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性质

五四运动后,我国思想界各派学说竟起,以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叙述和评价一直受到某种既定认识的误导,以至混淆了这场论争的性质。通过考察当时的历史背景、胡适固有的民主和自由思想以及胡适与李大钊的关系可知,这场争论实质上是新文化运动中发生在学术界的一场充满自由平等氛围的争论,胡适＂问题与主义＂的矛头不是指向马克思主义,而是指向当时中国学界不够科学的各种思想方法。     

重新解读胡适及“问题与主义”之争

在研究胡适思想言论的过程中,既要避免掉入政治感情的"陷阱",又要充分把握胡适的思想言论多有偏激性和非严密性这一特点,把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提出的主要观点全面地联系起来加以分析。从总的层面上来说,胡适在当时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对我国社会发展具有长远现实意义的问题,即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问题与主义"的关系。从具体层面来说,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提出的某些观点是存在不足和漏洞的,但他同时也提出了不少直到今天也还有生命力的正确观点。"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发生的一场以方法论争论为核心的政治色彩很浓但却充满自由平等气氛的健康学术争论。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恶意攻击马克思主义”一说之我见

五四运动中,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起了一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争论的焦点是:救国从问题还是从主义入手。通过论辩,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王揖唐之流冒牌社会主义的界线,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稽考史书文献和名人学者对论敌胡适的评断,并没有因胡文的发表而否定胡适早年反对封建军阀、同情社会主义、赞成国共合作以及学术上的贡献。由此,恶意攻击马克思主义一说自然也是不成立的。     

论“问题与主义”之争前后的李大钊思想 ——对争论性质的再探讨

长期以来 ,国内学界对所谓“问题主义”之争的叙述和评价一直受到某种既定认识的误导 ,以至混淆了这场论争的性质。本文通过对争论当事人之一的李大钊在“五四”前后思想的细致论述认为 :“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前后的李大钊与胡适二人无论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个人关系方面都没有什么实质性分歧 ;李大钊的质疑辩难与胡适的积极回应实际并非针锋相对 ,而是实现了一个完整的认知建构 ;至少到 1 92 3年初为止 ,李大钊的思想中依然不乏可以与胡适思想共鸣的因素     

“问题与主义”—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思考

五四运动前后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在当时影响广泛,这场论战首先由胡适发起,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口号,其影响超出那个时代,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至今影响深远。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提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解决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诸多问题的全新理论视域,必将澄清信仰和问题意识连接起来,在时代的高度上重析问题与主义之辩。     

“五四”前后胡适的处境与“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任教北大之初,由于所倡导的白话文遭旧派反对,学术水平亦遭师生质疑。尤其,不仅在《新青年》同人中,与太炎弟子不甚相得,而且在新文化派内部与陈独秀和李大钊关系区隔,故处境略显困难。为了打破困境,胡适必须拓展活动空间,建立自身人脉。“五四”学生运动爆发后,胡适因参与维持北大而得发展契机。但由于资历尚浅,虽勉为其难,实际影响相当有限。尽管胡适在师生中积极培植自身人脉,但效果不甚理想。为了扭转此不利局面,胡适针对“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不仅尊“西学”如“帝天”,而且教条主义倾向明显,加之国内趋新学人由于学术训练不系统,难以把握实验主义的要领,故引介方面效果有限以及《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实验主义方法论的示范意义不甚明显等因,希望通过宣传老师杜威所主张的“实验主义”,一方面阻遏社会主义思潮的“盲目泛滥”,另一方面建构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领导权,以凝聚人气,从而推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虽然,其说遭到蓝公武和李大钊的大力批驳,但胡适却在反驳蓝、李两人之说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其说,形成系统的实验主义方法论,初步建立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领导权。     

如何看待五四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三十一号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长期以来,这场争论被史学界视为胡适向马克思主义发动的"猖狂进攻",其实质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两大敌对思想体系间的斗争。而近年来,有的学者却又否认它是一场"政治论战",认为只是一场"平等的学术讨论"。然而,究竟哪一种说法更符合历史本来面目呢？我们应该从历史的事实中去寻求答案。一、为什么说是一场政治论战应该讲,单纯将这场争论看作是以李大别为首的马克思主义与以胡…     

“问题与主义”之争九十年回顾与思考

1919年,胡适发表了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时评,引发了"问题与主义"的论争。长期以来,"问题与主义"之争被定性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本文从论争双方对"问题"性质的界定、解决"问题"方法、"主义"的两面性即理论与实际两个不同层面以及"问题"与"主义"的孰先孰后等方面对90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思想学术脉络进行了重新梳理,提出"问题与主义"论争主要还是从理论角度展开,并未从实质上涉及具体问题的解决,只是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和研究方法。自五四至今,对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各种问题和主义旗帜的探索,实际上从未停止。本文认为早些年我国学界将其纳入"中共党史框架",按照"革命史范式"解读这场论争的论说有失偏颇,认为除政治意义外,"问题与主义"之争尚有更深远的学术思想文化意义有待挖掘。本文还从今天中国现实出发,指出重新思考"问题与主义"论争的主旨和意义,在于注重实践,破除"假、大、空",在于思想解放。     

