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哲学的中国哲学

在不同于"技"、"器"层面的追问、以区别于器物之知的方式把握世界等方面,中国的"性道之学"与跨越知识界限的智慧之思具有一致的内涵。尽管在具体表述上,中国谈"性道之学",西方讲philosophy,但两者的实际指向则并无根本不同:"性道之学"与哲学,都是智慧之思,其实质的内涵彼此相通。从形式层面看,哲学离不开概念的运用,其中既关乎概念的构造,也包括概念的分析。同样,性道之学也涉及名言的生成和名言的辨析。魏晋时期进一步提出辨名析理,"析理"以性道为内容,"辨名"则关乎名言(概念)的分析,由此,性道之学与名言(概念)之间的关联得到了更自觉的肯定。从"哲学何为"这一层面看,中国的"性道之学"对智慧之思所具有的规范意义和引导意义,也给予了自觉的关注。就以上方面而言,中国的"性道之学"显然包含着哲学的内涵,属于实质意义上的哲学。     

冯友兰视界中的子学、经学与新子学

冯友兰所谓的子学乃是指先秦汉初诸子之学。子学的建构"以我为主"、无所"依傍",是"创构"。冯友兰所谓的经学指的是从汉代到清代整个中国封建专制时期的哲学。经学的建构"以我为辅"、"依傍"于"经",是"重构"。按照冯友兰关于"经""子"关系的论述,应该是有"子"才有"经","经"只能是"子"的著作,可是,冯友兰所谓的"经"除却"子"的著作外,还包括儒家的"经"以及中国佛学家所注解、诠释的来自古印度的佛经。冯友兰认为中国新的哲学的诞生标志着"贞下起元",意味着"重新开始",像子学一样"创构"新哲学。这么说,这种新的哲学应该就是新的子学也即"新子学"。     

“哲学”:汉字文化圈创译学科名目的范例

自16世纪末叶以降,Philosophy即传入东亚文化圈,欧洲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相结合,将其音译为"斐禄所费亚",又意译为"学文"、"理学"、"性学"、"爱知学",然播传不广。19世纪中叶以降,随着"西学东渐"的纵深发展,作为形上之学的Philosophy更受重视,日本启蒙学者西周将其意译为"哲学",并于清末民初传入中国,逐渐定型为一个学科名目。"哲学"经历了中—西—日文化的互动,达成概念的涵化,是汉字文化圈创译学科名目的范例。     

略论北宋“义理之学”的两个取向

北宋新儒学从本质上说是"义理之学",而北宋"义理之学"的发展一开始就表现出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取向,那就是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和心性、性理取向的义理之学.在北宋时期,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是占主流的.后来,由于政治改革的挫折、儒学经世论方面的学术资源的相对不足、排斥佛道思想的需要等方面的原因,注重心性的义理之学逐渐占据了上风,最终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北宋士人的政治诉求及其文学映象

北宋士人由于特殊的社会境遇而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主人翁意识。由这种社会责任感与主人翁意识凝聚而成的强烈政治诉求,成为他们在各方面积极进取的强大心理动因。在话语建构方面,北宋士人有着极为突出的成绩,然考其原因,实可视为这种政治诉求之显现。在学术方面,"义理之学"、"心性之学"的勃兴,在文学方面,"以意为主"、"以理为主"的主张,以及"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点,均与这种强烈的政治诉求密切相关。     

"尊德性"还是"道问学"?——以学术本体为视角

"尊德性"、"道问学"之说源于<礼记·中庸>.就"尊德性"而言,它首先是指一种关乎伦理道德的"践履性"说教;同时,"尊德性"必然地、内在地规定了"尊德性"之"学"的形上思辨的哲学发展路向.就"道问学"而言,其初旨也带有强烈的实用性、践履性;道问学通过读"经"而"明道",其内在规定性指向考据实学.以学术本体为视角,"尊德性"就是"道问学","遒问学"就是"尊德性".前者是说尊德性所涉对于诸"哲学"问题的探讨,其本身是一种"学";后者一方面是指学者一秉其"良知"而治学,另一方面则是取尊德性的"价值评判"之特质而正面肯定"道问学".     

