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越抗美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及启示

援越抗美时期，中国外交战略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进行调整，中国与美、苏、越三国之间的关系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变化的历程。20世纪60年代初，越南战争爆发，在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双重考量之下，中国做出了援越抗美的外交决策。60年代中期，苏联强势介入越战，使本已趋于破裂的中苏关系雪上加霜。中国对越援助的态度发生微妙的变化，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理念的同时，     

龚霄汉:精编画册了情缘

他曾是援越抗美战场上的老兵,参战历程成了他一生难忘的情结。为表达对部队、对战友的深情和眷念,他晚年倾力编制反映援越抗美作战的纪实画册《南天砺剑——记忆援越抗美》,画册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试论新中国外交政策演变的特点

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有其自身的特点。战后国际形势和中国革命历程决定了对意识形态的倚重 ,随着我国外交理念的日趋成熟 ,最终实现了从意识形态到国家利益的转变 ;与意识形态相联系 ,中国外交一直注重政治利益而忽视经济利益 ,改革开放后 ,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强调经济利益 ,把国家安全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中国外交对国际法的影响有一个由小到大、由单向努力到良性互动的过程。     

中国外交超越意识形态的内涵与外延

意识形态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于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中国外交的历史实践证明:极端的、强化了的意识形态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多是负面的,而凸显国家利益,超越意识形态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政策战略性调整的最为主要的内容,也是中国外交走向科学和成熟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六大对中国外交超越意识形态的内涵、外延做出进一步拓展,充分显示了中国外交进一步超越意识形态的务实性。     

论邓小平外交战略中的国家利益思想

在新的历史时期 ,邓小平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分析判断 ,对我国的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 ,始终把国家利益作为对外政策的出发点 ,对我国外交战略中的国家利益进行了具体而全面的分析、阐述 ,坚持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 ,把经济建设当作是我国最大、最高的利益 ,坚持社会主义的立国与强国之路 ,坚持独立自主的国家主权 ,维护国家独立和领土的完整统一 ,形成了完整的国家利益思想。     

从对抗走向缓和--析越南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越南战争时期,是中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中国援越抗美,中美之间自朝鲜战争后以间接方式进行了又一场军事较量.但也正是在这场战争中,中美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由原来的对抗走向缓和.双方以务实的态度去处理国际问题,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为中美两国关系的缓和提供了现实基础.     

中国对越援助的战略考虑与策略选择（1950～1978）

从1950到1978年,中国曾对越南进行了长达近三十年的大规模援助。这其中,除了受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自身的战略考量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整个援越的具体过程也不乏相应的策略调整。新中国成立之初近三十年的对越援助不仅履行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同志加兄弟＂的越南应有的国际责任,同时也并没有过分偏离自己国家的外交战略,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也不乏务实的审时度势。     

中国对东南亚国家政党外交:历史得失与政策启示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南亚国家是中国的重要外交方向,其中政党外交发挥着特殊作用。本文回顾了毛泽东时期、邓小平时期、后冷战时期中国对东南亚政党外交的历史得失,从中国的特殊政治制度、中共的意识形态和历史条件、东南亚国家特殊政党政治生态、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复杂关系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开展对东南亚国家政党外交的基本政治条件,并从政治观念与国家利益、政党外交与政府外交、制度化途径与领袖魅力等三组平衡关系出发对中国同东南亚的政党外交提出政策建议。     

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国家利益观

国家利益是决定国家外交政策和对外行为的根本因素。邓小平是第一个明确提出以国家利益作为中国外交出发点的中国领导人。在邓小平的战略视野中,将国家利益作为外交的出发点,将国家主权和安全作为国家利益的根本内容,突出中国外交的国家经济利益,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世界和平与发展利益的一致。实现中国国家利益的外交战略是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1937—1945年苏联远东政策的演变

1937—1945年,苏联从避免两线作战,确保本国安全与利益的战略高度出发,积极推行远东政策。“七·七”事变后,它以援华制日为主,同时坚持对日展开缓和外交。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苏联仍重视中国战场在牵制日本方面的巨大作用,但被迫减少并终止援华,由美国代替自己扮演援华抗战的主要角色。大战后期,苏联的远东政策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决定在远东从防御战略转入进攻战略,参加对日作战;二是削弱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建立苏联的远东势力范围。     

论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兼评朝鲜战争对台湾问题的影响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后被迫同美国进行的一场正义的自卫战争,其对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国家统一以及世界战略格局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利用朝鲜战争制造了台湾问题,使新中国失去了解决台湾问题和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宝贵时机,使得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中极为敏感的核心问题。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府逐渐改变了对台方针和政策。     

战时美国经济援华与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

抗战时期关国对华经济援助是美国援华体系的重要环节,它在援助力度与援助性质上随着远东战局的发展和美日矛盾的激化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正与美国对华政策日趋积极和国民政府的外交重点转向美国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表明战时中关“特殊关系”已在事实上建立起来。     

