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期待视野看金圣叹评点《水浒传》

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的心态、倾向甚至具体的评点手法,都取决于他对<水浒传>的期待视野.金圣叹的期待视野中,少年时期形成的阅读兴趣、才子书观念、崇拜心理以及关于"盗"的认识,决定了他评点<水浒传>时,一面极力推崇其文章,一面极力否认其忠义.金圣叹对<水浒传>打破自己期待视野的部分进行了修正,于是才有了贯华堂本的<水浒传>.     

《老子》"道统有无"辨——《老子》"道论"的存在论分析

从宇宙演化论或生成论的角度来理解<老子>的"道统有无"说及"道论",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但实际上,<老子>的"道统有无"说及"道论"主要是一种存在论而不是宇宙论,<老子>的"道"也主要是由人的思维对存在作出本原性思考而得到的一种认识,即"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和最终根据;而这种本原和根据又体现为多层次的"有"与"无"相互依存的结构性特征.     

评周相录的"逻辑"与"利刃"说

是否舍乎逻辑,要考察最终推出的结论是否更合理或更接近真实的面貌.周相录认为"<(长恨)歌>是一把解剖封建制度的利刃",提出了耸人听闻的"利刃"说,无视公元9世纪的社会环境与白居易忠于皇室的主观因素及<长恨歌>"婉丽多情"的文本特征,完全不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与艺术逻辑.周相录指责<白居易<长恨歌>研究>提出"有情"婉讽主题不合"逻辑",主要指责是,把"<长恨歌传>版本考略"放在综述部分讽谕说后面有问题,综述部分分类不合"逻辑",在介绍讽谕说、爱情说的时候涉及到双重、多重主题说等,本文针时这些指责进行辨析.     

论《水浒传》的早期传播——以张丑著录文征明小楷古本《水浒传》为中心

<水浒传>的成书时间与<水浒传>的早期传播有一定关联.现存文献揭示,嘉靖初年的一批著名文人学士是<水浒传>的最早评论者,也是<水浒传>的早期传播者,<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之说有文献依据.明末人张丑所著录的文征明小楷古本<水浒传>可以肯定在万历年间流传过,但是否为文征明手书却难以断定.即使确系文征明手书,也不可能是其20岁至30岁时所书,甚至不可能是其嘉靖二年做翰林待诏之前所书,而只可能是其嘉靖五年致仕后所书.由于其致仕后赋闲家居33年,晚年仍能书写蝇头小楷,故这一时段的任何时期他都可能用小楷书写<水浒传>.这一信息就<水浒传>的早期传播而言,意义是有限的.     

论《水浒传》的叙事潜隐结构

<水浒传>叙事结构的"有机"还是"无机",是学术界长期以来讨论的话题,因为它关系到触摸长篇小说的生命形态,是把握作品人生和审美意蕴的根本.本文在厘清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对<水浒传>的叙事潜隐结构进行了分析,从而阐明了<水浒传>叙事结构的"有机"内涵,印叙事结构的形态及其组合性和转换性.     

东汉"齐诗"衰落的原因

两汉三家<诗>中,"齐诗"学派因善于称言阴阳五行说而独具特色,并在西汉中后期臻于鼎盛.东汉盛行图谶符命之学,而图谶符命之学与阴阳五行说堪称一途,"齐诗"却在此时突然衰落.文章认为,"齐诗"由盛转衰的关结点在于王莽篡汉.王莽秉政乃至篡汉以后,三家<诗>明显分为两大阵营,鲁、韩<诗>学者皆拒绝为新莽奔走,而"齐诗"学者则几乎全部为王氏集团奔走.不同的政治选择影响了东汉朝廷对待三家<诗>的态度和士子的选择,"齐诗"突然衰落和最早亡佚的命运不可避免.     

《水浒》"杀嫂"故事的溯源与演绎

学术界关于<水浒>中武松、石秀杀嫂所本<南史>潘妃事与元末潘元绍弟兄事二说,自有其联系和渊源,决不应是对抗之说,但小说之本事及溯源与历史考证自有区别.从小说讲,武松、石秀之"杀嫂"值得关注的是其性质和人物性格之表现,而文坛对<水浒>杀嫂故事的演绎亦正体现了思想的解放以及对人物性格表现的探索,显示出这类作品"世代累积"的创作轨迹.     

"真金"还是"金针"?——"神会来参"公案语录考辨

青原行思和菏泽神会都是佛教历史上传宗立派的著名人物,禅宗史书记载他们之间有一则著名的"神会来参"公案."神会来参"公案中菏泽神会向青原行思讨教的正确表述,应该是"和尚此间莫有金针与人么",而不是通常所说的"和尚此间莫有真金与人么".     

