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争视野下的《曾布日录》

《曾布日录》有着极重要的史料价值,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哲宗朝事迹时引录《曾布日录》甚多。其中原因在于:由于党争因素的影响,《哲宗实录》前后两次编修,内容不一,李焘只能参照其它史料对哲宗朝事迹加以辨析。而宋高宗对曾布《三朝正论》的欣赏,曾布及其子孙对《曾布日录》的曲笔及删润,使得南宋的舆论导向对《曾布日录》非常有利。     

《邵氏闻见录》有关王安石若干史料辨误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一书是宋朝重要的笔记著作之一,书中有不少关于王安石的记载,为研究熙丰变法者所习用。但书中多有议论失当、叙事讹误之处,不少内容出于有意作伪。本文对上述有关王安石的若干史料进行了考证和辨误的工作     

在经典与政治之间——王安石变法对《周礼》的具体实践

王安石在北宋神宗朝主理国家政治之时,在政治上厉行新法,在经学上力倡新学,两个“新”字当中包含着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多方面内涵。王安石的变法革新与经典诠释之间的联系,不仅通过其对《周礼》的认识和解说得到体现,更与王安石本人的“先王”意识及古典理想主义结合起来。王安石变法与《周礼》一书的真实联系,以及他是如何以《周礼》为依据而进行具体变法的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加以探究的。     

熙宁年间宋辽河东边界交涉研究——王安石弃地数百里说质疑

北宋神宗熙宁七年至十年(1074至1077),正当王安石变法之际,辽朝(又称契丹),曾为山西北部的边界划分问题向宋朝提出交涉,并迫其割让了部分领土。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就以此为由,制造了一个流毒千年的冤案,诬蔑王安石提出“欲取姑予”、“以予为取”的主张,把数百里北宋领土,割让给了辽朝。自此以后,绝大多数史籍都沿用此说。近年来有些史学工作者已根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记王安石有关言论,论证北宋失地之责不在王安石;“欲取姑予”之论并非出于王安石,完全是守旧派邵伯温凭空捏造。但对这次宋辽边界交涉中的某些重要问题还没完全搞清楚。以至最近     

“开卷有益”说

本文标题是一个成语,最初见于宋人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开卷有益”,说通俗一点,就是翻开书本就会受益。这个成语,是讲宋太宗赵光义勤奋读书、学以致用的故事。宋人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和清人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对此叙述较详。据这些史书记载：     

李裕民、佐竹靖彦合编的《增广司马温公全集》最近在日本出版

1991年12月李裕民教授应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教授佐竹靖彦邀清,赴日搞合作研究。1992年1月22日在内阁文库查阅《增广司马温公全集》,从中发现了绝响八、九百年的司马光日记(《日录》和《手录》),书中记述了王安石变法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大事件,具有重要的历史学价值。《每日新闻》详细报导了这一重大发现,随后香港《大公报》、新加坡《联合晚报》及《光明报》、《报刊文摘》等数十家刊物纷纷摘要转载。许多学者极盼见到此书。     

王安石《尚书新义》的诠释特性——以其哲学思想为视角

以正统儒家自居的学者对王安石《尚书新义》作出了否定性评价,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认为他的学术不正,但也并非完全否认其学术价值。王安石在《尚书新义》的诠释中表现出的一些思想例如君臣思想、对微子出走行事的看法及对法家思想的吸收利用,都与正统儒家思想格格不入,而这是因为王安石不仅遵循道德性的标准,而且也遵循智性和有用性的标准而形成的,是他的早期哲学思想在变法时期的延续与发展。     

魏了翁《周礼折衷》经学特点探析

《周礼》是宋人争议颇多的一部经典。本文主要分析宋末大儒魏了翁《周礼折衷》的经学特点:魏了翁对《周礼》抱持尊重的态度,认为此书本完整,传世本的残缺是流传过程中造成的,而《周礼》见疑于后世的主要原因在于汉儒解经的分歧与失误;对代表汉唐《周礼》学权威的郑玄《周礼注》,魏了翁既肯定其学术价值,又进行了有的放矢地批驳;对于宋代《周礼》学代表作王安石的《周官新义》,魏了翁一方面肯定其学术价值,另一方面则批评王安石阿附郑《注》,未能领会《周礼》所蕴先王政治精髓,导致变法误国。这些特点展示了魏了翁的《周礼》学观点。       

史学批评的歧路——从《东坡志林》中的一则笔记谈起

苏轼在《东坡志林》中,对司马迁的《史记》提出两点批评:一是“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二是肯定商鞅、桑弘羊之功.前一个问题乃是班固的老调陈词,范晔、沈括等早已提出批评.而后一个问题的产生,一方面是与苏轼对待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及其因反对变法而获罪的经历有关,本文试对此略作分析.     

