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环保督察能否促进企业环保投资？

区别于以往以“督企”为特征的环保政策,以“督政”为核心的中央环保督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致力于纠正常规环境治理机制下的地方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保投资具有持续显著的促进作用。作用机制检验显示,以环境处罚力度提升为代表的合规效应是中央环保督察促进企业环保投资的主要机制,而以政府环保补助为代表的激励效应并不显著。拓展性分析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效应在低行业竞争及督察“回头看”地区的企业样本中更为显著,且能够有效缓解以往环境治理中的“政企合谋”问题。因此,在未来环境治理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应加强环境政策执行监督,推进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常态化。     

中央环保督察、绩效考核压力与企业“漂绿”

本文将2016年首轮施行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DID)考察该制度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中央环保督察显著降低了被督察地区污染企业的“漂绿”水平，但因传统政绩观的惯性影响，经济绩效考核压力会弱化该制度的微观政策效果。进一步分析发现：环保督察期间，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加强环境执法促进企业改善环境信息披露；企业“漂绿”水平的降低仅在法治化水平高、行业竞争度高以及媒体关注度低和非政治关联的样本中显著；兼顾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政绩考核机制有助于克服传统政绩观对该政策的负面影响。本文丰富了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为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提供了理论启示。     

多制度环境下我国的环境治理困境:产生机理与治理策略

我国环境污染治理中存在着执行偏差以及污染反复出现等问题，要求对环境治理的多主体逻辑进行系统的分析。多制度环境的分析框架关注复杂制度环境对行为主体的影响，有助于厘清我国环境治理困境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作为环境治理的主体，在实践中分别遵循国家逻辑、科层逻辑、市场逻辑和效用逻辑，不同行为逻辑和动机容易产生逻辑冲突或不协调，不利于形成环境治理合力。对此，提出相应的治理策略：在中央政府层面，实现由“运动式”环保督察向常态化督察的转变，建立环保督察的社会化参与体系；在地方政府层面，提升环保绩效的重要性，建立地方政府环境保护努力指数；在企业层面，鼓励企业进行环保技术创新和应用，建立企业环保“红黑榜”，激发企业绿色生产的潜力；在社会公众层面，加强环保宣教，维护公众的环保参与权利。     

金融生态环境、债务治理与企业产能利用——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产能过剩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抑制相关行业产能过剩的政策措施已进入实施阶段。以中国2007—2012年的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对象,实证考察金融生态环境和债务治理因素对企业产能利用的影响。研究发现:(1)公司所在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越好,其自身的产能利用率越高、产能过剩的可能性越低;(2)公司财务杠杆与企业产能利用效率正相关,与企业产能过剩的可能性负相关,相反,银行贷款、债务期限结构则与企业产能利用效率负相关,与企业产能过剩的可能性正相关;(3)与国有产权相比,民营产权一方面加强了金融生态环境、财务杠杆对企业产能利用效率、产能过剩的正面效应,另一方面降低了银行贷款、债务期限结构对企业产能利用效率、产能过剩的负面效应。     

中央环保督察、地方政府回应与环境治理取向

中央环保督察以一种“高位推动”的跨层级治理方式增强了环保执法刚性约束力，由此刺激出各级地方政府多样化的回应方式与治理取向。基于府际关系理论建构的“督察—回应”分析框架对地方政府回应中央环保督察的行动逻辑考察发现:在环保考核的压力下，地方政府采取消极的“一刀切”回应方式，虽能在短时间内缓解中央环保督察所带来的问责压力，转移“治污”主体责任，降低公众对环保约谈的关注度与社会舆论的放大程度，但由此衍生出的多重次级风险不仅会弱化地方政府公信力，也会影响地方经济发展。而作为一种积极的“切一刀”回应取向，既实现了精准治理、典型治理和分类治理的有机结合，也有助于提升地方环境政策执行绩效，实现环境“治理有效”。“一刀切”转向“切一刀”意味着基层生态环境治理能力逐渐提升，更是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中央环保专项督察的治理效应——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实证检验

作为中央环保督察的一项重要类型，专项督察在我国环境治理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探究中央环保专项督察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中央环保专项督察的效果较为明显，能够有效改善城市空气质量；中央环保专项督察的效果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在督察结束后仍保持显著的正向效应；严厉高效的压力传导机制与透明及时的信息公开机制是中央环保专项督察推动地方政府落实整改的重要因素。     