"笙诗"性质的几种解说再辨析

<诗经>小雅中的六篇"笙诗",自汉代以来就有"有其义而亡其辞"说、"本无文辞"说以及汉代古文家之伪造说等多种不同的解释.其中,"有其义而亡其辞"说,虽是毛诗序之作者的杜撰,但其历经自汉至宋众多学者的反复增益,虽不可全信却也有其合理之处;宋人反复张扬的"本无文辞"说,因为与<诗经>作品命名的一般规律明显不符,其臆断之嫌也是一目了然的;汉代古文家之伪造篇名之说,也因为与<仪礼·乡饮酒礼><燕礼>明确记载了六篇"笙诗"名称的现实不符,所以,也难以取信.因此,"文辞亡逸"说才是真正的可信之说.     

《水浒传》与禅宗丛林制度

从说话艺术脱胎而出的《水浒传》,保存了不少鲜活的宋元禅宗文化图景,对禅宗丛林制度有多方面的叙及,主要包括寺庙经济如何运行、丛林职事制度中的分工与等级、丛林仪式的严谨与次序等等。小说揭示了檀越布施与寺产租金对于禅寺运营的重要性;介绍了禅寺内僧职的等级,透露出菜头在丛林中的殊胜地位,谈及俗僧们意图争做监寺的事实;对禅堂上的"参请"与颂圣,行脚僧人的挂褡与告香等仪式、仪轨也都有着详细而有趣的描述。细究这些仪式本身的流变,则能观察出丛林制度文化的世俗化倾向。《水浒传》中的这些描写与宋元时代的《禅苑清规》、《敕修百丈清规》、《五灯会元》等,相互印证也互有弥补。只是清规类书因其琐碎、枯干,宗教人士也少有翻阅,佛教语录中对丛林清规只是侧面谈及且更为零碎,反倒是通俗文艺的《水浒传》能以一种活泛、生动的民众感知方式,把看似隐秘的宗教生活场景以一种亲切的姿态呈现至古今读者眼前。禅宗文化,在本部小说中成为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全息文化景观",它的存在也使得《水浒传》在文化传承上的价值与功效亟待重估。     

《礼记·乐记》与孔子的"兴观群怨"

诗乐舞一体是文学发生时期的重要特征.<乐记>作为中国第一部专门的乐论,系统地阐释了音乐的发生,音乐的作用及美学境界诸问题,其关于音乐的重要观点与儒家诗论一脉相承,孔子的"兴观群怨"思想对<乐记>的影响尤为深刻.     

"重写 ""重读"的可能、意义及缺失

“重写文学史”与“重读经典文学作品”在当代文学史史学建设及文学作品批评中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这种话语时尚的发生既是公共话语空间的扩大、作家的中心边缘化的结果,也是文学批评审美创新性的内在诉求的结果。这种话语表达,在文学观念的变化中,预示着新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下,当代知识分子对全新的意识形态的企盼和追求。但是,由于过分强调与逝去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相悖相异,“重读”或“重写”并未真正建立起学理化的、以深厚的哲学史观为基础的、具有客观历史内涵的文学史观念,不免陷入具体的问题之中,而缺少宏阔的视野与平等对话的胸怀。     

论哲学意义的一二三

(1)笛卡儿“我思,故我在”,这是不争的事实。(2)但是“我不思,我亦存在”。“思想”不是逻辑思维的起点,只有“存在”才是。(3)我是存在。特定的我是思想的载体。思维具有否定性、发散性和系统性。(4)种、类是哲学研究非常重要的概念。“种”是个别性的普遍性。“类”是特殊性的普遍性。“种”的定义方法一般是“类(属及其以上)加上种的差”。(5)由“我”(即空间点)存在,而肯定了空间存在。空间只是点的否定性,是自我的外在。空间的否定性是时间。“我”和世界都是时间和空间的统一。宇宙是无限空间和时间的统一。空间具有长、宽、高,时间具有过去、现在、将来的三维性和无限性。(6)我们已经认识到的无限,是一种有限之中的无限。我们正在认识和准备认识的无限,乃是一种无限之中的有限。真正哲学意义上的无限是对意识的否定。(7)事物是时空,形式、结构和功能,质与量的统一。认识事物,总是从感性认识开始的,然后进入到知性的主观认识阶段,最后是理性的辩证思考。(8)现实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人类的世界是存在着的世界,也是概念的世界与理想的世界。(9)存在是“一”。“一”为“一个事物”。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广泛的包容性和强烈的变易性。(10)对立是“二”。“二”是指事物对立的两个方面。对立思维,是指主客分离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认识论。(11)系统是“三”。“三”源于“一”。“三”是对立统一或“天人合一”之“三”;是先有中间再有两端,即“中庸”与“过”、“不及”之形式之“三”;是“一”统率“三”或三极并重之“三”。     

