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弱势群体结社权看我国结社自由宪法权利的实现

作为现代社会一种制度化的民主政治权利,充分主张的结社自由权是公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的提升过程中逐步得以实现的。现阶段,我国宪法赋予的公民自由结社权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项声明性的权利,尚未得到实体法的保护与主张。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社会利益分化和利益群体逐渐形成,弱势群体社会权利贫困开始成为必须直面的社会现象,其权利表达渠道的缺失和表达手段的缺乏成为制约其有效维权的主要障碍。如何在制度层面保护社会弱势群体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并提高其自身争取利益的能力,本文认为,实现弱势群体有组织政治和社会参与尤其是其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和追逐渠道的建立,是改善其弱势地位的必要条件。     

从弱势群体结社权看我国结社自由宪法权利的实现

作为现代社会一种制度化的民主政治权利,充分主张的结社自由权是公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的提升过程中逐步得以实现的.现阶段,我国宪法赋予的公民自由结社权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项声明性的权利,尚未得到实体法的保护与主张.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社会利益分化和利益群体逐渐形成,弱势群体社会权利贫困开始成为必须直面的社会现象,其权利表达渠道的缺失和表达手段的缺乏成为制约其有效维权的主要障碍.如何在制度层面保护社会弱势群体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并提高其自身争取利益的能力,本文认为,实现弱势群体有组织政治和社会参与尤其是其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和追逐渠道的建立,是改善其弱势地位的必要条件.     

完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对策思考

当前我国弱势群体利益表达存在利益表达意识缺乏、利益表达渠道不通畅、利益表达方式不尽合理等诸多缺陷.对此,应从提高弱势群体自身素质,增强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意识、拓宽表达渠道、规范利益表达方式、提高弱势群体组织化程度和经济地位等方面来解决.     

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理论基础

在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制度建设和实践探索过程中，自然权利理论、权利制约权力理论以及程序主体性理论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引导作用。具体而言：自然权利理论衍生出刑事司法程序中人权保障的普遍性、不可或缺性和不可非法剥夺性；诉讼参与人享有广泛的参与性权利和救济性权利是权利制约权力理论在刑事司法机制中的必然诉求；程序主体性理论则为程序主体之间的地位平等性和充分的权利保障提供了理论依据。     

构建刚性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下任务

党和国家对于构建和谐社会重大战略已从六方面主要工作的"纬向"、用15年左右时间建设的"经向"和所要把握好的三个关键度上,在宏观层面完成了规划,但要把宏观的架构落到实处,在微观层面还必须尽快规划和构建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必须正视弱势群体,理解弱势群体的首要人权,透视弱势群体的社会生态特质,预见弱势群体的潜在影响;必须体恤弱势群体,了解弱势群体利益缺失之缘由,分析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滞障;必须照顾弱势群体,要从唤醒和培养全社会正确的人权理念和"社会良心"、树立和阐释区域内资源"质"、"量"有限和"占补公平"观念入手,以回应和保障弱势人群的权利诉求为目的,尽快规划和构建一些刚性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     

论弱势群体的基本人权及其保障

目前我国存在着规模庞大的弱势群体。在当前社会经济条件下 ,弱势群体的基本人权主要是生存权、劳动权、平等权。笔者认为 ,国家应从下述方面来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人权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切实解决弱势群体的生存权 ;构建就业援助法律体系 ,保障弱势群体的劳动权 ;立法上创造公平的社会环境 ,加强对基本人权的具体界定和保障 ;贯彻落实法律援助制度 ,保障弱势群体获得法律救济的权利。     

论结社自由及其实现--弱势群体结社权与中国市民社会培育

在西方,现代性的结社自由和独立社团是以市民社会为依托的.中国改革路向决定了,无论是就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市民社会之发育,还是建构于其基础之上的公民结社自由权利的实现,与西方存在着因初始条件不同而相异的路径选择.改革的深化,使多元利益群体形成及群体性利益博弈成为新制度安排中最需要重视的社会现象.但从整个社会角度看,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种种利益均衡机制尚没有相应形成,特别是弱势群体因缺乏相对平等的主体地位与合法有效的组织手段,成为社会影响力和权益保护最弱的群体是目前实现社会利益均衡与整合的最突出问题.不同利益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合法博弈主体地位之取得与制度化表达渠道的建立,既表现为自身民主能力的培育,更取决于结社自由制度化权利的保障.因此,就中国社会领域改革现实而言,弱势群体的结社权在一定意义上更能体现结社自由价值理念的本质内涵.     

