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简体字

在政治更迭、文化变迁的大叙事中,小小的文字变化最能体现大时代的风貌。古有始皇帝威权下的书同文,今有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旨在汉字拉丁化的文字简化运动。简化字与繁体字争议的背后,是政治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交锋,或者说是中华历史文化断裂与传承的别一选择。周清泉先生关于汉字简化方案实施中的管见,因于当时话语权被肆意剥夺而无处表达,本刊编发该文,一是提供关于汉字简化的反思与总结,二是彰显学人发表独立见解的历史进步。     

关于汉字简化规范化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关于汉字简化规范化的历史回顾与思考邓雪琴汉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使用人口最多的文字。在汉字漫长的发展岁月中，既有繁化、分化现象，也有简化、规范化现象，但总的趋势是简化、规范化。数千年不断地简化、规范化，使汉字的面貌发生了全新的变化，楷书不同于甲骨文，...     

文字与文化的“认同”及传统文字学的“文化认同法”

本文用“文化认同”来描写汉字与汉民族文化的一定关系。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形式,因而文字与文化的认同,实际是民族文化内部结构因素之间的认同。汉字是在民族文化的广阔背景下进行的,每个汉字都成为了一定文化的“镜象”。从文字学的角度看,“文化认同法”就是从文化的视觉,客观、准确、历史地释读每个字的文化镜象,并在民族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描绘文字产生发展的轨迹。因而“文化认同法”应成为文字学的基本方法。由于文化认同法有主观客观、历史非历史之别,故文字学中出现了一字数解现象,这就需要我们去仔细甄别。     

文化主体视角下的现代汉字简化与传统文化传承

无论历史上的汉字简化还是现代汉字简化,都和传统文化传承没有必然联系,汉字简化的影响更多地存在于文化主体身上,笔画的减少仅仅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汉字使用主体的识字能力、写字速度和文字感受能力。汉字作为传统文化,其主体存在精英和大众的区别,通过字形直接还原文化只是少数文化精英的诉求。对汉字进行变革、简化和整理是主体作为使用者的要求,也是部分精英主体的本性要求。传统文化能否直接通过汉字顺利传承,关键在于主体的语言文字知识素养,和文字形体自身没有必要的关联。繁体字最终极的文化意义在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汉字使用者的文字感受能力,但和古文字相比,这种功用又是微乎其微的。     

论汉字的规范化

汉字有几千年悠久的历史,它为汉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劳;汉字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字,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必将继续发挥它的积极作用,直至汉字拼音化。汉字经过多次改革,尤其经过几次简化和异体字的整理,现在使用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但由于一部分汉字,该简化而没简化,该规范而没规范,所以往往出现混乱现     

论敦煌碑铭简化字的使用

汉字简化是汉字发展史上的重要现象,现代简化字即现行汉字,有许多都是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历史上的简体字。敦煌碑铭写本中使用的文字简体较多,是对现行汉字追本溯源的第一手用字材料。这些简化字很好地记录和保存了汉字在这一时期简化过程中的具体状态,其中的半繁半简过渡字体尤为值得注意,这些字体多不见于字书,仅见于这些碑铭抄本,如“贤”“闢”“（门俞）”“与”等。通过研究敦煌碑铭中的简化字,可以探知当时的实际用字情况,更好地了解汉字的发展演变轨迹。     

简化字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评朱大可《文化复苏当从汉字起步》

朱大可在《文化复兴当从汉字起步》一文中对简化字提出了许多批评，认为简化字妨碍了中国文化复兴。本文从学术上回答了朱文的批评，指出简化字不仅不妨碍文化复兴，而是有利于文化复兴。近年来有些人常以“亲不见，爱无心”为例批评简化字丧失了汉字的表意性，本文指出简化使汉字变得易学便用，在简化的过程中有时不得不牺牲一些表意性，这样做也是值得的。汉字简化利大于弊，汉字简化的方向应该坚持。     

从中国传统文化看汉字的起源与发展

汉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其本身凝聚着传统文化的意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整体思维方式、“意象”结构、天人合一”精神）制约和决定汉字的起源和发展。原始初民头脑中反映和创造出来的“意象”转化为具体的形式就是最初的文字。现行汉字与古汉字是一脉相承的，汉字发展至今符号的基本类型没有改变。在汉字的未来发展中，将在传统文化的“意象”结构上呈现出一种螺旋上升式的回归。     

应该建立科学的汉字学(一)——评《汉字形体学》

在蒋善国先生著的《汉字形体学》一书的自序和内容中说,这本书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汉字形体演变”的,是企图给汉字简化提供历史上和理论上的依据的。这是非常值得欢迎的。因为精简汉字也好,汉字改革也好,它们既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迫切需要,也是汉字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没有汉字历史、汉字发展规律的研究就     

浅析当前社会用字取向“繁化”的原因

“由繁到简、由难到易”,这是汉字发展的总趋势,然而,近些年来,繁体字的使用逐渐增多。本文从多方面探讨了当前社会用字繁化的原因,提出了文字的历史发展趋势是从繁趋简,加速汉字的简化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随着国家省语委对各地“城市语文评估”工作的开展,这种现象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     

海外华人文学与“承认的政治”

