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论》看王船山关于“陋宋”的观点——兼论船山的政治思想

<正> 王船山是我国十七世纪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又是杰出的史论家和爱国主义者.史论是船山学说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论史的一大特色,就是通过对历代的兴替、存亡、得失的总结,作为“求治之资”。所以他的史论,往往就是他的政论,真实地表达了他的政治思想。他在论史时曾经批判过“孤秦”和“陋宋”,特别是指责宋代统治者,因“陋”而使国敝,先陷于女真,终亡于蒙古,溃决了“华夷之大防”。显然,这是他联系到当时明亡于清的现实,有感而发。本文拟从他在《宋论》中提出的关于“陋宋”的观点,作一些考察,进而对他的政治思想作一些探     

王船山哲学之时间观述论

在技术时代下,人与时间的关系异常紧张,人面临着沦为时间之奴隶的危险。、明末大儒王船山,对时间有深入的思考。本文试从天道论与人道论两方面述论船山哲学之时间观,指出其“时间由气化而起”、循环不已、“备三际”、由“克念”把握时间、流通之时间等观点。而后通过比较哲学与文化的方法,归结出：儒家哲学对时间之重视（“时间人”）,而船山则予以明确的揭示与强调,有功于儒家哲学与文化之自觉。     

从船山易学看船山的人格美学

王船山(王夫之)四十多年矢志于《易》,易学修养极高,他的易学思想与其人格美学思想紧密相关。具体来说,船山易学中的身心观建基于“气”的思想,具有浓厚的生命美学意味;其心性观则表现出古代君子进德修业、追求德之大美的强烈意图;船山的人格美学强调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主张英雄人格和政治家人格的统一,特别突出刚健的人格力量。     

论宋代“文化重置”——以宋徽宗与皇权审美意识形态为例

“文化重置”是有宋一朝的特定文化战略,通过向中国文化之早期核心回归,宋代文化的核心定位和品格相较于汉、唐发生了跨越式的基础之变。“重置”是非历史的、非革命的和渗透性的重大文化突破,即通过回溯蓄力,为前行开辟道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揭著名的唐宋之变——中国于宋代进入了“近世”,这是历史向前发展的时间箭头。然而宋代却是一个上下同求复古的朝代,其经典诉求是回向“三代”,这是逆向的。近世前进之潮流与复古回溯之退却,构成了方向相反的文化引流与回归,如何化解冲突并推动文化改良,是“文化重置”命题给出的课题。通过观察宋徽宗所主导的皇权审美意识形态的三个例证,切近地了解在不可阻挡的近代化潮流下,宋代是如何通过复古这一看似倒退的文化政策以实现“文化重置”并再出发的。     

王船山之鬼神观

船山之鬼神观是其哲学思想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船山之鬼神观承接了张载关于鬼神气本论的基本观点,并以气本论为其鬼神观的逻辑起点,论证了鬼神即二气之良能的观点;在人与鬼神的生死气化过程中,论证了鬼神与人一也的观点;在人与鬼神的伦理道德方面,船山阐释了守人道而鬼神之理已得的基本观点。船山之鬼神观凸显了其气本论哲学思想的彻底性。     

王船山《论语》诠释中的理气观

船山对理气的说法不少同于朱子 ,但船山不像朱子那样往往用实体化的理解或说法处理有关理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 ,船山与元明时代理学关于“理”的理解的“去实体化”发展是一致的。而船山理气观与朱子学的不同处 ,更多地在于船山运用其理气不离的观点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讨论 ,在这些讨论中可明显看到 ,凡朱子学表现出重理轻气的地方船山必强调气 ,凡朱子学言气离理的地方船山则注重理 ,凡朱子学的说法中容易把理气变成各自独立的二物之处 ,船山必定强调理气合一。故船山理气观的要点应归结为理气互体 ,理气合一     

王船山的理气论

在宋明理学研究领域,气学、理学（道学）、心学三分构架,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一个基本预设。张载作为宋代道学的奠基者之一,开创了所谓“气学”传统,王船山的思想以重建道学传统为根本旨趣,丰富和推进了气学理论。船山理气论呈现的思想样态表明,船山是广义道学史上的人物,而非单纯的所谓“气学家”。船山学在本体论域,接受周敦颐的太极说及朱子的本体论诠释方法,以太极释张载的“太和”,肯定太极即本体。在理气问题上,船山学在“天地之理气”的预设下,坚持理气不离、理气一体的立场,同时对朱子学的理气不杂说亦有肯定,提出“气不损益,理亦不杂”说,并承认相对于气而言,理有“秩序”义,因而在工夫上主张“以理御气”,呈现出与理学工夫论相符的一面。船山学一方面坚持“理是气之理”的气本论立场,甚至认为心、性、天、理都必须“在气上说”,另一方面又引出“诚”的观念,认为诚是气的本然之体,又是天之实理,而且诚是“极顶字”,是不可用其他字“代释”的最高概念。船山学在宇宙论本体论问题上略显复杂的观点论述表明,其理气论在实质上仍属于气学形态。总之,船山学是对濂溪学、横渠学以及朱子学的继承和创新。     