社会转型期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探析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弱势群体,是和谐社会视角下的一个热点问题,他们的利益表达也是十六届六中全会有关社会体制改革所关注的一个焦点。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有利于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有利于利益均衡和社会发展,也有利于现实社会的公平与正义。通过构建有效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使其能够拥有平等的利益表达权利,自主、理性、合法地进行利益表达,从而由权利均衡走向利益均衡,是促使弱势群体走出困境的一种有效制度安排。     

和谐社会与话语权问题研究

话语隐含着权利,话语权的不公不是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我们需要完善利益表达机制,保障弱势群体的话语权,使利益表达诉求的渠道畅通,实现所有社会成员权利资源的平等分配,促进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从而达到一种美好的社会状态,即"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     

我国社会弱势群体保护探析

关注经济贫困：中国当下社会弱势群体保护的基点;关注权利保障：中国社会弱势群体保护的必然基点。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经济贫困并给予其经济救助,是对社会弱势群体保护无法避开和忽视的切入点。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不能只停留在经济救助上,关注其权利保障,并给予他们权利保护才会真正有助于社会弱势群体摆脱弱势地位、消除贫困。     

创造性劳动的信息相互性与人的类权利

随着信息文明的发展，从劳动角度讨论人权问题的意义日渐凸显。从人本身寻找人权的根据，“相互性”（reciprocity）概念在逻辑上具有重要地位。作为一种类权利，人权源自人的类特性，而最基本的人类特性就是相互性。相互性具有物能和信息两个基本层次，劳动创造性的提升使人类相互性越来越是信息层次的。创造性劳动成果的共享性质具有深刻的人权普遍性意蕴，创造性劳动的发展越来越意味着人权的发展。为创造性的自由劳动营造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是人权保障的重要方面，而信息生态建设将会是越来越重要的人权保障内容。人权作为一种类权利，从社会表现形式来说，是以人类创造性劳动的相互性为重要根据的法律规定；而就人类需要而言，其实质则是以创造性劳动的相互性为重要根据的深层预设。这种预设是保障以相互性为基本特性的人类自身的尊严，是保证人类社会公平正义所必不可少的。     

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及其法律援助

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及其法律援助,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包括维护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维持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提高弱势群体的素质和能力,帮助弱势群体获取相关的必要信息。更重要的是用法制来保障弱势群体的人权,构建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体系。     

和谐社会视角下中国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分析

非政府组织作为相对独立于政府、与政府处于平等地位的社会治理主体，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路径选择，对构建和谐社会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充当利益表达的渠道，沟通政府与民众，推进民主化进程；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以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有效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拓宽就业渠道，缓解就业压力；保护弱势群体，维护社会公平；保护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弱势群体利益表达障碍的原因分析

我国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失衡导致社会断层日益加剧,弱势群体的利益经常受到损害。由于弱势群体存在表达渠道阻滞,表达平台缺失,表达内容片面,表达意识淡漠等障碍,弱势群体在利益诉求输入环节受阻,导致弱势群体利益表达链条断裂,从而无法实现有利于保障弱势群体利益的政策和制度的输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问题日益突出,社会矛盾日积月累,得不到有效化解,直接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给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在“沉默”与“失范”之间——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底层方式

作为现代政治民主的重要内容,利益表达是利益博弈的基础和社会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由于资源的匮乏和外部支持的缺失,底层表达成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主要方式。弱势群体在利益表达的道路上要么做沉默的羔羊,要么被迫采取非常规形式,成为冲撞红线的失范者。在和谐社会的今天,政府应加强立法,注重制度建设,完善弱势群体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加快公民社会建设,培育弱势群体自身的利益表达团体,发挥民间组织在弱势群体利益表达中的作用。     

互联网对提升公民权利行使能力的双重效应

从法定权利向实有权利转变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公民的权利行使能力,它包括但不限于获得和理解法定权利及其实现方式的相关信息的能力,表达权利诉求的能力,监督侵权行为是否发生的能力,权利受到侵犯后寻求救济的能力,以合理的方式行使权利的能力等。权利行使能力的提升,不仅有赖于权利主体自身的主观努力,而且有赖于一定的客观条件。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为权利主体的权利行使能力提升提供了巨大的可能空间,同时也为权利主体有效和合理地行使权利带来了一些新的障碍和难题。政府应当积极普及互联网建设以提升公民的权利行使能力,并对互联网进行有效治理以消除其对公民权利行使能力带来的阻碍。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报告制度研究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报告制度是该公约的基础性并且是唯一的强制性制度,既具有所有人权条约缔约国报告制度共性,又具有自身的内容和特点。自1978年以来,该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对监督缔约国履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义务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暴露出一系列缺陷,其作用的发挥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包括缔约国报告制度在内的人权条约机构的改革任重而道远。     

城市弱势群体政治参与的现状及其对策分析

社会弱势群体主要是从经济地位上划分的,但经济上的"弱势"必然转化为政治上的"弱势",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政治参与渠道和途径,社会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得不到保证,他们的利益不能通过政治参与来表达,这些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问题就显得非常突出.文章拟就城市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问题做一个初浅的分析.     

论被追诉人辩护权的宪法保障

在“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现代刑事法理念的倡导下，控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个人的权利，用权利制约权力是平衡控辩双方地位，实现人权保障的重要途径。而将普通的被追诉人权利上升为宪法性权利，运用宪法来保障刑事被追诉人之人权，则为当今法治较为发达的国家所普遍践行。然而“无救济则无权利”，在提升权利之位阶的同时，建立和完善宪法救济机制才能真正实现权利之宪法保障。     

论转型期弱势群体政治参与与社会公正

转型期弱势群体政治参与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弱势群体政治参与权利的贫困,即在政府主导的各种价值分配中以及与此有关的各种公共政策制定中,弱势群体的愿望和利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真实的反映,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弱势群体处于政治参与权利不平等的地位。社会公正的实质是社会主体权利的平等性,而转型期弱势群体在政治参与权利上的不平等违背了社会公正原则,所以解决好弱势群体政治参与问题是促进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