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环境治理动力机制研究——环境分权抑或环保立法

生态环境治理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为治理污染，我国政府制定诸多环境政策，并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这表明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治理，也显示出我国环境治理的严峻性。环境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其赋予环境的消费非竞争性和收益非排他性，政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偏好，以上特征使得政府在治理环境过程时权责不清、环境治理缺乏动力的现象频繁发生，增加环境治理的困难。环境分权、环保立法是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能否在激励机制与问责机制方面激发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力，降低环境污染水平？文章探究环境分权和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并分析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以长三角27个中心城市为样本，选取2003—2019年市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同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动态效应检验、安慰剂检验等验证文章研究结果，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分权激励政府进行环境治理，有效降低长三角环境污染水平，并对环境污染滞后三期发现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具有明显的滞后作用，其影响具有长效性；相较于环境分权而言，环保立法对长三角城市群环境污染的作用较为微弱，并通过动态效应检验、增加控制变量和安慰剂检验等角度进行检验，使结果更为可靠；值得注意的是，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政策组合的环境污染治理动力更为显著，两种政策组合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高于两者单独的政策影响。因此，文章从建立区域环境协调治理联动、强化法治建设、激励各主体环境治理等方面提出相应的环境治理政策建议，持续发挥环境分权在长期治理污染的作用，完善区域环保立法标准体系，强化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的合作治理互动效应，增强环境治理动力。文章从市级层面视角分析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并通过实证进行一系列检验，丰富市级层面环境治理研究，并通过多角度稳健性检验验证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为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提供有益借鉴。     

中国企业环保投资的减税效应——基于环保补助与生命周期的视角

环境污染是典型的外部性问题，企业主动进行环保投资的意愿不高。如何引导和激励企业进行环保投资是环境治理的关键所在。本文选取2008—2020年制造业上市A股重污染企业的数据实证研究企业环保投资的减税效应以及环保补助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进行环保投资具有显著的减税效应，且资本性环保投资相较于费用性环保投资具有更显著的减税效应；环保补助会削弱企业环保投资的减税效应。基于生命周期的分析表明，环保投资的减税效应和环保补助的削弱作用在处于成长期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提高媒体关注度有助于发挥环保补助的削弱作用，但企业现金流较为短缺会限制环保补助的削弱作用。研究证实了环保投资的隐性激励机制，揭示了显、隐性激励机制之间的关系，为企业今后更好地利用政府环保补助、强化环境责任和环保投资理念提供了方向，也为减税降费背景下环保投资激励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参考。     

环保激励委托—代理人问题：来自中国环保模范城市的证据

环境保护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近年来,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本文以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为切入点,研究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环保激励政策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央—地环保激励政策存在委托—代理人问题,“创模”前期,城市空气质量得到改善,但未能长期保持。中央政府对“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监督不到位、未严格实施复审机制,地方政府利用信息不对称采取短期性的政策手段、甚至操纵数据,导致“创模”不是一项有效的环保激励政策。最后,研究发现“创模”活动具有政治激励效应,良好的城市环境未显著提升官员政治晋升机会,但“创模”活动显著地为地方官员带来更多的政治晋升机会。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逻辑及其对节约型社会建设的作用与启示

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国传统文化、党的实践三方面探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逻辑，并说明节约理念是贯穿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继而从政府、产业、社会三个层面出发，阐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节约型社会建设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得到启示：我国应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分三个层面进一步加强节约型社会的建设。政府层面应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优化政策体系；产业层面应促进绿色产业发展，加强扶持政策，引导绿色投资；社会层面应进一步提升全民环保意识，普及环保知识，加强生态环保教育。     

和谐社会视域中的生态文学

在推动和谐社会构建的实践中,生态文学承担着特别的使命。生态文学大量展示生态危机的残酷事实,以对生态危机深重的忧患意识警醒世人,触动人们的灵魂,激发人们自觉的生态意识,走出狭隘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误区,从观念上奠定和谐社会的基石;生态文学致力于反思社会、经济、科技发展模式如何影响、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危机,为环境科学研究提供精神支持,促进政府对社会发展政策特别是环保政策的修正和实施,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创造更好的条件;生态文学挖掘现实生活的诗意美,讴歌美好的生态形象,展示理想的生态社会,为构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和谐的生态氛围。     