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及其思想史意义

<中庸>中的"尊德性而道问学"是中国哲学"为学之方"的经典表述,以后的朱陆之辩在语言学上实际上是出于对"而"字解读的不同.从义理上看,则是自孟子、荀子以来在认识论上"先验论"和"经验论"的分野,也和自张载以来知识论上的"德性之知"和"见闻之知"相关,这种为学工夫论之争也是以朱熹和陆九渊为代表的哲学本体论分歧在方法论上的反映.但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本质上讲是一致的,不是本末之争而是孰先孰后孰重孰轻之争.关键在于二者所理解的知识仍是"道德知识",最终都仍是落在修身成圣这一目标上,这也和中国哲学德性至上的大传统相符.     

新子学时代

当代中国哲学的建设是中国文化复兴的重心和关键.在思想权威受到质疑的时代,诉诸经典已经不再有独力担负重塑价值基础的责任的可能.从根本原理出发的再思考不得不面对"子学时代"曾经的思想状况:所有的思想者都必须将自我辩护的意识内化到写作和思考当中.先秦时期儒、墨之间的思想辩论与先秦名辩思潮有关,名辩之学对诸子时代的哲学家影响深刻.怀疑的精神氛围也是当代中国哲学的基本处境,这决定了解决时代的价值危机和精神危机所需达到的根源性深度."新子学时代"既是对当代中国思想处境的理解,也是对未来中国哲学的可能形态的期许.     

革命年代的心化美学——简论中国现代美学Ⅰ及其传统渊源

从长时段视野看,中国现代美学可以20世纪80年代为转折点,分化出两个不同的美学时段,即中国现代美学Ⅰ和中国现代美学Ⅱ.中国现代美学Ⅰ是社会革命年代的美学理论,主要体现出心灵或精神因素的主导,具有心化美学特质,属于中国现代社会革命时段的审美认知与实践论美学.这种社会革命的显著特征表现为,属于一种从转变现存政治秩序的"小革命"最终走向改变现存社会与文化秩序的"大革命",其深层资源却来自中国古典哲学固有的心化传统,而这种心化传统恰恰又是中国现代文学及文化革命的对象,由此形成革命资源与革命对象相同一的"吊诡".导源于以中国古代儒家为代表的心化传统的现代心化美学,宁愿为了艺术的审美认知价值与社会实践价值而悬置起实际的物质生活层面,从而集中供奉精神生活层面,并以"精神变物质"为深层美学信念.从希望中国出现"世界性大思想家"这一"李泽厚之盼",可集中见出这种心化传统在现代的强势存在.     

形而上学元意识:一种需要反思的哲学意识

形而上学是传统哲学的核心,贯穿于其中的基本的哲学意识是一种"元意识".在形而上学的"元意识"中,包含着它对于人的理想形象的设定.以这种设定与信念为基础,必然导致人的生命存在的抽象化.本文着重讨论了形而上学"元意识"把"个人之善"与"社会之善"内在统一起来这一深层信念,分析了它所存在的内在困境,指出丛须超越这一信念,才能既保证"个人自由",同时又保证"公共之善".     

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

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虽然只是答顾东桥书的最后一部分,但与答顾东桥书的前面部分主要针对顾东桥的具体疑问相比,具有论根本的意义,相对独立的意义。正惟如此,王阳明死后其弟子后学把这段文字独立出来命名为《拔本塞源论》,这使得此篇在理学史和思想史上享有了特殊地位。王阳明所说的拔本塞源,主要是就"私己之欲"、"功利之毒"而发的,而正确的拔本塞源的方法在他看来就是真正的、没有受到曲解的圣人之学。在他看来要学圣人之学,必须要了解圣人之心,圣人之教。圣人之心就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圣人之教就是推广"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来克除人的私心,去掉其蒙蔽,恢复人们的本心。王阳明接着论述了安分勤业的思想,特别批判了春秋战国的"霸术"和主张法术势的法家,他认为霸术和法家是功利之学的主要代表。他特别对这些学习者出仕任官后出于功利之心、不能安分守责的现象作了描述和分析,针对当世大夫的官场风气与学风,在他看来,士大夫风气充满了私智和功利,已经成了败坏社会的主要痼症。王阳明的这篇文字,对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建国实践,对当代干部官员的道德修身,以及对广大社会的人生提升,仍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     

艾思奇早期思想的三种生命姿态

艾思奇以<大众哲学>享誉海内外.近年来对艾思奇思想的研究在不断拓展和深化.艾思奇早期思想的来源就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因其早期思想是源于时代精神和社会历史事件中蕴藏着的价值诉求.纵观艾思奇早期活动及其理论成果就会发现,他既是"革命之子",也是"五四之子",还是"启蒙之子".这3种精神共同构成了他早期的生命姿态和思想来源.     