论王安石《淮南杂说》中的“异志”思想

王安石《淮南杂说》中提出臣可用非常之礼、君可取而代之的“异志”思想 ,受到杨绘、程颐、杨时等人的攻讦。其实 ,王安石的思想根源于儒家经典 ,又为其改革服务 ,具有进步意义。理学家的批评既有反对变法的因素 ,更有强化封建纲常的时代要求在里边     

范仲淹变革思想论——兼论与王安石变革之异同

范仲淹的变革思想,从朦胧到清晰,从大概到具体。最能体现"庆历新政"前其政治变革思想演变过程的是《奏上时务书》和《上执政书》。《奏上时务书》提出变革文风、讲求武备、注重人才、勉励谏官、抑制恩荫等五个方面主张。范仲淹此时的政治变革思想更多地表现为笼统模糊、不成体系。《上执政书》提出六点具体变革应对措施:"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范仲淹这次上书阐述自己的变革思想,重点突出,思路成熟,措施具体,层次分明,自成体系,"庆历新政"的大致构思在这里已经形成。"庆历新政"的内容在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有完整体现。这次条陈十事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全篇文字简洁凝练,重在实用。至此,范仲淹完成了从"怎么想"到"怎么做"的转变。宋人种种关于政治革新的言论或作为,可以概括为"择吏为先"四字。范仲淹的变革思想沿着这条线索演变。在以"人治"为特征的封建专制社会,要变革官僚阶层,与社会根本性制度相矛盾冲突,失败是必然的。王安石变法重点在变更朝令法规,并不去触动体制根本性的问题,具有相当的可行性。     

晚年王安石与吕惠卿——从《全宋文》的一篇误收文字谈起

《全宋文》李定文中误收了王安石晚年退居金陵期间写给吕惠卿的一封书信,这封信和现存另外两封王安石致吕惠卿的书信一道,为我们提供了晚年王安石与吕惠卿释憾复欢的证据。     

以人为本与宋代法律思想的演变

作为宋代法律思想的基本理念,以人为本是贯穿有宋一代始终的生命线。随着宋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深刻变迁,宋代法律思想也与时俱进:从宋初的体恤民情、重视吏治,中经王安石变法开始利义均重、积极以法律来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到南宋时期既注重保护商人的合法利益又注意适应社会发展。宋代法律思想的演变对当前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与进行法治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从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谈我国农村的税费改革

北宋王安石从理财入手所开展的变法运动影响深远,然而,由于陈旧腐朽的官僚体系,面对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宋神宗和王安石治标不治本,选择了一条为国聚敛财富的道路,使改革缺乏制度的保障,致使变法政策失败。借古鉴今,王安石变法之经验和教训,也许对我国当前农村正在进行的税费改革会有多方面的借鉴和启迪：减轻农民负担是农村税费改革的立足点;简便易行是税费政策制定的关键点;增收节支是农村税费改革根本点;全面实施农村“费改税”方案,从制度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     

论宋神宗殿试进士的承启与转折

宋神宗采纳王安石的改革主张,对科举尤其是殿试进士制度进行了多项改革。北宋大臣王安礼奉诏拟定的《元丰五年殿试进士策问》试题以及熙宁、元丰年间的科举取士情况,真实地反映出宋神宗殿试进士的改革情况,体现了王安石崇实尚用的教育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意义和考试学价值。     

王安石的法治思想探略

王安石变法是以“大明法度”,变法图强为指导思想的崇尚法治,以法治国的改革运动。在变法实践中,王安石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法治理论。文章分别从其关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阐述他的法治理论与法治思想。以为学习和研究王安石的法治思想对于促进当今的法治建设仍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王安石七言绝句新议

王安石创作了大量七言绝句,他的七绝深婉精工,与他“尚用”的文艺观相比,其七绝创作却十分注重艺术技巧的追求。他的七绝风格形成既有他性格和境遇的因素,又与他对前代诗家转益多师密不可分。     

王韶经营熙河管窥

11世纪中叶王安石的变法为宋王朝打了一针强心剂。王韶作为王安石变法的具体实施骨干之一,以他卓越的军事才干开疆辟土、安抚蕃众;以他敏锐的政治见地和军事眼光,兴马政、扩蕃兵、通蕃汉贸易,治理熙河地区,他的经营成效对边疆的稳定和开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论王安石精神及其时代价值

王安石精神主要表现为：追求真理的无畏战斗精神，富国强兵的爱国主义精神，革故鼎新的革新精神，务实有为的实干精神。弘扬王安石的精神，要善于从历史与现实的比较中借鉴，积极推进当代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大业，从传统与时代的结合中创新，造就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民族精神。     

徐海、王翠翘事本末考述

徐海、王翠翘事迹在多种文学、文献资料中皆有记载,人们在引用、参考这些资料的时候,较少关注资料记载过程中的其他背景因素,本文在事迹本末考述中,着力点主要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