船山君民关系论的合理因素

<正> 王船山政治,伦理观念中确有很多封建糟粕。例如,他极力鼓吹“君臣之义”“父子之仁”这些,杨昌济早就指出:“船山所论多有已成明日黄花者”。但这只是船山思想的一个方面。船山在论述自己的治学方法时曾说,“而就事论法,因其时而酌其宜,即一代而各有弛张,均一事而互有伸诎,宁为无定之言,不敢执一以贼道。”我们分析船山的政治伦理思想,     

对《船山师友记补正》的一点补正

近读桂多荪《船山师友记补正》(载《船山学报》1985-2第69页),查阅了家藏《大行实录》残本,对于管嗣裘逃匿地点、共难的朋友以及与刘惟赞往来之人,有以下几点补正。 1、罗正钧《船山师友记》(岳麓书社1982年版)引《永历实录》载:管嗣裘在广西陷落后,“匿临川山中”,“临川”确为“灵川”之误。查《大行实录》和太平洋书店本《船山遗书》,均为“灵川”。可见是罗正钧抄录之误,或排印之误。     

致孝、立教、通幽明——王船山祭祀观的逻辑展开

王船山从孝道、教化与人生归宿等方面,构建了系统的祭祀理论体系。船山认为,祭祀传达的是人们追念先祖、礼敬鬼神的情感,是仁孝的表现。仁孝是礼乐教化的根本,因此祭祀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社会教化举措。船山希望人们能够在祭祀中参悟“死生一气”“幽明一理”的道理,养成达观的人生境界。船山的祭祀观上承传统儒家的祭祀理论,重在倡明礼乐文明、重振社会纲纪,又融入气本论的基本立场,阐明报本反始、幽明一理之意蕴,“礼”始终是船山祭祀观的核心。船山希冀通过祭祀传达出一个真正的儒者所应该具备的价值追求,那就是既要践行礼乐之规定,达成仁孝的目标,又要关怀天地之大化,参悟幽明之真谛,实现豁达的人生境界。     

船山生死观与诗歌创作

“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船山自画像气势磅礴地表达出“生要有意义，死要有价值”这一中国千年传统生死观。船山生死观可以解构成“恐惧死亡——正视死亡——解构死亡——超越死亡”这一模式来概述其精神实质。这一哲学观点给其诗歌创作以深刻影响。本文尝试从艺术创作主体的角度探讨死亡意识给船山诗歌创作带来的深刻影响，以及船山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对于生死的深刻理解和审美超越。     

王船山的“体”概念——对宋明道学“道体”论的重构

宋明道学的“道体”被认为是与“今所谓本体意同”的真正本体论。程颐始以“道体”来解释“子在川上曰”,并以“与道为体”论述“道体”,朱子认为其“体”字为“体质”义,而非体用之体,即非体用论意义上与“用”相对的“本体”义。与此相应,朱子认为《中庸》“体物不遗”的体物也不过是“物之体”的意思。王船山延续了程朱的道体论,亦强调“体”即形体义。然船山基于其气学立场,认为道体无非是道之体,强调“道体自流行于天下”这一宇宙论形态的道体流行观。对船山而言,道之体即阴阳,也就是阴阳为道之体,故道与阴阳(器)构成了世界的整体结构。然而道与器并非分属形上形下,亦非两种“异体”,相反,道器构成“交与为体”的一体关系。重要的是,在道器结构中,器为基体,道为属性,因而只可说“道者器之道”,却不能说器者“道之器”。这是由于世界的实在性唯在于“器”,故曰“天下惟器”。总之,船山哲学通过对宋明道学“道体”论的重新诠释,建构了“形形皆有”“体用胥有”的气实在论,而这一理论特质印证了张岱年所说的中国哲学本体论肯定“万有众象同属实在”的论断。     

论船山晚年的民族观

<正> 王船山晚年的民族观到底怎样?船山晚年对清朝政府的态度到底怎样?本文就此发表几点看法。宫哲兵同志在《试论王船山晚年民族观的变化》一文中提出:“在船山‘夷夏之防论’中,民族自强自卫的思想是其积极的内容,大汉族主义思想与种族主义偏见是其消极成分,这种消极成分在他早年表现得很突出,而在其晚年已不再占主导地位。”意谓船山的民族观,在晚年有本质的变化,因而“晚年对清朝政府的态度有所改变”。特别在文章的结尾,宫哲兵同志更作出结论:船山“能顺应历史潮流,把早年汉族的爱国主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

