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先秦儒家"礼别华夷"的解读

先秦儒家强调"礼别华夷",以文化区分"我者"与"他者",用"夏礼"则夏视之,用"夷礼"则夷视之,血统如何在所不论.先秦儒家认为人之天性与禽兽没有本质差别,全赖圣人教之以礼方得以为人."礼别人禽",以夫妇之礼作为人与禽兽的起码分界,不论华夷、有违反最起码的夫妇之礼的行为者,即视为禽兽之行.先秦儒家十分强调礼仪的外在形式,把是否遵循"夏礼"的礼仪形式作为别华夷的最起码的标准,不仅如此,在是否践行"礼"的精神以别华夷方面,于华于夷都使用同一个标准,对诸夏之国并不宽贷.先秦儒家主张"有教无类","用夏变夷"而绝不能"变于夷",既体现了民族观的开明方面,又反映出贱视夷狄文化的文化优越感,但先秦儒家不得"变于夷"的主张是无法完全阻断华夷文化的相互交融的.     

儒家之礼与夷夏之辨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古代用以分别华夏与夷狄的主要标准。礼尤为重视的是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以及男女之别,而这也正是夷夏之辨的主要内容。结合先秦儒家关于礼的论述以及《史记》、《汉书》等史籍中有关少数民族的记载,我们发现儒家所强调的礼与夷狄的文化特点之间存在着一种"凹凸对应"的关系,其原因在于儒家的礼正是在夷夏两种文化的对立中形成和发展的。进一步的探究更能发现,夷夏两种文化也有统一,这种对立统一离不开各民族的努力。     

“季路问事鬼神”章或解——基于孝的考察

对于《论语·先进》篇“季路问事鬼神”章，历来人们一般从生死观的角度去诠解，此章其实还可从孝的角度加以阐释。孝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孝在当时有三层含义：一是侍奉活人，二是埋葬死者，三是祭祀鬼神；也即《论语·为政》篇“孟懿子问孝”章孔子所说之“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子路问事鬼神，问的是如何“祭之以礼”;“敢问死”,问的是如何“葬之以礼”。孔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和“未知生，焉知死”的回答，强调的都是要“生，事之以礼”,即把行孝的重心放在侍奉活人即在世的父母身上。     

诚:从事神心态到审美心态

诚是先秦儒家美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这个概念最初并不是一个美学概念 ,而是一个神学概念。诚的发展 ,是从事神心态开始的 ,经由事人心态转入到审美心态 ,同时诚也由人的心态发展成一种本体。在先秦儒家 ,诚这个概念 ,还留有事神心态的影子 ,但主要是事人心态、审美心态与本体之诚这三者的统一。从事神心态发展到事人心态 ,其历史的继承性表现为谦、敬、信等内容 ,其否定性则表现在 :由对交往对象的畏惧发展为对对象的亲近。从事人心态发展为审美心态 ,既保留了事人心态中的与对象的亲近 ,也保留了事神心态中对象的虚幻性这一特点。在原始宗教失去其主导地位之后 ,审美之诚充当了主体之诚通往本体之诚的必经之路。     

从人性视角探析先秦儒学久为治世之道的原因

先秦儒家对人性的认知经历了性无善恶论、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几个阶段。但从仁礼并重的体系架构看,先秦儒家没有绝对的性善论者和性恶论者,孟子和荀子只是对人的自然属性扫社会属性的强调有不同的侧重而已。先秦儒家力图用“仁”来引导和培育人性中的善端和良知,使人们学会“爱人”、“敬人”;用“礼”来规范和约束人性中的恶念和贪欲,使人们拥有理性和智慧。仁礼并重的学说体系是先秦儒家对人性善恶的合理应对,家国同构、稳健实用、积极入世的治世之道是先秦儒家对人性规律的合理运用,它们共同构成儒学独尊千年的人性依据。     

皇侃孝道伦理研究

立足于儒家自然人性论,皇侃认为孝具有自然亲爱、利人惠他的特性为仁中最基础、最根本的部分。由行孝推广至行仁,故孝行具有"仁之本"的本质及"百行之本"的地位;其内容不仅包括事亲的行为,也涉及以"孝友为政"的风政教化,将家庭伦理层面的个体行孝与国家伦理层面的忠君思想相结合。因此,皇侃孝道伦理典型反映了南朝玄学流宕、三教盛行氛围中儒学发展特点。     

