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 “与”考源

“与”字为“誉”字的初文,本义是赞誉,造字意图源于对战争中胜利场面的描述,是对抬起、举起勇士的欢呼场面的刻画.“与”字和“与”字是繁简关系,“与”是“与”简省而来的,“”、“”是“与”的较早写法,“与”字的写法来源于“牙”字字形隶变过程中的异体写法.     

关于司马相如的小考二则

司马相如的游梁标志着汉初著名的辞赋文学集团--梁苑集团的基本定型,其开始游梁的时间与梁孝王携诸文士入朝的时间有极大的联系.史载梁孝王入朝共有九次,司马相如的游梁即始于梁孝王的第七次入朝,也就是梁孝王二十九年冬十月.<子虚赋>是司马相如在梁时所作,代表着梁苑集团创作的最高峰,它与<史记>、<汉书>所录的<天子游猎赋>是不同的两篇赋,二者之间有一定的先后承继的关系,但<文选>把<天子游猎赋>一分为二,并称前半部分即<子虚赋>过于主观,我们现在只能认为相如游梁时所作的<子虚赋>已经亡佚.     

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文学实践功能

                           
孔子“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一语涉及先秦时期文学的生成、保存与传播问题,具有文学实践功能的范畴意义。古代文学中的“文言”、“文章”、“文学”等概念,都是由这种思想生发出来的。认识“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演变历程,是理解中国古代文学概念生成与衍变的重要途径。       

《论语》“学而”章辨义

<论语>首篇首章<学而>中的三句话次第分明、联系紧密.从文本的角度看,<学而>居于<论语>首章首篇,蕴含着先秦至两汉学者的文本共识;从思想的角度看,<学而>谈"学"谈"行",学行结合,反映出孔子勤奋求学、艰难行道的一生,凸现出孔子生命的力度和人格的魅力.因此,将<学而>置于<论语>首章首篇是有深意可寻的.     

"思无邪"别解及孔子的论《诗》系统

<论语>中孔子讲"<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从汉代到现代,学术界对其中"思无邪"一语解释纷纭,因而也就妨碍了对孔子<诗>论的理解.正确理解<鲁颂·駉篇>"思无邪"的原意,结合孔子论述<诗经>的系统和春秋时期研究<诗经>的总体趋势,孔子说<诗经>"思无邪",是说<诗经>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提供了广阔的应用手段,而这一点又进一步证明了孔子论<诗>系统的纲领是普及文化,运用<诗>提高"人"的精神.     

论《三国志演义》之行文 “重复”及其叙事效果

《三国志演义》不仅与秦汉以来的史传文学发生先后文本互涉,而且还在其文本内部形成难以计数的大量“重复”。这些纷呈迭现的行文“重复”,大略可分为言语、修辞格等层面的“叙述用语重复”和事件或场景等层面的“所叙故事重复”两种形态。前者多用以叙述瞬间之事,后者多用以叙述时空跨度较大之事。除了不断地重申某些信念或伦理道德,小说还不断地“提起前事”,制造一系列“重复”,从而建立起眼前事与往事的逻辑联系,不仅增强了小说结构的严谨细密,而且增添了多种附加涵义。同时,在这部经典小说中,“关合”、“映照”性的行文“重复”不仅呼应了传统“前伏后应”叙事之道,而且带有反讽等修辞色彩。另外,行文“重复”具有“老生常谈”性质,令人感到似曾相识而又似是而非。作者善于把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及英雄人物悲剧的发生归因于惩罚家人或下属,并善于抓住人物的个性化相貌以及日常生活大做文章,形成“祸起萧墙”、“饮酒误事”等行文“重复”系列。从创作心态看,无论是作者“津津乐道”或“念念不忘”,还是“敝帚自珍”,各式“重复”大多旨在创造某种“熟悉化”审美妙致。     

对否定接头辞"不(ブ)""

日语里,"无案内"既可写作"不案内",也可读作"不(ブ)案内"."不"在日语中以读作清音的"フ"为常式.什么样的词,在什么情况下,接头辞"无"、"不"可自由替换,并使"不"可读为浊音的"ブ"?本文采用分类、定量统计等方法,将<大辞林>中带否定接头辞"不"、"无"的词语分为"混交""和制""纯粹"三类,又将这些词置于<汉语大词典>、<大汉和词典>中进行调查比较,得出"不(ブ)"、"无(ブ)"可自由替换者大多为和制汉语这一结论.     

广告的革命--《广告的革命--社会文化广告论》一书的前言

工业技术文明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成果,同时也带来严重的生态危机。历史发展到今天,要求广告自身进行一场革命性的变革。广告应从过去的单一的商业性广告中走出来,大力发展社会文化广告,积极参与社会文化的建设,宣传"生态文明"、"环境文明"、"生态效益"、"绿色消费"、"可持续发展"以及"学会关心"等全新的文明观念,疏导社会文化心理,建设新的伦理道德规范,帮助社会全体成员形成共同的价值现念体系,以利于社会健康有序和谐地运转,使人类与自然共生共荣,永续发展。     

“奄”族字补析——《〈说文解字〉中的“奄”族字试析》续论

根据形音义皆备的、具有分化孳乳能力的母文表义这一思路,将<汉语大字典>所收录的60多个"奄"族字加以剖析,写成了<<说文解字>中的"奄"族字试析>一文,剖析了<说文解字>中收录的13个"奄"族字,并附录了<汉语大字典>所收录的<说文解字>以外的近50个"奄"族字,略加分析,分成具有"覆盖、隐藏"义、"相及、相合、比长短"义、"黑、污浊、肮脏"义、"疲乏、病"义、"急遽、忽然"义、"不奢侈"义、"覆盖、遮藏、盛装物体的东西"义这7组同一母文(右文)而古音相同、相近,意义相通的字.现补析、论证这些字的意义与其母文及其外化符号有密切的关系,并把这些"奄"族字与母文的关系用表示意于文末.     

