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学复兴的若干思考

"儒学复兴"思潮呈不可阻挡之势.要区分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复兴"与作为学术流派的"儒学复兴",前者决无可能,后者则有可能和需要.作为学术流派的新儒学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儒学复兴"要处理好儒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现代新儒学要吸取中国马克思主义相关因素,以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     

儒学复兴新论——兼谈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向

提倡“儒学复兴”是必要的、可行的,关键在如何理解。首先,儒学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文化复兴”主张下必然提出的课题;其次,儒学复兴就是儒学的充分现代化;复次,儒学复兴既不是政治层面的,也不是意识形态层面的,而只能是学术文化层面的。儒学的复兴有三个标志:第一,要诞生一些有代表性的大师;第二,大众儒学或曰世俗儒学的复兴和普及;第三,全球国际社会的认同。“儒学复兴”的动力是知识分子、儒商及政府官员三大力量的良性互动。儒学与西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相吸收与融合是儒学复兴的根本途径。儒学与西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相吸收和融合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而三者各自的动态方向分别是:儒学的现代化、西学的中国化、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未来的中国文化应是各种文化的“和而不同”、“多元一体”。     

儒学道德文化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明确的话语表达形式,它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新特点,它是儒学优秀道德文化资源的现代表述,蕴含着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奠基于儒学优秀道德文化资源,完善儒学"仁"思想中的国家论、"义"思想中的人格说、"中"思想中的品格说,并发展以"和"为世界观的道德文化体系,从而寻求儒学道德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理论契合与外在践行路线.坚持传统性与创新性、历史性与文化性的辩证统一,激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蓬勃的文化生命力,真正打造实现中国梦的社会价值认同,引领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复兴.     

对话与对立——第三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文明对话的浪潮影响下,现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由尖锐对立转入平等对话的时期,表现在第三代新儒家纷纷提出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平等对话的主张。但是,平等对话的主张并没有消除二者在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上的根本分岐,希望通过复兴儒学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仍然是第三代新儒学追求的目标,在中国现代化实现之前,现代新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将不会因平等对话主张的提出而消失。可以预见的是:马克思主义将以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努力,充分说明和验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性和正确性,最后将现代新儒学的合理成分融入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新儒学的真正融合,这是现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对立和对话之后的必然结果。     

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学思想融汇的现代解读

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过程中，将我国国情实际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儒学思想结合起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既可体现儒学的现代价值，又能使马克思主义植根于民族文化，从而达到弘扬优秀传统思想、推进社会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加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的。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讨现代化建设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学融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三重向度——对梁漱溟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一种新解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如何"化中国",又包括"中国"如何"化马克思主义",从发生学上说,当马克思主义者思考怎样面对作为本土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儒学时,儒学家们也在焦虑如何应付作为外来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冲击。梁漱溟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儒学家处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典型案例。梁漱溟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表明,对待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要坚持三重向度,这对儒学的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都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儒学的历史命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形态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境遇变化。在现代中国 ,对于儒学 ,既不能一厢情愿地讲“复兴”,更不能全盘否定 ,而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批判继承 ,古为今用。这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需要 ,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     

关于当前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

近几年来,大陆新儒家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十分活跃,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大陆新儒家的一些学说和主张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是不相符、不相容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在学理上是荒谬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其一,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把中华文化经典的诵读等同于“儿童读经”,并把“儿童读经”作为在中国复兴儒学(教)的基础性工作,企图以“复兴儒学(教)”来替代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这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高青少年的民族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养,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教育目标是相背离的。其二,大陆新儒家提出“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立儒教为国教”、“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等观点和主张,这对我国现行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提出了公开挑战,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和注意。种种情况表明,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已成为现代新儒学运动新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出场,标志着现代新儒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关注和重视对大陆现代新儒家及其学说的研究。需要强调的是,对传统文化和儒学的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继承中华优秀民族文化,摒弃传统文化中反人民、反民主的封建糟粕,旗帜鲜明地反对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儒化论。只有这样,儒学研究和弘扬民族文化的活动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20世纪儒学的学术研究及其意义

以现代儒学的观点来看,中华民族的复兴即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的复兴主要是儒家思想的复兴,而儒家思想的复兴,最根本的用力之处是学术建设。从而,学术建设成为20世纪儒学的根本使命,学术儒学也成为这个时代儒学发展的特色。20世纪新儒家,大多以精治中国哲学史或儒学思想史为其学术基础,应当不是偶然的,表明这个时代面临西方哲学的冲击和现代文化的挑战,只有在学术上、理论上对儒学进行梳理和重建,才能立身于哲学思想的场域,得到论辩对方的尊重,与其他思想系统形成合理的互动;也才能说服知识分子,取信于社会大众,改良文化氛围,为儒学的全面复兴打下坚实的基础。     

