经白居易发展成熟,后来成为唐朝诗人以诗讽谏的一种范式。     

汉铎舞《圣人制礼乐》篇试断

载于《宋书·乐志》的汉代铎舞歌辞《圣人制礼乐》一篇,由于大量采用同音借字记录,从古至今,无法断句和解释。本文将晋代傅玄的铎舞歌辞《云门篇》和汉代的《圣人制礼乐》相比照,提出了对《圣人制礼乐》歌辞的初步的解读意见,供学者们进一步研究时参考。本文作者曾发表过《汉公莫舞歌辞试断》一文(载于《山西大学学报》1987年1期),与本文有互相发明之处,读者可参看。     

北朝歌诗的内涵、创作与保留

北朝歌诗包括乐府歌诗、文人乐府诗、谣谚等,大部分保留在《乐府诗集》的"梁鼓角横吹曲"、"杂歌谣辞"、"杂曲歌辞"、"郊庙歌辞"、"燕射歌辞"、"舞曲歌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等中,也有些存于正史及其他类书中。其作者除文人拟作之外,一部分出自当时乐工之手,一部分属民歌,作者已无可考。而且,不仅作者无法考订,就是出自北方的哪个民族也已十分模糊,其中既有汉族的又有北地各兄弟民族的,但传至今天,皆已变成汉语歌辞了,有的则经过译者及整理者的加工,已远不是原初的面貌了。     

诗乐合一观与白居易的讽谕诗创作

以往人们大多认为白居易的讽谕诗不具有可歌性 ,但相关资料表明 ,白居易的讽谕诗创作具有非常明确的入乐意识 ,并形成了以“诗乐合一”为特征的诗学思想。充分认识这一点 ,对重新解读白居易《与元九书》、揭示其中所包含的独特诗学观具有重要意义。同时 ,重视诗歌入乐的创作追求 ,对白居易讽谕诗审美特征的形成也有不可忽略的制约作用     

白居易自我调节机制的实现

白居易的诗论在文学批评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特别是他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大力提倡写讽喻诗,更是广为人知。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在提出以上主张的《与元九书》之前,白氏写下《秦中吟》、《新乐府》、《观刈麦》等大量讽喻诗,而此论一出,     

"诗与歌别"观念与汉魏六朝诗歌衍变

中国诗歌观念大致经历了从"歌"诗"交织混一到逐渐区分、分途演进,再到徒诗现念明晰、诗体意义确立的徒诗化进程:汉代"诗"多专指<诗>三百,"歌诗"包括入乐歌诗和少量文人徒诗,魏晋文人徒诗逐渐增多,对入乐歌诗和徒诗开始用"诗"或"诗赋"指称,宋齐"乐府"与"诗"开始分别著录.刘勰"诗与歌别"的提出标志着徒诗观念正式确立.徒诗砚的确立使诗歌在内容上进一步强化了言志和抒情功能,在语言上更加追求辞华和用典,在声韵上更加讲究对仗和韵律.晋宋玄言、山水诗的兴起,齐梁永明体的盛行均与中国徒诗化进程密切相关.     

李绅与“新乐府运动”关系的考察

李绅是中唐著名诗人,李绅的家学渊源、儒家思想与他创作新题乐府有密切关系,李绅的儒家思想、强烈的用世之心是他创作新题乐府的内在动因.李绅的新乐府诗作更多地体现了他以传统儒家为主的思想特色.李绅首次标示"新题乐府",不但促使元稹明确地从理论上认识"沿袭古题,唱和重复"的缺憾,概括了新题乐府"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特点,并对白居易正式提出"新乐府"这个概念有直接的启发."新乐府"这一名称的产生,标志着诗歌观念的更新与觉醒,它的明确化,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唐代采诗制度及其与元白新乐府创作的关系

唐代存在太常卿采诗和风俗使采诗两种形式的采诗活动,盛唐和中晚唐可能也存在太常卿采诗制度,唐无采诗之说不确。元白创作新乐府,其直接背景即是初唐既已存在的采诗制度,白居易希望在中唐恢复采诗制度,以使其新乐府在流传到民间后为朝廷所采集,从而起到讽谏的作用。但元白新乐府最终未曾入乐。     

《周易》"文言传"取意新解——兼论上古先民的语体意识

《周易》"卦爻辞"与《周易·文言传》的得名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根据《系辞传》所给的信息,"辞"既不同于"书",也不同于"言",它乃是一种曲托假借、言近旨远、注重文饰的特殊语体。《文言传》将"卦爻辞"称为"文言"——文饰之言,并为它作传,足见早在上古时代我国先民对"辞"的审美特质就已有明确的认识。     

木兰诗评注

《木兰诗》叙述了女英雄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是我国古代一首著名的民间叙事诗。选自宋郭茂倩《乐府诗集》。该书共一百卷,分十二类,辑录了汉魏至唐五代的乐府歌辞,兼及先秦歌谣,是收罗乐府歌辞最完备的一部总集。乐府是古代管理音乐的机构,汉武帝时开始设立,它的具体任务是制定乐谱,训练乐工和采集歌辞。乐府所采集、创作的乐章和歌辞统称为“乐府诗”,或简称“乐府”。唐以后,凡能入乐的诗歌和仿效乐府古题的作品,甚至宋元词曲(因为合乐)也称为“乐府”。     

《琴操》撰者考辨

《琴操》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琴曲解题专著,多数解题附有歌辞,汉代的琴曲歌辞主要依靠此书留存至今,因此对汉乐府琴曲歌辞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关于《琴操》撰者,历来众说纷纭,这无疑会对歌辞年代及价值的认定产生负面影响。就《琴操》撰者的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才能最终认定《琴操》为蔡邕所撰。     

论中古乐府歌辞的原生态状况

乐府歌辞的原生态状况,包括以下几种情况：其一,乐府歌辞的音乐性结构,如解、辞、声、艳、趋、乱、正曲、和、送等,正因为音乐性结构,乐府歌辞多有拼凑与分割的情况,其创作构成与诗不一样。其二,民间乐府歌辞被采入乐府,或文人创作的乐府歌辞,此为本辞;但本辞在演唱时,往往要经过乐工加工,这是乐奏辞,不可将二者混淆,二者的差异既体...     

论敦煌白侍郎诗与白居易通俗诗风的民间影响

敦煌遗书中有几篇题为"白侍郎"作的俗体诗文,一般认为是民间诗人托名白居易的创作。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白居易的诗学思想反观这种托名创作,可以看出白居易所倡导的通俗文风,及其早年写作新乐府时贯彻的训俗理念在世俗民间得到的响应。     

浅谈白居易诗歌理论的政治性

中唐贞元、元和之际,新乐府运动和古文运动相并崛起于文坛。“新乐府”领袖之白居易,不仅以丰硕的创作实绩辉耀当代,而且用有系统,有纲领的诗歌理论启发和指导了新乐府的诗歌创作。白居易的诗论有个显著特点——政治色彩很鲜明。本文试图就此问题谈些个人的浅见,以求教于各位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