近代西方正义理论视阈下儒家“义”德的政治哲学解读

儒学"五常""四端"说,皆以"义"为核心范畴之一。"正义"自古以来就是西方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正义表现为关涉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交往关系之间的一种美德;同时也是实现社会公正与和谐秩序的原则、规范和体制。儒学讲"内圣外王",大体而言,"内圣"是道德哲学的谱系;"外王"则是政治哲学。就儒学"内圣"体系、内圣开外王的路径而言,"义"是"仁"的道德实践;而就儒学"外王"体系而言,"义"表征为"仪",即"礼",人行"义"而"仪",以实现和维持和谐公正的社会秩序,主要表现为对社会正义的遵行和对非正义行为的规诫和惩罚,即矫正正义的实施。"义"作为正义的原则,该原则自身是否合乎正义?儒家性善论和儒家天命论为此提供了合法性证明。     

船山“研几”之学的哲学品格

"研几"是船山哲学的重要内容.考量船山的"研几"理论,从儒家哲学立场来看,它既来自于传统,又超拔于传统."研几"之学,也奠定了船山哲学优秀的特定向度,至少在成人之道上.     

龙场悟良知 养性在践履——论阳明学的核心与性质

学术界普遍认为:龙场悟道是悟到了"心即理","心即理"是阳明学的核心,这是理论思维的结果.深入考察龙场悟道这一史实,龙场悟道既不是理论思维的结果,也不是悟到了"心即理",而是悟到了良知.在此基础上,可以说阳明学的性质是德性之学,而非如西方哲学一样的智性之学.     

从社会科学拯救历史——关于历史学学科特质的再思考

和社会科学相比,历史学的学科特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作为一门时间之学,历史学要研究的是时间维度上的异邦,需要通过设身处地的方式进入过去、再现过去;作为一门叙事之学,历史学需要借助短时段的事件去探寻和描述中时段、长时段的局势和结构;作为一门人文之学,历史学关注具体的、个别的事物,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有独特的价值关怀和价值判断。近百年来的史学发展历程,经历了从政治史到社会史再到新文化史的不同阶段,也展现了历史学学科特质从离异到回归的变化轨迹。既要借鉴社会科学的优长之处,又须保持自身的学科特质和独立品格,这是今天历史学家面临的严峻挑战。     

古典儒家“为己之学”及其当代价值

古典儒家重"己",有"知己"、"为己"、"修己"、"立己"、"克己"、"行己"、"成己"等说,极言吾人道德与人性上的自觉自为,自立自强,实有一整套安身立命,修己安人,内圣外王,人文化成的生命的学问。这种生命的学问,因其核心和要领在于自我的道德觉悟与修为,依孔子"古之学者为己"之言,可谓之"为己之学"。古典儒家"为己之学"与当今流行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自有天壤之别,恰是对后者之反对、克服与超越。当此文化生态急需廓清与更新之际,古典儒家"为己之学"尤有其至关重要的道德教育意蕴,值得我们悉心体会、批判继承、着力弘扬。     

孔子的道德修养论作为"为已之学"的意义

从道德教育的角度研究《论语》中孔子的思想,可以将其解析为政治、道德的社会教化("礼")和关于个体人格完善的修养("仁")两个层面.孔子重视"为已之学",但他更强调"仁"与"礼"的统一,人格完善之修养的起始点和落脚点是由"礼"来规定的.不应单纯地就"为已之学"的层面理解孔子的"意图"并确认孔子思想的意义的"惟一性".     

老子"人之道"是求强示弱的实践哲学

老子求强示弱的实践哲学是建立在"道法自然"基础上的"人之道",是对"天之道"的应用,对于治国者来论就是"君之道".     

叙述学有“经典”与“后经典”之分吗?

国内外叙述学界有些学者把叙述学分为"经典叙述学"和"后经典叙述学"。这种分法是没有学理依据的。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叙述学从诞生直至今日,始终是在结构主义的框架内构建和发展的。从考察"后经典叙述学"相关论点入手,运用结构主义的一些基本理念,可以从三个方面讨论"经典叙述学"和"后经典叙述学"分类的不合理性:梳理"经典"与"后经典"说的主要观点,可见这种区分的不合理;从结构主义的基本理念来看这种区分的非合理性;辨析赫尔曼提出的"经典叙述学"的四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