论张君劢新儒学思想的发展

张君劢一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是现代中国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新儒学思想有一个前后发展的过程,五四时期:批评科学主义,主张意志自由;20世纪三四十年代:探索文化出路,弘扬民族精神;五六十年代:阐发儒家思想,倡导儒学复兴.张君劢新儒学思想的上述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五四以来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演化与变动,具有深刻的思想根源和社会背景.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张氏新儒学思想的发展及其思想根源和社会背景缺乏认真研究.本文抛砖引玉,希望得到方家与广大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论先秦儒家“礼”观念的层次及其意义

孔子重“复礼”,而礼的核心是等级观念,因此学界多称其政治上保守。但当时有等级观念者非仅儒之一家,不应以此观念定性儒家政治上的进步与保守。从层次上看,儒家赞同的等级观念包含着大量人类文明信息,不但不保守,而且非常先进,对今天的政治生活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论儒学的现代走向

儒学既有与现代社会生活相抵触的方面,也有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方面。儒学经过现代转化之后,仍将可以获得广阔的发展前景。儒学现代走向的一个向度是现代性,它可以同市场经济兼容,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个向度是民族精神,它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设计了求真、求善、求美、成圣、合群这样一些总体的目标,并且为实现这些目标提出了多种具体的价值理念。在今天,这些理念对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仍可发挥积极的现实作用。     

宋代理学话语的形成

陈来认为,宋明理学之所以成为理学,全在于它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一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有利于总结和提炼中国学术思想话语体系的构型特性。杨国荣认为,对心性和体性的关注,构成了理学的重要特点。心性之学分别从人自身的存在和人与对象关系的维度展开了对意义的追寻。向世陵认为,宋代理学所创造的"成性"说奠定了理学的本体范畴,是儒学复兴的最重要理论标志;宋代理学本体论的创立使儒学在理论上真正获得了新生。孔令宏认为,宋明理学对道家、道教的吸收,丰富了儒学的体用合一论和功夫境界论,提升了儒学的哲理思辨水平,充实了儒家的思想体系,促进了儒学的新发展。     

心性之学与意义世界

陈来认为,宋明理学之所以成为理学,全在于它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一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有利于总结和提炼中国学术思想话语体系的构型特性。杨国荣认为,对心性和体性的关注,构成了理学的重要特点。心性之学分别从人自身的存在和人与对象关系的维度展开了对意义的追寻。向世陵认为,宋代理学所创造的"成性"说奠定了理学的本体范畴,是儒学复兴的最重要理论标志;宋代理学本体论的创立使儒学在理论上真正获得了新生。孔令宏认为,宋明理学对道家、道教的吸收,丰富了儒学的体用合一论和功夫境界论,提升了儒学的哲理思辨水平,充实了儒家的思想体系,促进了儒学的新发展。     

宋明理学的纳道入儒与儒学的新发展

陈来认为,宋明理学之所以成为理学,全在于它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一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有利于总结和提炼中国学术思想话语体系的构型特性。杨国荣认为,对心性和体性的关注,构成了理学的重要特点。心性之学分别从人自身的存在和人与对象关系的维度展开了对意义的追寻。向世陵认为,宋代理学所创造的"成性"说奠定了理学的本体范畴,是儒学复兴的最重要理论标志;宋代理学本体论的创立使儒学在理论上真正获得了新生。孔令宏认为,宋明理学对道家、道教的吸收,丰富了儒学的体用合一论和功夫境界论,提升了儒学的哲理思辨水平,充实了儒家的思想体系,促进了儒学的新发展。     

论清代儒学的再整理

清代儒学家力图从儒家经典中重新挖掘儒学的意蕴,致力于儒学的再整理。针对宋明理学的弊端,顾炎武提出两条挽救儒学的措施,一条是正本清源,另一条是由器求道。戴震提出“道器一体”、“气化即道”、“理在事中”、“理存乎欲”等新观点,重申了儒家关心国事民瘼的民本主义思想,恢复了经世致用的学风。清代儒学表现出较强的批判意识和学术独立的意识,构成儒学的第四个理论形态。     

国粹与国学——评章太炎的学术思想与方法

中国近世的革命家和学者章太炎是国粹学派的重要人物，又是第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学大师。他是从固有的学术观念来保存国粹，提倡国学的。他以为国学的内容即是儒术和读经，治国学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小学而研究经学。他所理解的经学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古文经学派的经学，其治学目的和途径是遵循古文经学派的道路。由于受国粹派保守思想的影响和古文经学派门户之见的局限，章太炎在有关国学论著里表现出复古的倾向．他不是以求真的态度来对待新资料和新学科的，由于好奇和恶新使其治国学的道路陷于困境与歧途，为我们现在研究国学留下深刻的教训，     

论梁启超向清学正统派的复归

梁启超早年与清学正统派学术结下了很深的渊源。虽然他一度信奉、鼓吹康有为的政论式今文经学说，但由于治学路向的差异，梁启超晚年逐渐逸出今文经学，表露出一种向清学正统派复归的趋向，尤其他弃政从学以后这种趋向更加明显。这一文化现象其实折射出了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之间血脉相通的联系，而２０世纪初年的中国学术也正是以回归传统学术的姿态走向了现代学术，完成了传统向现代的学术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