"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胡适思想及其对当代文化建设的启示

多年来对胡适与李大钊等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存在一些简单化的观点,其实争论双方都从学理的角度和社会实践的可行性上相互得到了不少启迪。透过这一论争,考察胡适本人的思想以及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状况,分析胡适“再造文明”的思想,对于我国今天的文化现代化建设有其重要的、积极的意义。     

胡适和李大钊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相通之处

长期以来,我们都把新文化运动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看做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论战之一,对胡适与李大钊在此次论战中的研究也都侧重于谈他们的分歧。现在看来是有失偏颇的。其实他们的观点也存在着许多相似的地方,本文主要探讨胡适与李大钊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相通之处,并力求对之进行全面的比较分析。     

"问题与主义":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冲突?

近一个世纪前,胡适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曾被视为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冲突.本文认为,这一看法是错误的.胡适与李大钊的讨论不论从历史事实还是学理层面都不构成"冲突".就历史事实而言,胡适无意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等对立;就这场讨论的学术层面看,也说不上是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交锋.     

“问题与主义”论争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之确立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遇到的第一次挑战,其实质是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与胡适的"实验主义"在如何解决中国问题上的一场"政治论战"。李大钊在这次论战中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思考中国命运,提出了通过"阶级竞争"达到对"经济问题"的"根本解决"的思路。这次论战,激发、促进了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确立。到1920年初,李大钊不仅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比较全面、准确的认识,而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渐确立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思路。     

融通主义与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现实之路

提到"主义"与"问题",人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这场争论触及了当时诸如对各种外国政治思想及学术思潮究竟应采取什么态度,以及究竟应采用什么方法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等时代焦点,并初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关系.本文无意对这一历史事件作过多评价,而是希望透过"主义"与"问题"的关系这一视角来探析二者的融通环节,以期为在新形势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进程提供一些有益的启迪.     

“问题与主义”之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

“问题与主义”之争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著名论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闻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争论，其实质是中国是否需要革命，是走资产阶级改良之路还是走无产阶级革命之路的讨论。论战在理论上阐明了“问题”与“主义”的辩证关系，在实践上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井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应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道德理由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对内在理由与外在理由的反思

道德理由是道德哲学的重要议题。从康德与休谟的理性主义与情感主义之争,到今天的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之争,随着道德哲学的演进,在道德理由上争论的重点也发生了转移。从论证来看,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也有一些难以克服的缺陷。内在主义注重道德理由与个人行为动机之间的直接关联,却忽视了道德理由不能简单等同于个人的内在理由。外在主义强调道德理由必须要尊重外部的道德原则,却往往无力激发行为者以此行事。从当代道德哲学的发展来看,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之争其实是反映了个人偏私的特殊性与不偏不倚的道德要求之间的关系。一个更加合理的道德理由必须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既是特殊的,也是普遍的,既是内在主义的,也是外在主义的。     

教化与审美经验——关于审美根据的论争

审美经验的本性是什么?它何以可能?关于这些问题,学界历来争论不休.简单说来,可以把争论的各方划分为浅显主义和教化主义两派.浅显主义是由作为"愉快的感觉"的审美经验和作为"愉快的契机"的美的事物这两者的简单表征促成的,而教化主义由于承认美和德性之间的密切关系,所以不会导致浅显主义,而是以与之不同的方式描述美和审美经验.     

“问题与主义”之争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一次重大论争。在这次论争中,李大钊有力地驳击了胡适的改良主义主张,指明了“问题与主义”的辩证统一关系。这场论争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在现代化建设中我党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工作方针,切实解决好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民生问题。     

陈独秀“取消主义”问题辨析

取消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是一种达到背弃党的地步的机会主义,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不相容的。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与当时的中共中央在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分歧,其中也不乏错误的主张,但他的错误并不是取消主义性质的错误,而是从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出发的经验主义错误或从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出发的教条主义错误。     

对“问题与主义”论战意义的再认识

对“问题与主义”论战意义的再认识刘芳“问题与主义”论争，是中国现代史上三次大的论战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一次重要论争。以往，由于种种原因，对这次论战的评价，更多的是从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加以否定。以致使后人对这次论争的意义缺乏全面...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

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之争,在我国旷日持久地进行着。这场斗争表现为多种形式,从无声到有声,从论战到枪战,未曾间断。 1919年马列主义刚刚传到中国,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潮流就分成两派。一派以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传播马列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另一派是以胡适为首的“文化人”,马上出来反对,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认为谈“主义”是阿猫阿狗都能干的事。两条道路之争自此开始,逐步升级。从使用批判的武器,直到使用武器来批判,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武装与国民党进行武装较量,最终取得胜利,成立了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