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法美学“厚”范畴论

"厚"是中国古代书法美学较为后起的范畴之一,主要指一种圆润滚实、肉膏骨健、笔力逑劲的书法审美风格。从汉魏自然朴拙之自发风貌到晚清书家精心刻意之自觉追求,"厚"逐渐由一种简单拙朴、雄强泼辣的书法形体特征发展成为成熟的书法审美风格和艺术品鉴标准,在形态美、立体美、力度美等方面体现了中国书法高度的艺术创造性和审美感染力。     

《世说新语》中的“清”范畴

"清"字在《世说新语》中出现八十多次,它既有道德内涵,更富有审美意味。作为审美范畴,"清"形成于魏晋人物品藻,它包含"雅"、"远"、"简"三层内涵。对人格之"清"和自然之"清"的赞叹,润濡了六朝以清真自然为美的审美情趣。理解《世说新语》中的"清"范畴,是理解六朝美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美学的一把钥匙。     

怨与清：钟嵘“滋味”论诗的文学史意义

钟嵘《诗品》以"滋味"论诗,使中国诗学有了新的审美范畴。审视钟嵘《诗品》品评的五言诗及其反映的生活,会发现"滋味"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充满审美张力的审美范型。"怨"与"清",既是五言诗内容的客观存在,又是五言诗的独特"滋味",也是钟嵘评诗的审美标准和审美范型。"怨"与"清"是魏晋时代社会心理和审美心理的反映,"怨"是诗歌创作的外在感召,"清"是诗歌创作的审美追求。"水"意象往往是内心之"怨"的象征,是对"清"境界的审美追求,并成为魏晋诗人纾解时代"哀怨"的手段和途径。     

略论先秦诸子的尚“清”倾向

中国古代美学中的尚“清”现象，源于先秦诸子。“清”的本义是指水清，先秦诸子由其本义出发，逐渐将其用于哲学、社会、道德、艺术等领域，使其获得了越来越广的审美意蕴。在道家学说中，“清”既是重要的哲学概念，又是审美的最高追求，老庄将“太清”视为天道的理想境界，将“缘而葆真，清而容物”视为理想的人性之美。在儒家学说中，“清”主要属于道德审美的范畴，用来概括隐士在乱世中清高处世、独善其身的人生境界与道德之美。由孔子到孟子，儒家对“清”的态度经历了由不重视到重视的逐渐崇尚的过程。荀子则融合了儒道两家尚“清”的内涵，并加以扩充，使之成为社会的共识，从而对后世的美学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审悲”到“审乐”——论白居易的闲适美对中国审美理想的改变和影响

中国唐代以前以悲为美,这种审美理想在白居易那里得到明显改变.白居易的生命观经历了从悲剧体验向喜剧体验的转变过程,他的关学思想也经历了从追求"审悲"向追求"审乐"的转变.白居易后期极力推崇具有"审乐"意识的闲适美,致使宋代以后"审乐"成为文人的重要审美理想和审美范畴.     

中国古代绘画与音乐艺术中的“意境”表现

"意境"是中国古典艺术的基本特征,无论是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形神融汇与写意追求,还是中国传统音乐的虚实相生,深静幽远,追求的都是"意境"的审美特质。"意境"审美理论是中华民族审美文化的重要特质,也是今天重构中国艺术话语体系的重要范畴。     

道家美学中"和"范畴的审美生成

"和"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一个核心的概念.从生成论的观点来看,"和"范畴有个源起和不断演进的过程."和"的概念起源之初就有一定的审美趋向,诸子时代,儒、道、墨等诸家对其涵义进行了哲理意义的阐发.儒家论"和",则重于伦理政治的角度,重点讲"人和".道家论"和",多以气言,强调调平阴阳之气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重点讲"天和",强调只有恪守天性,排除外物杂念的烦扰的专注,才能达于生命精神之"和"的极至,体现了人与自然之和谐的价值取向,反映出人类对自然和谐与生命和谐的审美追求.魏晋玄学在道家"和"观念的基础上,融会儒、佛、墨等各家对"和"的涵义的阐发,将其广泛地运用于文学艺术领域,而赋予其丰富而深刻的审美内涵,"和"观念作为一种审美范畴得以确立.     

