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中介研究综述

贸易中介在国际贸易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回顾近年来国内外贸易中介文献,从贸易中介的识别方法、贸易中介影响企业贸易行为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企业选择贸易中介的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贸易中介的作用机制包括促进买卖方的匹配、降低贸易成本和验证产品质量; 贸易中介为企业提供了新的出口模式,帮助企业进入市场规模较小、距离较远、贸易成本较高的目的国,对企业的出口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对企业进口国外投入品、出口和生产率提升等产生影响; 在影响因素方面,规模较小、出口产品种类越多的企业面对难以进入的市场,越可能通过贸易中介出口。研究表明,为了完善贸易中介研究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实践,需要加强贸易中介能否有效应对国内外政治和经济不确定性对进出口的冲击研究,拓展跨境电商与传统贸易中介关系研究,深化企业选择混合出口模式实现贸易中介出口和直接出口的优势互补研究。     

理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体现为“三新一高”,即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发展。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积极应对国际环境挑战,已进入以高质量发展为表征的新发展阶段,并取得显著成效。新发展阶段必须坚持创新为第一动力、协调为内生特征、绿色为普遍形态、开放为必由之路、共享为最终目标。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的指导方针,秉持新发展理念促进高质量发展。同时,要深度挖掘内驱潜力,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企业出口强度与进口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来自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

进口中间品的贸易自由化会怎样影响企业内销与出口的决定?本文使用中国制造企业的生产和贸易数据,发现企业面临的中间品关税的下降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出口强度,即出口占销售的比例。这主要是因为更低的关税使得企业可以使用更多品种的进口中间品,这一方面提高了企业的利润,降低了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门槛,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出口品的部门能够更有效率地使用进口投入品,其进口成本的下降就促进了生产出口品部门的扩张。我们不仅建立了理论模型解释此现象,同时还运用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制造业和海关全样本自2000～2006年的海量微观面板数据进行了大量丰富的实证分析。大量的研究结果支持了我们的结论。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国际贸易实证研究在进口中间品的贸易自由化方面的空白。     

全球服务贸易发展与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随着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的高速增长,全球服务贸易格局出现不均衡发展特征。对当前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趋势进行梳理,分析当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中国在“十四五”期间推进国际贸易发展的路径。研究认为,中国在服务贸易方面存在逆差,且逆差在不断扩大; 就具体服务行业而言,中国在诸如建筑、运输等传统服务贸易方面发展形势较好,但在旅游、留学方面存在较大逆差,原因在于中国总体经济发展较好使得国民拥有更多收入购买境外服务,并且中国部分服务基础设施国际化尚有不足。研究还认为,随着数字贸易兴起并在服务贸易中扮演愈加重要的地位,为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带来新机遇,中国需要围绕扩总量、调结构、找亮点、树特色、减逆差5个方面发展服务贸易,在减少旅行服务贸易逆差的同时,重点发展数字贸易,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并主动争取服务贸易相应规则制定的话语权。     

美国议员对华贸易态度的现状与展望

2018年初至今,由美国政府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已进入白热化状态。在此情形下,为了更好地了解美国政府对相关议题的态度,从政府、国会、议员及各特别委员会对其进行分析,对美国参议院两党核心议员、与中美贸易相关的委员会成员和其他委员会主席的投票历史进行了详细梳理,以各参议员在“自由贸易协定”相关谈判中的表决情况为基础,结合其在中美相关议题的表决情况,整理编写了参议员支持自由贸易倾向指数。具体而言,支持自由贸易倾向指数以50%为基础,高于50%表示该议员倾向于支持自由贸易,小于50%表示该议员倾向于反对自由贸易。分析认为,不论是参议院两党核心议员,还是各委员会成员,共和党议员均表现出支持贸易自由化的倾向;相反,民主党议员态度则较为复杂,总体来看倾向于反对自由贸易,甚至少数议员表现出极端反对自由贸易的倾向。结果表明,未来我们应该主动把握机会,积极与共和党议员接触,增进中美两国政治互信,提升高层交往,最终促进中美贸易继续向前发展。     