在为少数或弱势群体争取文化和政治权力的斗争中，在构建一种更加宽容多元的文化结构中，“承认的政治”和“少数话语”两种理论立场和论述策略存在对话、互补和辩证的空间。对于弱势／少数族裔文学而言，认同与承认无疑是一场永恒持续的奋斗。实现多元族群、多元文化之间真正的宽容、多元、平等和相互承认，人文知识分子需要更积极的文化参与和政治参与，需要进行不断的“文化抗争”和“文化协商”。海外华人文学的历史即是一部华裔知识分子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展开“文化抗争”和“文化协商”的发展史。     

新中国华侨参政议政问题探讨

新中国政府承袭民国时期华侨参政的传统,尊重和保障华侨的参政议政权。但与此同时,新中国华侨参政议政权的维护和实现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和演变的过程。近年来,华侨可以＂列席＂各级政协会议,这是对华侨参政制度的有益探索。     

纪伯伦民族文化身份论析

国内学界多将纪伯伦的精神文化立场定位为"民族主义者",或指称他的创作思想以及诗作内容中均内涵和外化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我们考察纪伯伦的全部创作、旅美生涯以及在政治领域的主要表现,通过对其占据主导性的文化倾向、意识形态立场加以分析,判定该诗人文化身份定位的基本面并不是纯然的民族主义者。有关纪伯伦民族主义者身份的认定,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人们对纪伯伦作品的误读,以及由这种误读衍生出来的判断错位。     

资本主义精神、创业精神与中国企业家精神重塑路径

文章探讨了马克斯·韦伯“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与实质,分析了创业精神的维度与作用,探讨了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内涵。中国企业家精神应是以“合法赚钱”为手段、以社会发展和人类福祉为目的。文章分析了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内圣外王”文化特质与西方资本主义“天职观”精神相协调、相统一的逻辑辩证关系思想,提出了中国企业家精神重塑的路径选择。     

一样的宪法,不一样的政治--《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之分析

对陈端洪的《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一文的分析和解释。在陈文中,宝贵的实证主义立场与令人费解的神秘化倾向相互交织,引发了学界不少的批评或误解。首先批评了该文的神秘化倾向,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作为制宪权的主体""立宪时刻是神圣时刻"和"民主与专政也辩证地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之类的模糊费解的表述,然后努力穿透该文的一些貌似不一致的表述,以理解其政治宪法主义。陈文的贡献是解释宪法生动的政治内涵,探明宪法不能司法化的实质原因,指出中国宪治道路的特色。陈端洪强调"政治本身就是宪法",但这不表明他认为一切政治行为都是合宪的,它只表明,陈端洪认为作为宪法内容的某种意志的落实和更新是政治性的。其所谓的五大根本法是对宪法现实的理论描述。这种描述服务于某种规范目的,但并不必然代表作者本人的规范立场。在陈的政治宪法主义中,"政治的"是力量的,政治宪法主义呼吁新的社会动力以推动目前的政治体制的硬球,并要求把这种新动力传输到体制内部,把它转化为内部常规要素;"政治的"是结构的,政治宪法主义要用新的政治结构来确保权力的责任。     

李欧梵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及其文学史意义

李欧梵发掘“颓废”的现代美学和文化意义,建构起“颓废”文学史,审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这可视为80、90年代重写文学史热潮下的“现代性”研究的重要一元,促成了文学史研究范式由社会政治研究范式向文化现代化研究范式转换,其中所折射出来的文学史研究的立场和标准问题,在当下学者对“重写文学史”予以重新审视的思潮下,值得我们思考。     

“易道”精神下的班固儒学史及文化批评

《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对立统一精神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批评标准。班固以"易道"的中庸世界观,追溯先秦原儒的"致学"精神,对汉代儒学向政治意识形态的片面转向给以批评。班固既追求儒学学术的"真",又关注它对历史现实之"善"的作用发挥。他在"乾坤合德"的世界观与历史观的原则下,以真与善、学术与政治、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作为儒学乃至文化创造的最高理想。班固从易学精神出发的儒学史观念表现了他全面、开放、独立的文化规律认识。     

对毛泽东有关三民主义评论的文化解读——纪念孙中山诞辰142周年

毛泽东有关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的评论内涵丰富，仅将其视为政治斗争的需要失之简单。它的历史文化基因是中国儒家的“大同”文化传统，而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毛泽东这方面的思想既体现了他的民族文化传统的认同意识，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意识。这充分表明，毛泽东确实堪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的思想对社会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论檀道鸾的文学“三元(源)”论

在专记东晋中、晚期编年史的《续晋阳秋》中,檀道鸾将文学作为独立学科加以置评。他率先把"独尊"的儒学经典《诗经》与楚辞、前秦百家之言并列,提出了中国文学"体则《诗》《骚》,傍综百家"的"三元"论,并以此"三元"标准评论汉代"赋颂"、建安诗歌和西晋末年诗作。在评价两晋文学时,檀道鸾强调"庄、老"影响下产生的玄学及"玄胜之谈"对两晋道佛文学流变的重要影响。檀道鸾的文学流变史观,显现了南北分裂时期学思活跃、文人反思文化历史、重新界定文学源头的历史现实以及檀氏所历地域文化、家风传统、个人倾向互动等对其文史评论的影响。檀道鸾文学评论的自觉观点,是西晋虞挚的《文章流别论》,与南朝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文学评论之间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