论孟浩然诗歌“清“的审美意蕴

孟浩然是中国文学史上以"清"著称的优秀诗人,作为重要的诗学概念,"清"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积淀形成了极其丰富复杂的意蕴.一般论者在阐发孟浩然诗歌"清"的审美内涵时往往只强调其意境幽远、语言素淡等特点,而聚焦于久为人们所忽略的孟诗之"清"中蕴涵的"风骨"即力量之美的因素,却旨在获得对于这一问题的更为全面而深入的理解和认识.     

论宋代平淡诗论中的真善美

宋代是平淡诗学范畴真正确立并有了成熟理论形态的时期.平淡诗论是宋人追求自然平淡之美的文化心态和审美趣味的反映,是宋代不同思想基础的人的共同审美理想.平淡诗论中蕴含着真、善、美不同层次的精神活动范畴.宋代平淡诗论在建构诗歌理论和实践诗歌创作的同时,展示出了丰富的中华美学精神.     

“诗”与“乐”的相对运动——中国诗歌史别解

苏轼以来,人们只是津津乐道于"诗画"关系;对于中国诗歌史,又习惯于从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进行描述。其实,诗歌和音乐之间的关系更为久远、更为本质。由"诗乐"关系来审视,可以有效地揭示出中国诗歌嬗变的内在原因。具体而言,在最初的《诗经》时期,"诗"与"乐"混为一体;到《楚辞》阶段,"诗"开始独立,必然分离于"乐",但它为了自身的审美价值,又须以"乐"附丽之,以吟咏的音乐美来增强其审美效果;至魏晋以降,这种审美追求的进一步加强就导致"诗"的声律化;再往后,"诗"继续进化,就必然地由口头吟咏的声律之美而渐至于内部的意蕴之美,"乐"入于其内而化为其质,"诗"的深层具备了音乐效应,实现了乐化,在最大程度上表现了音乐效应。由四言而骚而古而律而词,其必然性正在于此。     

先秦诸子对环境美学的影响

先秦诸子提出的人格美学范畴,对环境美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古典环境艺术(建筑、园林)的基本趣味。如非礼弗履、阴阳和谐、有无相生、道法自然等等。从这些美学趣味中,可以看出中国环境艺术的一个根本特点:环境与人相通。从而为我们理解中国古典园林、建筑找到了一个重要的视角:把环境美与人格美联系起来理解。     

从文艺学、美学到文艺美学建构——论康德对近现代文艺美学的理论贡献

康德之前,文艺学与美学虽有联系却未构成完整的文艺美学知识体系。直到康德解决了美的本质、艺术的本质、美与艺术的关系、创作与制作的关系、艺术创作的审美特性等基本而重大的理论问题之后,近现代文艺美学才成为一门独立的理论学科。康德之前,西方美学始终存在着美是主观或客观之争。康德认为,美既非客观属性又不是主观意识,美根源于人类的主体判断能力,从而为解决艺术的审美本质问题确立了理论根据。康德相信,美绝非单一维度,而是多种属性的审美文化过程。这样,康德将艺术从传统文艺学的真实性或道德性的本质界定中解放出来,获得了审美活动的本质规定。当艺术被确立为审美活动时,对美的本质的研究就超离了形而上的哲学预设和逻辑推演而进入艺术领域,艺术使美的本质真正回归。康德实际上完成了文艺美学最重要的理论建设工作。     

“和谐论”文艺美学的理论特征和逻辑构架

文艺美学是传统美学发展的必然产物。"和谐论"文艺美学体系弘扬、发展了古今中外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它对艺术审美本质的界定吸收了康德的思想,又超越了康德把美归于形式的倾向,将美与艺术统一起来。"和谐论"文艺美学对美和艺术既有总体的把握,又对艺术作品的审美构成作具体探索。文艺美学的方法论与其理论体系运用以辩证思维为统帅的多元综合一体化的方法,构筑了一个纵横结合、网络式、圆圈型的逻辑框架。     

美的升值——汉代审美走向自觉的重要表征

先秦时代声色之美和形式之美基本上没有独立的价值和地位。这种情况在汉代发生了重大变化:纯粹意义上的形式美开始成为自觉的追求;对声色之美和形式美的展现和追求在更大范围内展开;声色之美和形式美因素成为审美接受和评判的标准。从这种新变化、新发展、新趋势的总体来看,可以概括为:美的升值。它与审美走向自觉相同步,并成为其重要表征。     