2007年美国“重返”柬埔寨的诸因素分析

历史上,美国与柬埔寨的外交关系经历了"两断两和"。柬埔寨新王国政府成立以来,柬美外交关系虽然得以恢复,但发展并不十分顺利。2007年,美国"加里号"作为越战后第一艘访问柬埔寨的美国军舰,重新开启了两国军事交流合作的大门,随后美国宣布恢复对柬直接援助,两国关系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柬美关系所实现的突破性进展并非偶然,而是由复杂的历史因素、柬埔寨主观意愿、美国的战略需求以及中国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     

试论中欧关系中的意识形态问题

意识形态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仍发挥着影响。冷战前期 ,由于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居于绝对的支配地位 ,中欧关系的发展受到了影响和制约 ,2 0世纪 5 0— 70年代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 ;70— 80年代由于国际大环境的变化和双方利益的需要 ,中欧建立了外交关系 ,但双方并没有把对方放在应有的高度加以重视 ,双边关系中仍然带有冷战的深深烙印。冷战结束以后 ,随着意识形态因素在国家利益中的作用淡化、经济利益的加强 ,中欧关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援越抗法与抗美援朝战略抉择的共同性

立国之初,新中国就被迫面对两场大规模的境外战争:印支半岛的越南抗法战争和在朝鲜半岛的朝鲜战争。两场战争都是冷战体制下的产物,不仅影响了新中国的地缘政治,还严重威胁着中国的独立与安全。新中国考虑到世界格局的性质和自己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亟需捍卫自己的利益;另外,从中国共产党自身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来看,新中国应该积极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支持兄弟国家的民主民族斗争。这两方面因素最终使中国选择了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     

周边大国在交叉承认韩朝问题上的博弈

20世纪70年代,美国为了摆脱越南战争的泥潭以及由此带来的与苏联对抗中处于下风的不利局面,开始全球性战略收缩。在东北亚地区,美国抛出了旨在减轻美国对日、韩战略负担的交叉承认方案,其核心是谋求在朝鲜半岛制造南北朝鲜被由美日韩构成的"南三角"和由中朝苏组成的"北三角"分别承认的局面。交叉承认的本质是在冷战时代背景下的国家集团间外交。依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各当事国对朝韩两国态度的变化,交叉承认问题的变迁分为南北三角对峙、"北三角"分化和后交叉承认三个时期。交叉承认未能实现其初衷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及其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利益。目前,随着朝核问题由于美国和朝鲜在朝鲜先弃核还是美国先同朝鲜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一问题上僵持不下,重提交叉承认以促使美国承认朝鲜、给予朝鲜安全感未尝不是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一个选项。     

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托管制度方案与中国

罗斯福的非殖民化设想反映了美国的利益和要求。战时,罗斯福从他的外交理念和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又基于对中国的深刻认识,适时调整了美国的对华政策,提出了中国大国的思想,让中国成为亚洲的主要托管国,使中国成为他自由战略的最高范例和试验。罗斯福对华外交思想及政策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偏见。通过战时在殖民地问题上罗斯福对华政策的改变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的实质和特点。     

林登·约翰逊与越南战争的"美国化"

林登.约翰逊虽然没有把越南问题看作是美国外交的中心,但是,由于他断然拒绝了越南“中立化”的建议,先后批准了“34A行动计划”和“横滚”作战计划,实施“雷鸣行动”,命令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越南登陆,从而将战火一步步烧到越南北方,使越南战争日益成为一场“美国人的战争”。而他本人,由于美国日益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沼,被迫声明不再竞选连任,付出了惨重的政治代价。     

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人权政策

人权问题既是美国主要国内政治问题,是国家外交政策问题,也是意识形态问题;在对华人权政策上,美国政府和国会拥有共同的人权价值观念;美国对华人权政策背后永恒的动因来自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国家利益的需求。美国的人权政策属于霸权干预主义行为,直接体现为文化帝国主义和“法理霸权”。     

吉田茂“中苏离间论”评述——吉田茂政治思想及其对华政策的视角

＂中苏离间论＂既是战后国际冷战格局作用于保守主义思想代表人物吉田茂的产物,同时也承继战前吉田思想,内含了吉田政治思想中＂反共主义＂、＂经济主义＂、亲美英的＂对美追随主义＂等侧面,可以作为吉田政治思想及其对华政策研究的切入点。1954年吉田携其＂中苏离间论＂出访欧美,目的是欲以他的＂离间中苏＂构想为手段游说美国,以求美国同意日本调整对华政策,发展对华贸易,这充分体现了吉田政治思想＂现实主义＂的侧面。此访未果,意味着对外以＂对美追随主义＂为第一要义的吉田政府在谋求调整对华政策上的努力以失败告终。此后至美国转变对华政策,中日邦交正常化,战后日本历届政府只得以＂政经分离＂为政策原则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