也论先秦儒家的人生哲学

先秦儒家重视人生哲学,这是大家早己做出的结论,但它的人生哲学的模式特征是什么,学人们的见解却不尽一致。有人认为是“进取型”的,并且具有久远的历史价,值。这是笔者所不敢苟同的。一“礼”与“仁”之辨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有一个核心思想,那就是“礼”。首先我们分析孔子对“礼”这一核心思想的规定及赋予它的独特功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注:以下只引篇名)这里谈的虽是何以为“仁”的问题,但实质上却道出了“礼”在儒家人生哲学体系中的规范性的方向意义。“复礼”为第一要义,是首当其冲的。“礼”是什么呢?“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吾从周”之后应有逻辑上的所指,而这未说出的东西就     

儒家孝道非隆丧厚葬之源考

隆丧厚葬在中国丧葬史上占据主流,其原因一般认为主要是儒家孝道影响的结果。其实丧葬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它是当时社会风俗奢靡化的反应,并非源自于儒家丧葬孝道伦理。真正的儒家并不提倡厚葬,儒家礼仪反而是历代限制厚葬的主要手段,但由于整个社会的奢侈化,收效甚微。因此,要寻找隆丧厚葬的原因,必须从社会风俗的奢靡化入手,并结合当朝的特性分析之。当然,从社会风俗的整体性观察,它也反映了礼与俗的矛盾运动。     

《论语》“礼让”“去食”考释——兼评儒家政治理想

先秦时期，“礼让”还没有成为一个词或习用短语，《里仁》篇出现的两例“礼让”为先秦儒家文献所仅见。从北宋邢昺到现代主要注本类似“用礼让来治理国家”的阐释，均脱离先秦汉语实际，也偏离了孔子原意。《颜渊》篇“子贡问政”章的“去食”，依上下语境的对应关系以及周初制度、儒家主张，应指官府免除赋税、国家停征储备粮食。儒家强调以德治国、以礼治国、低税率经济制度等，虽然是以恢复周初“礼制”为路径，缺乏因时而变的勇气，尤其是过度强调“礼”的仪式化，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但在春秋战国时期仍然是最具民本思想的政治选择，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
     

董仲舒“宜于世”的乐教论

以礼乐教化治国平天下是先秦儒家的核心思想,董仲舒继承这一传统。在汉代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宜于世”的新主张,从“性待教而为善”、“人成之以礼乐”、“乐为应人制之”等方面重申儒家礼乐教化的相关见解,显示出汉代新儒家的理论特色。     

魏晋名士对孝道的反思

先秦儒家的孝道思想包括孝之情和孝之礼。汉代对孝道进行了全面的政治化改造,注重忠孝一体。魏晋名士在儒道合流的背景下对于孝道思想进行了反思。正始名士何晏、王弼发挥孝之情的重要意义;竹林名士阮籍、王戎分别以自己的守丧行为指斥孝之礼的虚伪和束缚;两晋名士融合孝之情、礼矛盾,将曾经尖锐的情、礼对立消融为率性尊礼。魏晋名士对孝道的反思深化了中国传统的孝道思想。     

儒家伦理与中国文化

儒家伦理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它是在“轴心期”华夏民族道德理性自觉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先秦儒家吸取了西周家族宗法制的一些观念,将孝亲敬长的自然情感加以理性化,将源于自然情感的“亲亲尊尊”引向政治治理的轨道,从而将社会政治秩序的和谐奠定在血缘亲情上,同时也使社会政治生活带有浓厚的家长制特色。通过对早期儒家伦理思想的探讨,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中国文化的特点。     