中美贸易摩擦的认识误区和正解

为了全面理解中美贸易关系,解读中美贸易失衡的本质,从美方特别是特朗普当局如何看待中美贸易失衡入手,通过对中美贸易数据的研判,预测未来中美贸易发展走向。研究发现,特朗普当局认为中国政府对出口企业的补贴以及高关税政策,是中美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导致美国制造业丢失了近300万个工作岗位,因此需要打压中国出口,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高关税来扭转贸易逆差,让中国长期处在全球贸易价值链的中低端。研究认为,美国对中美贸易额的统计口径过于简单,减少中国进口不能直接增加美国的就业人数,中国扩大出口能为美国提供“价优物美”产品,中国投资者又把贸易所得投资到美国购买国债,美国是贸易逆差的受益方;中国的大量贸易顺差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得,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中主要是把中间品加工成最终产品,贸易所得很小;此外,中国的关税政策符合WTO规则,美国也会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投资。因此,中国从全球贸易价值链的低端爬到中高端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中美应通过贸易谈判,争取经贸合作,才能够提高双方经贸规模,实现中美贸易朝着合理的方向再平衡。     

俄罗斯入世以来经济治国方略的政治经济分析

为了更好地理解俄罗斯经济治国方略的内在逻辑,深化中俄合作,以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为时间节点,对俄罗斯经济基本面和普京经济治国方略的重点方向进行系统分析,从“国际-国家-社会”三层次进行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的机制解释。研究认为,俄罗斯入世以来经济治国的方向主要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减少对企业监管限制、促进消费和投资来增强市场活力,改善人口老龄化问题、提高居民生活水平; 从国际层面,入世使俄罗斯更加深入地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但是开放贸易下资源型国家的要素禀赋优势挤占了其他经济部门发展资源,使得俄罗斯可能出现贫困化增长,调整过度依赖能源等原材料产品的经济结构转型迫在眉睫; 俄罗斯坚定地推动欧亚经济联盟,对外经济战略的制定体现了的国家自主性; 俄罗斯国内社会形成以了行业为基础的政治联盟,直接影响了具体经济议题上的政治决策,经贸政策既紧密团结独联体国家又实行“向东看”战略。     

贸易自由化的度量及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有力地促进了全球贸易自由化。为分析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系统梳理近年来有关贸易自由化的重要文献,从贸易自由化的度量、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创新的理论机制和实证结果、中国加入WTO这3个角度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进口贸易自由化总体上对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但对不同国家、不同企业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发展中国家主要通过获取国外价格更低、技术更先进的进口中间品获益,从而节约生产成本、提升创新能力,而部分发达国家由于受到国外低价最终品的激烈竞争,企业利润降低,导致创新活动减少,但技术先进的企业在竞争中几乎不受影响; 出口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企业的创新都有正向影响:出口能带来规模经济,增加创新收益,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通过参与国际供应链、向来自发达国家的客户学习先进经验,提高自身创新水平; 中国加入WTO后,平均关税水平大幅下降,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显著提高了国内企业的研发投入和生产率水平。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制造业贸易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我国的劳动收入占国民总收入中份额自1995年不断下降,深入而广泛的贸易自由化也发生在这一时期。本文采用中国制造业贸易企业1998~2007年的微观面板数据,研究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层面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我们将2002年中国加入WTO后关税的迅速下调视为一次自然实验,用倍差法进行实证回归。实证结果显示,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中国的贸易自由化过程通过降低资本品成本、中间投入品价格和技术引进的成本,显著降低了企业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企业面临的关税水平下降幅度越大,其劳动收入份额减少越多。在考虑了序列相关性、同趋势假设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依然显著。     

国际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研究

The global economy is increasingly growing into two prominent trends: there is an ever closer economic connection among countries,while at the same time wage gap is exacerbating in these countries. To analyze the casual relations betwee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wage inequality, this paper reviews literature related to this issue and sorts them out from 4 aspects:H O model,firm heterogeneity,outsourcing and firm’s technology choic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lassical H O model is very restricted,while firm heterogeneity,combining effective wage,matching and labor market friction can have influence on workers’ wage;outsourcing between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structures can have different impacts on heterogeneous workers’ wage,and technology choice increases workers’ skill wage premia. Research shows that globalization has few or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wage gapamong heterogeneous workers,and trade barriers can greatly impair firm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kill wage premia. Therefore,developing free trade,deepening international trade cooperation and expanding openness can improve industrial innovation,enhance skill wage premia,thus to achieve further “modernization” of firms and work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