对“兴、观、群、怨”的重新检讨

孔子在《论语》中提出的“兴、观、群、怨”的诗歌理论 ,这一理论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今人对于“兴、观、群、怨”的一些理解 ,大多是依据汉人、宋人的说法。他们的说法 ,有没有违背孔子本意的地方呢 ?对照孔子在《论语》中发表的全部言论 ,联系孔子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进行考察 ,结果发现 ,许多流行的说法 ,离孔子“兴、观、群、怨”的本意已相距甚远。实际上 ,孔子提出“兴、观、群、怨”的观点 ,都带有那个特定时代的政治背景和文化特征。本文通过文献整理 ,对“兴、观、群、怨”的内涵逐一做了分析 ,从而得出了一些与今人有些不同的结论。     

互联网、行政权与"新利维坦"

互联网在全球化的推动下正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政治生活,其对行政权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从行政权与立法权、司法权比较来说,行政机构和行政权力追求效率的品质内在地暗合了网络时代追求效率的特性,这就为行政权的集权提供了契机.而电子政府的实践也无从改变行政权集权这一趋向;从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看,国家安全问题,知本家阶层的出现,网络的发展,政府的文化优势等都将带来行政权权力上升和膨胀,公民对其的监督减弱.因此,在互联网时代,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制约行政机关的力量变弱趋向没有改变,而社会(公民)失去了对行政权(政府)的批评精神和否定态度,从而进一步使社会失去了对行政权的监督,如果是如此,一个新利维坦--专制政府将诞生,民主必将受到侵害.因此,随着网络社会的来临,如何重新界定行政权力的范围,防止其不利因素对民主社会肌体的侵害,成为了当代政治学思考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的游戏、语言和“用法”

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批判有一个"语用关系"的轴线.语言实现了从"指称论"到"游戏说"的转变,这个转变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有特殊的意义.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通常从哲学纯学术的角度着眼.然而,马克思实际从事的是社会批判和改造社会的斗争,游戏的性质的不同,造成马克思语言的"用法"也不同.我们应当从马克思所从事的这三者统一的游戏中去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和语言,并由此拓展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研究.     

论“可久可大可新”之作为“中华共识”——“华学道德说”之辨析与批评

仅视"中华文化"为"道德文化",是片面的。"中华文化"有"道德"之一面,但并非仅为"道德文化"。倡导"道德文化"者,以儒家为主;此外又有释家,倡导"智慧文化";尚有道家与道教,倡导"身体文化"。儒、释、道三家有共同目标,曰"可久可大可新"。各家各派之别,乃路径之别,非目标之别。儒家以为达成"可久可大可新"之路径,主要在"德修"或"修性";释家以为达成"可久可大可新"之路径,主要在"智修"或"修心";道家与道教以为达成"可久可大可新"之路径,主要在"体修"或"修命"。路径不同,乃"术"之异;目标相同,乃"道"之同。"中华文化"即此"道同而术异"之文化体系,非仅为"道德文化"也。     

“一国两制”之“澳门模式”刍议

按"一国两制"实践的内在逻辑,可以将"一国两制"的澳门模式分为"回归模式"和"实验模式"。澳门回归模式是澳门回归过程的方式和步骤。澳门实验模式主要指澳门回归后"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实施方式、状态和在实践中创造的新经验。与回归模式相比,澳门实验模式尚未定型,但业已创造了重要的经验。澳门实验的核心,就是对特别行政区与内地之制度发展与整合的求解。澳门实验既是改变澳门自身命运的实验,"实验田"的产品也将为中国迈向现代国家提供经验,作出贡献。     

"新启蒙主义":前提、方法与问题

启蒙在今天非但没有过时,而且是当务之急,"新启蒙主义"的提出系基于历史的、理论的与现实的深层需求.作为一种新的启蒙方法和途径,新启蒙主义以作为审美问题的"人性启蒙"为探讨的核心命题.它应该包括人性解放一人性上升一人格完成,这样的一个"三部曲"联贯合成起来才能够真正走上启蒙之途,从而通往人性的自由.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几点认识

邓小平的民主政治理论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民主政治的继承和发展。他对民主政治的发展没有完全局限在“阶级和阶级对立”之中 ,而主要是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 ,提出了现代化民主政治观念 ,将现代化与民主政治紧密联系起来 ,为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