"意象"的美学历程发微

"意象"是中国美学、艺术学领域中的重要范畴。其萌芽于中国原始思维中的"感物—象数"传统,"数"与"德"构成了"象"所承载的原型意义;魏晋至唐代是哲学意象论向审美意象论滑移的过渡时期,"境象不一"由艺术领域的泛化所指,向文学领域的确定所指靠拢;文学意象论完成于明清,意象在文学批评和理论言说中被普遍使用,对其主客统一、情景交融的认知已经全面渗入日常话语体系。与此同时,明中叶以后叙事文学中"形象"的凸显,以及西方话语的冲击,导致五四以后学界一度以西方视角审视意象。辩证地看,也为这一范畴的现代化提供了契机。     

“文气论”话语范式转换与美学重释

在当代文学批评语境下，如何较好地契合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复杂关系。文章从当代理论重构的意识切入，分析“文气论”的现代话语范式，主要涉及“文气论”的哲学根源，指出“文气”之清浊决定了文章的审美价值，物之美恶；在“文气论”中，蕴含着作者与文本、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个人气质与后天学养、内容与形式等诸多辩证统一的关系，这无不彰显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突出特点———浑融性。文章关注从哲学和科学上的气论哲学到文学批评话语上的“文气论”这一生命美学范畴对现代话语范式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对比西方传统美学中崇高与美的审美范畴对立，阐释“文气论”的普适性价值及其合理性，使其现代阐释及美学重构成为可能，并为建立跨文化的美学理论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实践的自由是审美的根本——与杨春时同志商榷

实践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它作了科学的规定,绝不是什么乌托邦,倒是以“主体间性”为根基的后实践美学的精神个体的超越性才是乌托邦。实践不仅是社会本体论的本体,而且是审美、美、艺术的本体。当社会实践达到一定的创造的自由程度时,自然的人化和人的人化使得人类超越实用关系、认知关系、伦理关系而生成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这种审美关系显现在对象之上就是美,显现在人的身上就是美感,艺术则是审美关系的集中表现形式。离开了科学的实践观就无法揭示审美的根本,从离开实践的主体间性来解释审美就只能远离真理。     

生存美学与当代中国文论建设

福柯生存美学的历史差异性原则不仅有力地冲击了传统的形而上学美学和文论的普遍性(普遍有效性)原则,而且还更加广泛地影响了后现代主叉文论的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等流派,让现代主义的形式主义美学解构而逐步走向历史、社会的雏度和日常生活的边缘地带.不过,由于它把美、审美和艺术的历史——社会的差异性与它们的普遍有效性完全对立起来,从而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们在建构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体系的过程中,要坚持社会历史差异性与普遍有效性的辩证统一,把文论与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紧密结合起来,建构起精神生产和话语生产的审美意识形态论.     

“社会美”范畴创构六十年之反思

社会美是中国现代美学独创的范畴,也是中国美学对世界美学的重要贡献,首次出现在蔡仪美学中,至今已有六十年的历史。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初步繁荣之后,这个范畴逐渐被冷落,甚至被遗忘。社会美理论的确存在许多有待澄清的问题,但其生活指向和现实关注却显示出中国美学的基本特色,当今文论界所推崇的西方审美化理论,完全可以纳入社会美的框架之中。社会美有古代和现代两种历史形态,当前的审美化理论不过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强化了社会美的古代特点,实际上是向古代美学的倒退。从美善混同的功利性转变为美真结合的认知性,从漂亮炫目的形式美转变为生活原生态的现象化,这是社会美范畴走出困境的关键;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也将切实地推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     

80年代以来"丑学"研究述评

“丑学”作为感性学(aesthetics)的范畴之一,长期被遮蔽在“美学”的阴影之中。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理论的引入和创作界对“丑”之态度的转变,一些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对丑的大量描写,丑学研究逐渐形成了一股潮流。从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初学者们主要研究的是关于丑的本质,丑与美的关系问题,并围绕“以丑为美”和“化丑为美”进行了讨论;90年代中后期以来文论界开始关注文学审丑现象,主要针对先锋文艺中的审丑现象进行了分析。对80年代以来关于丑学理论研究进行分析,能为感性学的现代发展开辟新的道路。能够更好的把握文学的动向,更有利于文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