迎接理论转型 实施教学创新——学习“十六大报告”关于理论创新论述的体会

将"十六大报告"中相关理论创新的论述,与当前我校"两课"教学创新实践联系起来,认为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处于崭新的"创新实践"阶段,对这一阶段中"两课"教学和科研如何应对现实,实施"与时俱进"的创新、"两课"教师如何在新形势下把握时机进行理论创新作了探讨.     

黄陂木兰山考论

黄陂县在汉代分属西陵、安陆两县地,三国至南北朝时期,黄陂县境内郡县名目繁杂,隋时进行了归并,只存黄陂与木兰两县。宋初,并木兰县地入黄陂,此后,历明清至现代,建置没有变化。木兰山的得名始于南齐,唐宋之际著称,明清时期因庙宇众多,周围数县朝山进香者众而名声大振,成为一方胜境。     

黄宗羲明文总集的编纂与流传——兼论清前期编选明代诗文总集的文化意义

作为著名的史学家 ,黄宗羲一生致力于保存有明一代文章 ,历时 2 7年 ,先后编选了《明文案》、《明文海》和《明文授读》等书 ,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明代史料。清前期明代诗文总集的编纂 ,表现出借文存人、借文存史的文化意义 ,涵容着丰厚的历史意识和历史价值     

袁黄与科举考试用书的编纂——兼谈明代科举考试的两个问题

明代中后期,科举考试和商业出版都特别发达.适应市场的需求,书坊刊刻了大量科举考试用书,很多著名文人成为科举考试用书的作者,袁黄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他编纂了至少十余部科举考试用书,这些书深受市场欢迎,在士人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拟就袁黄编纂的、且在当时已经出版过的科举考试用书进行考证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明代科举考试的指导思想和二三场在整个科举考试中的地位.     

《千顷堂书目》史部地理类方志目录缺文考补

《千顷堂书目》是黄虞稷以自家藏书为基础编撰而成的明代经籍目录，是《明史·艺文志》编纂所据之蓝本。《千顷堂书目》内容中有诸多“缺姓名”“缺”“中阙”“阙”，尤其是卷六至卷八史部地理类之方志目录，多达五十四处，内容涉及人名、书名、卷帙等，现考补出其中十九处缺文内容。     

黄丕烈藏书题跋辑本校误举例

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的藏书题跋于版本学、目录学等方面有很大价值,清潘祖荫、缪荃孙等人都曾搜集黄丕烈的藏书题跋,编纂成书。通过对部分黄氏手书题跋与诸家辑本的校勘,可发现后人在转抄过程中出现的讹、脱、倒、衍等问题,其中不少异文涉及是非问题。在诸家辑本基础上对黄氏藏书题跋的重新纂集校录,可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更为完整精善的本子。     

定海黄式三、黄以周《尚书》学研究

黄式三的《尚书启幪》总结了前代学者的学术成就,以简易的形式将其呈现给学者。黄以周的《尚书讲义》接受前代学者的辩伪成果,并作了重要的发展。他们治《尚书》,讲求小学以通训诂,讲求礼学以通滞难,推求经例以贯穿全经,重视会通以证经说,讲求大恉以提纲挈领。他们的《尚书》学研究觅得正解,简易便学,明辨正误,触类旁通,是上乘之作。     

黄巢生平事迹考异

关于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生平事迹的记载 ,基本上集中在《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三部书中 ,但三书所述多有差异 ,甚至同一部书中也自相矛盾。本文就黄巢生平的 2 2件大事进行了考证 ,指出了各书记载之谬误所在 ,并澄清了事实的真相。     

黄裳书话：隽永凌厉间的书写

黄裳是当代书话创作大家。在他的书话作品中,或用现代随笔式的写法,或用承接传统流绪的题跋之法,为读者讲述了他和书、书友之间的情谊,展示了他所寓目的书籍的风采。在这些文字中,不仅体现出他强烈的书话文体意识和创作理路,即话古籍谈往事不离现实;而且彰显出鲜明的创作特色,即通达之中满蕴凌厉之锋,书卷气中传达隽永温情。     

黄宗羲与图书编撰

黄宗羲的图书编撰思想十分丰富,在图书编撰史和图书编撰理论方面有独到的见解.他在图书编撰方法上总结出经验"条其大者","操其大要";不主门户之见;取材应该多途径并进行考订求实.     

论黄节古诗注的突破——以《汉魏乐府风笺》为例

黄节对先秦和汉魏六朝诗歌有颇多精当见解,以《汉魏乐府风笺》为例,可以看出黄先生对古诗注有许多突破。由于文学史观的引入及重视发掘诗歌的美学特征,其注开启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