产能过剩的现状、前因后果与应对

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转型期面临的重要问题。对中国产能过剩的现状、后果、成因、应对以及应对的代价进行了一个梳理。产能过剩的形成具有经济发展规律的共性,也有中国特色制度背景下的特性。鉴于其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稳定有着重要的影响,产能过剩的应对是一个重要且迫切的任务。借鉴日本的国际经验和中国过去治理产能过剩的经验和教训,中国的产能过剩治理从“一带一路”、市场机制改革以及坚决地去产能等几个方面多管齐下,制定了全方位的对策,并已经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结果。但是产能过剩的治理也面临着大量的就业岗位转型和社会稳定问题。因此,政府相应推出了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核心的促进就业的政策,以减小产能过剩治理的代价。     

产能过剩、实质性创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创新发展与产能过剩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个核心议题,二者的关联性分析将为破解当前产能过剩问题提供理论支持.本文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手工收集2010—2017年实质性创新数据及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数据,实证考察了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产能过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产能过剩会抑制企业的实质性创新产出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实质性创新在产能过剩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实质性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快的地区,产能过剩对实质性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更强.因此,企业应加大技术进步和获取竞争优势的实质性创新,而不是仅仅追求创新"数量",才能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谋求企业长远发展.     

环境规制政策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机理研究:一个理论分析

环境规制作为社会性规制的重要内容,是政府的一项必要性职能,对环境治理起着重要作用.研究发现,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程度主要取决于环境规制政策执行的效果,受到环境问题的整体水平、企业的行业和规模、环境规制政策的科学性、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环保机构的执行能力、政府领导者的执政理念、企业与政府的关联程度、公众的环保意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增强环境规制政策执行的效果有助于激励企业技术创新,进而提高环境治理水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宏观经济波动、制度性激励与产能过剩

厘清产能过剩与宏观经济周期和制度性激励因素的关系,是治理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的关键.基于29家上市钢铁企业2007—2017年的面板数据测算了行业产能利用率,通过构建P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探究了经济增长以及政府补贴、金融支持等制度性因素对产能过剩的冲击,利用方差分解方法测算了各影响因素对产能过剩的"贡献度",结果显示:产能利用率的变动趋势与GDP周期不完全一致,在经济下行周期产能过剩有所加剧;在经济上行周期,产能过剩受到抑制,但该抑制效果不具有可持续性.冲击效应方面,产能过剩对自身的影响在各期都是最高的,说明产能过剩具有很强的逐期积累效应.除自身冲击以外,政府补贴对产能过程的冲击最明显;金融支持在短期内缓解了产能过剩,但长期内反而加剧了产能过剩.实证结果说明,制度性因素在导致产能过剩症结中的作用很强,解决产能过剩的关键是改变政府治理模式.要通过构建多元化的政绩考核体系,防止制度性因素激励企业过度投资,彻底改变无效产能难以退出的体制基础.同时,要明确政府补贴的范围和用途,评估补贴效应.此外,应注意金融支持政策的进入、退出时机选择,防止企业对金融支持的过度依赖.     

金融杠杆影响中国工业产能过剩的实证分析

优惠信贷安排、优惠土地政策及软财务预算约束在推高企业杠杆率的同时,也加剧了工业产能过剩。利用数据包络法对中国2000-2014年工业36个行业产能过剩指数进行测度,并通过系统GMM模型就杠杆率对中国工业产能过剩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工业产能过剩存在整体性和周期性,杠杆率显著加剧了中国工业行业产能过剩,“去杠杆”政策对于产能过剩治理存在良好效果,杠杆率对产能过剩存在正向中介创新效应,然而该效应不但未能明显缓解产能过剩,反而产生了一定的恶化效应。     

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利用2006—2011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研究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制造业整体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不显著;但进一步分行业来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环境规制有利于污染密集型行业技术创新,但对清洁生产型行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因此,政府应根据各行业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形式的环境规制政策,以提高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结盟地方、应对中央:动因、类型及成功机理

在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对企业实施治理的特定情境中,当企业遇到中央规制的强大压力时,可以针对地方政府"双向代理"的特征,通过加强与地方政府的经济关系,利用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影响力,促使中央规制环境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变.本文对企业加强与地方政府经济关系的方式进行了分析,发现了企业与地方政府结盟的四种类型:地方政府默许、地方政府援助、地方政府引诱和地方政府主导.在对四种类型进行分析和解释的基础上,就企业与地方政府结盟突破中央规制限制的成功机理进行了深入分析.     