论我国环保NGO对制度环境的诉求

我国环保NGO的制度环境具体包括宏观制度环境、微观制度环境和非正式制度环境,这三者均对环保NGO的发展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因此,对制度环境的诉求不仅是环保NGO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我国生态政治建设和公民社会发展的需要。作为制度的供给者,政党、立法机关和政府对此均负有相应的责任,应充分发挥各自的角色作用,完善环保NGO乃至整个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     

环境规制政策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机理研究:一个理论分析

环境规制作为社会性规制的重要内容,是政府的一项必要性职能,对环境治理起着重要作用.研究发现,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程度主要取决于环境规制政策执行的效果,受到环境问题的整体水平、企业的行业和规模、环境规制政策的科学性、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环保机构的执行能力、政府领导者的执政理念、企业与政府的关联程度、公众的环保意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增强环境规制政策执行的效果有助于激励企业技术创新,进而提高环境治理水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央环保督察、绩效考核压力与企业“漂绿”

本文将2016年首轮施行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DID)考察该制度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中央环保督察显著降低了被督察地区污染企业的“漂绿”水平，但因传统政绩观的惯性影响，经济绩效考核压力会弱化该制度的微观政策效果。进一步分析发现：环保督察期间，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加强环境执法促进企业改善环境信息披露；企业“漂绿”水平的降低仅在法治化水平高、行业竞争度高以及媒体关注度低和非政治关联的样本中显著；兼顾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政绩考核机制有助于克服传统政绩观对该政策的负面影响。本文丰富了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为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提供了理论启示。     

系统观视角下的环保常态机制与企业竞争力提升研究——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及启示

以往研究较少关注建立环保常态机制与企业竞争力提升之间的关系。本文运用系统观的理论,构建环保常态机制的作用机理,以我国台湾地区企业、政府、社会共建环保机制的经验为对象进行理论匹配,分析了我国台湾地区环保常态机制的运作模式及其对企业环保制胜、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就我国环保事业的现状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研究揭示出:企业是环保事业的实施主体,政府是环保实施的规制者,社会是环保行为的规范者;企业应该转变经营思维,将应对环保挑战与提升企业竞争力相结合。     

从行政理论视角看环保公众参与

在行政学视野中,环保公众参与是环境行政民主、环境行政法治和环境行政发展的要求;环保公众参与有利于促进政府环境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有利于公众监督政府和避免政府失灵,有利于促进公众对政府的理解和信任。为了促进环保公众参与,需要拓宽和畅通环保公众参与渠道,建立和健全环保公众参与机制,大力推行环境信息公开,加大环保教育的力度。     

环保类告示语的语言特征

环保类告示语作为社会用语的一种,具有社会用语的一般特征。其目的在于希望能够唤起受众的环保意识,以实际行动保护环境卫生,创造和谐生态环境,从而减少或者杜绝危害环境的行为。本文从环保类告示语的词汇形式和语法形式入手,阐述环保类告示语的语言特征。     

环保物流问题研究

环保物流的产生有其现实背景和理论基础,在当前各国经济都在注重环保的形势下,我国发展环保物流势在必行,政府要发挥政府的引领和导向作用营造宏观环境鼓励环保物流,企业在企业物流的各个环节都要注重环保,形成环保物流,消费者要倡导绿色消费,支持环保物流。     

我国环保非政府组织的现状及其法律完善

非政府组织是指除政府和企业以外的第三种社会组织,是依法建立的、非政府的、非营利性的、非党派性质的,并具有一定志愿性质的、致力于解决社会环境问题的社会组织。环保非政府组织在当今全球性的环境保护运动中的活动和作用集中体现在普及和提高环保意识、参与立法及政府的决策、参加诉讼程序、实现环保目的等方面。我国环保非政府组织尚处于初级阶段,社会影响力不大,因此,需要明确非政府组织的权利义务,促进我国环保非政府组织的成长和完善。     

