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视角下的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研究

农民以革命方式参与政治的动力,来自乡村社会的阶级冲突、革命政党的动员和组织、农民个体的理性选择、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通过投身群众运动、参加政治组织、谋求政治地位、监控基层精英、提供物质资源等方式,农民群众为革命政党和革命政权提供了关键性的支持性输入,使革命政治系统的正常运转成为可能。     

土改与参军:理性选择视角的历史考察

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负载着为赢得战争胜利而动员民众、汲取资源的政治使命.土地改革的资源再分配,在共产党与农民之间确立了一种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关系;拥军优属的选择性激励,克服了集体行动的"搭便车"困境;各种微观动员技术的运用,消除了动员参军过程的具体障碍.由此,共产党不仅成功获取了战争所需的人力资源,而且将广大农民整合到国家权力体系中来,顺利实现了乡村治理的目标.     

华北"土改"运动中的贫农团

在华北土地改革运动中,贫农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由于贫雇农在党的阶级等级序列中的至上地位,贫农团成为“土改”期间村庄社区的最高权力组织;由于贫雇农内部的等级区分和利益争夺,贫农团又形成了狭隘、封闭的权力性格,成为村庄秩序和道德的破坏力量,并促使“土改”领导者对其加以限制和取消,贫农团也因此最终退出村庄政治舞台。     

不对等的博弈:土改中的基层政治精英

本文以山东、河北等省的土改运动为例,探讨了群众运动中基层政治精英的独特处境和行为特征.土改期间,基层政治精英并未完全成为国家的忠实代理人,而是在社会人、理性人的角色指引下与国家权力进行博弈,以维护村社利益或追逐个人私利.另一方面,乡村民众的介入改变了国家与基层精英的力量对比和博弈格局,致使基层精英既内在于又外在于国家权力体系,处于明显的权责分离状态,这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谋求私利和"去政治化"的离心倾向.     

运动式治理:一项关于土改的政治学分析

抗战结束后解放区的土地制度变革,大多经历了减租减息、反奸清算、土地改革、土改复查、平分土地、结束土改等不同名目的群众运动。从土地分配的平均程度来看,这些运动并未构成一个层层深入的渐进过程,而是具有相似的程序和内容、呈现出相似的运作特征,历次运动均包含着资源再分配、权力调整、精英监控、民众动员等要素,这彰显了一种与常规行政渠道不同的运动式治理模式。借助接连不断的群众运动,党和国家可以迅速有效地实现乡村民众动员和乡村社会治理的目标,但这种动员和治理却难以纳入常规化、制度化的轨道,从而在社会变革的动力与社会运行的常态之间,形成了难以消解的矛盾。     

工作队:一种国家权力的非常规运作机制——以华北土改运动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作为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新型中介机制和国家权力的非常规运作机制,工作队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工作队的介入改变了村庄社区的权力结构,重塑了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帮助党和国家实现了民众动员、精英监控、乡村治理的目标.但是,这种做法又破坏了科层化党政机构的日常运作,增加了国家的统治成本,从而使运动式乡村治理模式难以长期维系.     

政策运作的辩证逻辑——战后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演变与执行

抗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演变与执行,体现了政策运作中延续与变迁、表达与实践、温和与激进、上级与下级间的辩证逻辑。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演变的前后阶段往往呈现出相互交叠的特征,政策制定者也会根据不同情形而分别强调政策的"变"与"不变";政策执行可能偏离政策规定,政策目标与政策宣传可能背道而驰,政策制定者也可能有意利用政策执行之偏差;温和意味着团结和秩序,激进意味着斗争和活力,政策的温和与激进既是客观形势之后果,也与政策制定者的主观选择密切相关;政策执行者并非同质性的整体,上下级之间在政策演变和执行中不断互动,其间既有命令与服从,也有批评与抵制、推诿与抗拒。     

个体记忆何以可能:建构论之反思

由于集体记忆/社会记忆研究的兴起和"建构论"话语霸权的形成,个体记忆的自主性乃至可能性成了一个需要论辩的问题。记忆的真正主体只能是个人,集体记忆则是一个隐喻的概念,须以个体记忆为载体方能存在和传承。集体记忆抹杀了记忆鲜活、质感、多元的本真特质,需要个体记忆来进行平衡。借助个体记忆及其负载的情感和意义,普通人可以对集体记忆、公共记忆进行"微抵制",获得"微自由"。记忆研究应该超越"建构论"的束缚,致力于寻绎、理解、阐释记忆之于不同群体和个人的多元意义及其互动关系。     

中国革命中的乡村动员:一项政治史的考察

中国革命得以成功,关键在于中共强大而有效的民众动员能力.从抗战到内战,中共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采用了不同的动员策略.抗战时期主要是以抗日救亡激发农民的民族情感、以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满足农民的利益诉求、以群众路线提升农民的政治参与;内战时期主要是以土地改革进行利益导向的动员、以阶级划分进行身份导向的动员、以诉苦清算进行情感导向的动员.整个革命年代,中共乡村动员又呈现出超越不同阶段的延续性特征.无论抗战还是内战,中共乡村动员都以获取农民的参与性支持、认同性支持和物质性支持为基本目标;为实现此目标,又总是以利益之满足、身份之建构、情感之唤起作为基本的动员手段.     

阶级划分的政治功能——一项关于"土改"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本文从政治社会学视角出发,以华北"土改"运动为中心,探讨了中国新民主义革命进程中阶级划分的政治功能.这种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乡村社会关系进行了实质性重构,即以阶级关系统摄各种社会关系,将其纳入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框架;二是通过对乡村社会成员的重新命名和归类,确立了一种新型的政治等级秩序;三是治理和被治理技术的发明,既借助阶级隔离术和阶级融合术实现了乡村社会的治理目标,又通过阶级身份和阶级意识的建构促使农民自觉融入了党和国家的治理轨道.