环境规制、环境污染与居民健康——基于调节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本文在Grossman健康生产函数的基础上,通过引入环境污染、环境规制等因素,利用2005—2015年中国30个省份（地区）（除西藏外）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与居民健康关系的调节效应以及环境污染与环境规制空间溢出效应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大小和作用方式。研究发现：（1）环境质量越差、污染程度越高,死亡率越高,居民健康状况越差。（2）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环境污染和死亡率的关系,具有缓解环境健康风险的作用。（3）环境规制和环境污染的健康效应均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性。居民健康不仅受到本地区环境污染和环境规制的影响,还受到周边地区污染物排放总量和政府环境规制强度的制约。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增强环境规制强度、落实环境规制政策,提高环境规制决策与实施中周边政府的参与度、增强省际地域间环境污染负外部性的管控和治理以及加强源头降污、形成区域治污、环保责任落实到人等四项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基于环境规制影响出口竞争力的传导机制分析,运用Heckscher-Ohlin-Vanek(简称HOV)模型,以26个制造业行业"十一五""十二五"(2006—2015年)10年间的数据作为样本,研究环境规制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其影响是先抑制、再促进的"U"型动态影响。目前我国处于拐点左侧,即制造业出口竞争力随环境规制水平上升,将不可避免地呈现下降趋势。从长期来看,存在"波特效应"。为尽早越过拐点,促进中国制造业提高出口竞争力,政府应建立健全环境保护与贸易立法,实行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并丰富环境规制工具;产业应加强技术进步和转型升级,利用绿色补贴等政策发展绿色环保产业;企业应树立环保理念,加快技术创新,增加人力资本投入。     

环保督察背景下基层政府的环境治理逻辑

在环保督察的政治背景下,基层政府的组织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表现为基层政府环境治理的“共谋”结构被规制,环境治理上升为基层政府的中心政治任务。通过对山东省中镇“污染搬迁”的案例研究发现,基层政府的环境治理嵌入到多重组织逻辑——完成任务逻辑、资源约束逻辑、避责逻辑和公益逻辑的复合作用之中,表现为“拼凑策略”和“目标嵌套”的行为样态,基层政府的环境治理呈现为被动性、摸索性和权变性。作为高位权力的环保督察虽然调适了基层政府的组织环境,使环境治理成为基层政府的强治理事项,但基层政府“赋责不赋权”的局面尚未根本改观。基层政府应合理调整环境治理权责分配机制,建立程序公正和公众赋权的环境治理体系,形成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环境治理的格局,以真正推进基层政府环境治理的现代化。     

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一项来自河北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当前中国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时期,地方政府和企业面临着资源环境的约束压力。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进步因此成为学术界和政府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以河北省为例,选取2009-2012年制造业面板数据,运用计量方法,通过针对区域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双重影响分析,得出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表现出"U"型特征,具体表现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具有激励效应,在区域内表现得不显著,企业规模、投资水平等因素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环境规制通过抑制投资水平,对技术创新产生了间接影响。为此,要求地方政府应当制定适宜的环境保护措施,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积极作用,来消除负面影响。     

新时代生态文明制度正义研究

新时代生态文明制度正义理想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种际正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代内正义及绿色可持续发展的代际正义.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制度正义卓有成效:生态红线制度维系底线正义,生态补偿制度奠定分配正义,生态督察制度凸显矫正正义,但也存在不足和问题.补足非正式制度供给,中和生态资源地区分配非均衡,平衡各类发展区环保设施建设,明晰各类环保主体责任,完善环境协同治理机制,健全监管督察机制等,成为建构生态文明制度正义的可行路径.     

新时代生态文明制度正义研究

新时代生态文明制度正义理想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种际正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代内正义及绿色可持续发展的代际正义.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制度正义卓有成效:生态红线制度维系底线正义,生态补偿制度奠定分配正义,生态督察制度凸显矫正正义,但也存在不足和问题.补足非正式制度供给,中和生态资源地区分配非均衡,平衡各类发展区环保设施建设,明晰各类环保主体责任,完善环境协同治理机制,健全监管督察机制等,成为建构生态文明制度正义的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