中央环保督察对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

针对中国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然而,地方政府在实施环境规制的过程中受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制约,使得传统环境规制的收效有限,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为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对解决当前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问题的效果,基于2012—2019年上市制造业企业的年度数据,利用多期倍差法考察了这一制度对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及作用传导机制。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整体上有利于制造业企业过剩产能的治理,并通过促进地区专业化集聚来发挥作用。同时,该制度对市场化进程较高地区、重度及中度污染行业的制造业企业过剩产能的改善作用明显,也对大规模、国有及民营制造业企业过剩产能的治理效果显著。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环境保护政策演变

环境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环境保护政策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环境保护政策在应对日益复杂的环境形势中不断深化发展。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经济手段和政策在环保中开始发挥作用,环境保护政策开始强调"人文关怀"的回归,环保理念逐步深入人心。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我国经济产出的污染排放强度不断减少。面向未来的环境问题,我国的环境保护政策制定应该充分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始终坚持"人文关怀",坚持"发展"的思路,在吸收国外环保经验的同时,充分认识我国自身的环境问题特征,更灵活地运用经济手段和制度,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更广泛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     

中央环保督察、地方政府回应与环境治理取向

中央环保督察以一种“高位推动”的跨层级治理方式增强了环保执法刚性约束力，由此刺激出各级地方政府多样化的回应方式与治理取向。基于府际关系理论建构的“督察—回应”分析框架对地方政府回应中央环保督察的行动逻辑考察发现:在环保考核的压力下，地方政府采取消极的“一刀切”回应方式，虽能在短时间内缓解中央环保督察所带来的问责压力，转移“治污”主体责任，降低公众对环保约谈的关注度与社会舆论的放大程度，但由此衍生出的多重次级风险不仅会弱化地方政府公信力，也会影响地方经济发展。而作为一种积极的“切一刀”回应取向，既实现了精准治理、典型治理和分类治理的有机结合，也有助于提升地方环境政策执行绩效，实现环境“治理有效”。“一刀切”转向“切一刀”意味着基层生态环境治理能力逐渐提升，更是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美国环境管理体系研究及其启示

面对日益暴露的普遍而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我国政府迫切需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政府环境管理体系.通过对美国政府环境管理体系的构成、政府内部环境管理的控制机制、政府部门制定环境政策的过程管理、美国政府对环境政策的实施与监督机制进行系统地分析,提出了对我国政府环境管理工作的启示.     

经济增长与政府环境治理--基于面板数据与兰州案例的分析

政府、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关系密切。基于1998—2014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验证在产业结构、技术、人口、对外贸易等因素综合影响下,三类工业污染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加入政府政策变量,即排污费和环保补助后,基于对比分析,可进一步讨论政府政策的影响效果。结果显示：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并不一定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但政府政策可改变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变动关系。从“兰州模式”来看,在有资金保障的条件下,政府通过制度创新强化环境治理,可使严峻的环境问题在政府持续和有效的政策作用下实现渐进逆转。     

女性环保行为、媒介使用与政府环境治理满意度研究

基于2013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运用OLS模型和有序Probit模型探讨女性环保行为和媒介使用对政府环境治理满意度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结果表明:第一,女性环保行为对政府环境治理满意度影响显著,女性越积极参与环境活动其对政府环境治理越满意;第二,媒介使用对政府环境治理满意度为负向影响,政府应该重视媒介多元化信息需求,引导女性正确使用媒介;第三,女性环保行为、媒介使用和政府环保治理满意度的代际差异显著。     

环保“土政策”：环境法失灵的一个解释

环保“土政策”是我国环境法律失灵的重要原因.按照类型可以分为象征性环保“土政策”、选择性环保“土政策”、替换性环保“土政策”、附加性环保“土政策”.环保“土政策”产生了严重的非预期后果.环保“土政策”表现出隐蔽化、“合法化”、补丁化的演变特征.完善政府环境问责制、建立环境保护“倒逼机制”、推进环境公众参与是治理环保“土政策”的有效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