宋代政治架构 ,一言蔽之 ,即“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这是理解与认识宋代官僚政治体系的关键。皇权、相权、台谏之权 ,构成宋代中央政府中的三角 ,三者互相限制 ,又互相倚恃 ,形成“共治”架构。宋初完善法制 ,提倡依法办事 ,奠定了“共治”架构的稳定基础。而中唐以来社会思想的发展 ,为“共治”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有宋一代 ,最能体现“共治”架构的 ,是宋仁宗朝 ,故有“庆历之治”的美誉。剖析宋仁朝政治 ,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共治”架构。     

王船山论桓温和刘裕

<正> 历来的封建史学家和理学家,无不贬斥桓温和刘裕为破坏“君臣之义”的“名教罪人”、王船山却能以比较客观的态度对他们进行评价,一方面责其有乖彝伦,另一方面在谴责桓、刘时却盛赞其不可抹煞的维护民族利益的历史功绩。透过船山对桓、刘的这些论述,我们不仅可以窥见船山史学思想的进步性,而且可以更清楚地把握这位伟大思想家的民族观。     

船山遗墨小记

<正> “密云松劲干,凉雨竹窗秋”(见封二照片),这是一副长120cm、宽30cm的楹联拓片。观其书法艺术“古朴遒劲、流水行云”,足可称为上乘之作;查其款署而农、王夫之、姜斋,不难得知是世所公认的大哲学家、文学家王船山的遗墨。再从被人尊为“刘浏阳”的蔚庐人熙氏在联旁写的字:“船山先生之在湘南,犹水有洞庭,山有衡岳。吉光片羽,偶落人间,皆足宝贵……”来看,又可见刘人熙亟力倡创船山学社,推介船山学说,崇仰船山的殷切之情。且人熙之于书法,也是湖湘巨擘通家,几行行楷,落笔联旁,不仅相映成趣,而且也是今日难得的墨宝。此楹联历今将三百载,留得此名人名笔,亦属稀有文物。     

船山诗学形成的个人语境述论

王船山的诗学体系有一个逻辑起点，即“诗道性情”，这是船山对诗的基本看法。“诗道性情”虽不是船山的首创，但船山对这个命题给予了具有总结意义的阐释。船山重申“诗道性情”的诗学本体论，综合、继承和发展了古典诗学理论中的“言志缘情”的优秀传统，并力图以对“情”的肯定来纠宋诗之偏颇，以对“情”的规范来正李贽、公安末流以及竟陵派的鄙陋，以对“情”的“自得”和“身之所历、目之所见”的强调来补前后七子拟古主义的失误，以对“情”的本原（本真）和超越（升华）状态的追寻来实现“写通天尽人之怀”的艺术审美理想和人生人格…     

船山易学哲学体系简论

船山先生一生极为重视易学研究,其哲学思想之精髓也是通过易学来阐发的。船山易学主张＂以乾坤并建为宗,错综合一为象＂的易学原理观、＂四圣同揆、彖爻一致＂的《周易》文本观和解易方法、＂占学一理,占义不占利＂的易学占筮观以及＂象数相倚,穷理尽性＂的象数与义理统一观。船山又以其易学思想为基础建立了一个以＂絪缊而化生＂论为架构的哲学体系。＂絪缊论＂是船山哲学的本体论,＂化生论＂反映了一种＂天地之化日新＂的积极乐观的发展观。     

萧莲父船山学研究的“内在理路”浅探

萧莛父船山学研究主动继承了侯外庐马克思主义船山学研究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拓展。萧莛父对侯外庐的马克思主义船山学研究既有继承,也有拓展。“继承”体现在主动选择以马克思主义来研究船山的共同路径,以及对船山思想具有启蒙性质的共同判定。“拓展”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船山学研究的叙述术语、体系构建、内容扩展等方面的深化,以及对现当代新儒家的船山学研究和以西方思想研究船山的不同模式有所注意和肯定。萧莛父船山学研究存在着“思想的内在理路”,一方面发掘船山思想的逻辑范畴,以构建船山哲学体系之网;另一方面厘清船山思想与宋明理学的关系,将船山思想纳入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旨在从中国自身的思想上找到启蒙精神的内在性根芽和根据。     

王船山对饶双峰《孟子》说的批评与接受

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对朱子再传饶双峰的《孟子》说加以深度剖析,从解经方法上严厉批评饶双峰过于分析的区别法“自误误人不小”,简直是“石田中求罅隙”;在理气观上,船山倡导理气不相离、理势不可截然分的理气相因观;在人心论上,船山严格辨析真心、本心与佛老之别,对双峰以人心为仁之解极表赞赏;在仁与礼乐、仁与不仁、孝与义等问题上,船山提出新的看法,批评双峰“谕父母于道”说违背了孝道精神。船山对双峰的反思与接受,表明船山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建立在对朱子后学继承与批判之上,朱子后学构成船山思想的重要来源,显示出船山学的朱学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