佛教对中国孝文化的贡献

佛教对中国孝文化的贡献集中体现在经典、观念和方式三个方面。《佛说盂兰盆经》、《地藏菩萨本愿功德经》及《父母恩重难报经》等都是提倡孝道的佛教经典。在中国的佛教信众看来,劝亲信佛、出家修道、慈悲为怀等都是在尽孝道。儒佛两家在如何行孝上有着重大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不是对立,而是对中国行孝方式的丰富和发展。佛教对中国孝文化的贡献是我们今天弘扬孝道的宝贵资源。     

孝结构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以《大学》《中庸》为中心的文化阐释

孝具有文化、伦理、教育、政治等多重内涵,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结构.其基本意义在于孝顺父母尊敬亲长,这构成以孝为本的理法规范要求.对父母"孝"的情感的扩充和延展,形成儒家传统中的祭祀祖先的"家一国"集体无意识形式.在中国文化中,孝文化是儒家仁爱伦理的底线;孝伦理是东方人伦所止的身份规范;孝心理是由家及国的人伦扩展;孝政治是君子齐家治国的基本前提.反思现代文化的西式建构模式,我们应对中国"孝文化"结构的发生、发展与中国先秦社会家庭组织的类型结构、地位形态加以认真审理,重建现代人类社会的精神支撑,才能对孝文化对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意义有正确的诠释.     

对传统孝道的解读——从社会道德信仰视阈的审视

站在道德信仰这个全新的视角上，我们发现孝道观念在当今社会的沦丧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为了唤醒国人心中的“孝”感，使传统孝道回归家庭，并继承其中的合理内核，通过采取孝道教育的方式，在全社会建立起对孝道的信仰，使之成为传统道德信仰与新时期道德信仰的连接点，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一个良好的国民素质基础。     

汉魏六朝道教的孝道

汉魏六朝时期道教的孝道问题是一个受到儒、道、释三教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道教的孝道充分吸收了儒家的孝道伦理思想,使孝成为道教的基本宗教伦理规范。同时,道教孝道也体现出自己鲜明的特点,为六朝以后道教伦理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孝道的贯彻方式上,道教通过强调“孝”的必要性,在仙道中注入了“德”的内容,改变了纯粹修道成仙的个人利己倾向;在孝道的内容上,道教孝道只是在整体上认同儒家孝道,当某些具体细节与道教的宗教追求出现矛盾时,道教开始区分教内外孝道伦理义务之别。道教的孝道伦理还是一种在整体思维模式下协调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更为科学的生态型伦理。     

颜之推家庭教育内容论探析

颜之推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位著名家庭教育家,他规定的家庭教育内容十分丰富。泛泛地说,是以德艺为主,其他为辅。具体地讲,包括诚孝仁义、经史百家、生活杂艺、立志教育、语言教育、农业生产知识、养生保性知识和世界观与人生观等,而其世界观又是相信鬼神、相信天命、相信卜筮、儒佛同宗和贵生轻死等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同具的世界观。     

儒家孝道思想及其在民俗美术中的体现

两千多年以来,儒家文化影响深远,而其中孝道思想则是最深入人心的儒学思想之一,孝道以其深厚的伦理根基和强大的政治机制推行而广布天下。民俗美术中大量艺术形式对儒家孝道思想的表现,则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这一思想。儒学孝道思想的生命力,在一定意义上便体现在民俗美术所表现出的生命力上;民俗美术所具有的生命力,实质上亦即儒学思想仍具有的生命力的表现。     

《弘明集》中儒佛关于孝和礼的争论

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初传入中国的佛教受到了中国土生土长的儒学和道教的抨击。《弘明集》是最早记录儒佛道三家关系的文献,内含大量儒道诘难佛教以及佛教辩驳的文章,呈现了三教当时的基本情况。儒家对佛教的抨击主要体现在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方面,尤其是在"孝"和"礼"两点上。     

试论王梵志诗中的孝道观

王梵志是唐代一位极其特殊人物,其诗在佛教弟子和广大底层人民中间流行其广,但在史书、全唐诗中不见其人。"提倡孝"是王梵志诗重要的内容,故从细读文本出发来探索王梵志诗中体现的特殊的孝道观:从现实出发,用佛教理论阐述"孝"的本质;依照儒家思想规定孝行的具体内容。这体现了唐代儒佛孝道观结合的进程和唐代的社会现实,极具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